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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在去世的两三年前皈依了基督教，虽然我本人并不信教，但是我很羡慕那些能有精神上追求信仰的人。他给我们很多人都发了Email，表示忏悔，表示他心灵上的宁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不必过分的悲痛，我们应该为他平静的离去而感到欣慰。当然我们应该继承他精神上的激励，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研究继续推向前进。
卢锋（CCER）：我想纪念小凯先生，可能不止是CES的事情。我最早是在网上知道的，网上已经有很多的评论。我想很多读他的新兴古典理论的学生、社会青年，都会用他们的方式来纪念他。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小凯先生创造了一个特例或者记录，有一点像前两周在杭州纪念Gale Johnson教授这样一种情况。我们这次在外面开会就谈到这件事，对于国外的一个著名大学的教授去世以后，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非常资深高级的官员，还有很多国外的学者，还有很多和他有过交往的国内学者，自愿、自发的组织起来来讨论他对中国的贡献，这是一个现象，一个特例。我觉得小凯先生的过世可能也会创造这样一个记录。在国外作教授的，由于他的经历，由于他的学术上的贡献，由于他人品的感召力，能够在国内引起大家这样的一个关注，我觉得这是一个特例和记录。
我个人没有幸运和小凯有个人的交往，但是也有过一次很近距离的观察。小凯1996年在中心当过几个星期的访问学者，完了以后有一个很小的聚会，那个时候北大东门还没有拆掉，有一个小红嘴饭店。我们的学生和教员和他一起吃饭送他。吃完以后学生做一个游戏，只要小凯一个教员参加这个学生的游戏。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把一个椅子放在那儿，大家抢坐这个椅子。整个游戏下来，小凯居然是冠军，没有被淘汰。那时我第一次见到他，很年轻的，四十出头的样子。
去年我到哈佛去访问的时候，在一个会议上碰到一个美国的朋友，他曾经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过一年，他知道我是搞经济学的，就跟我谈了他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在普林斯顿读书，刚开始去的时候，不会说英文，每天在吃饭排队的时候就要找他学英文。后来说着说着我就知道他说的是杨小凯。过了大概一个月以后，这个美国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整理过去的文件时发现杨小凯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我跟他开玩笑说，杨小凯教授是中国最出名的经济学家，那封信应该好好留着，将来可能有文物的价值。虽然当时在开玩笑，但现在看来，这话不一定是无稽之谈了。
杨壮（北大国际MBA）：可能我是在场唯一和杨小凯一起上学的人。84年我去普林斯顿，当时杨小凯、于大海和李少民也在，李少民是社会系的，杨小凯、于大海是经济系的。我当时学的是公共政策，感到一无是处。而且当时人生地不熟，很多情况不清楚。第一年就着这么过去了。第二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也到经济系去上课，我们就是一个班的，有过很多接触。今天早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哭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杨小凯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这么一个人：就是一个相当有抱负，有理想，而且有个人自己的观点的人，而且从来不忌讳在别人面前阐述他的这些观点。当时听了他的经历以后首先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人的人格，人格很重要。他当时给人留下的印象不但有抱负，而且对很多事情，包括当时中国的政局、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方向都很有见解，这一点对我后来的发展也很有影响。另外，杨小凯也很平易近人，很多时候和我们在一块谈笑风生。有过很多趣事。因为他的年龄都比我们大一些，当他在一些学术问题上和我们讨论之后，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总能从他的嘴里听到很多笑话，尤其是生活的趣事。
当时我了解的就是他活得很自然，活得很潇洒。我们当时常说要天人合一，他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他是一种精神与灵魂。精神与灵魂对大家的影响主要是一个人，不管你是经济学家也好，任何学家也好，怎么样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做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能够影响周围。这样的人不管活多少岁都会活到人们心中。
赵耀辉（CCER）：我跟杨小凯的交往非常少，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舍温•罗森请他去讲分工那篇文章，当然早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有成绩的人。真正和他接触是2000年在上海开CES的会，当时晚上大家在游船上聊过一些。当时的感觉他是一个非常可亲可敬的人，以前只是觉得他有那么多经历，只是远远的看着他。后来我到NBER访问时到哈佛把写他经历得那本书借出来，读了之后我对他特别的敬仰。他忏悔的那封信我也见到了。后来听到他生病，对他的健康状况我也非常关心。现在他走了，希望大家都好好的照顾自己。
夏业良（北大经济学院）：我是小凯教授的学生辈，虽然没有直接做过他的学生，但是我在复旦读博士的时候他曾经在复旦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复旦经济学院安排我具体负责接待他。我有很多机会和他单独讨论，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那时候我感觉到杨小凯是一个大彻大悟、宠辱不惊的人，对他怎么赞誉他都不是怎么样感到得意，对他批评他也不会变脸感觉挂不住。给我感觉他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但可以面对也可以交流的。没有别人在场就没有什么顾忌，我们有很多小的争论。我觉得在学术勇气上他能做到藐视一切，所以有人说他有傲骨。但是在待人接物方面，他又非常有礼貌。当时在复旦大学陆德明教授老是讲后发优势，他就心平气和的听人家讲后发优势，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说后发也有劣势。后来进一步的阐发，他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讲后发劣势。2001年我在乔治•梅森大学拜访布坎南先生的时候，他当时讲了这么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你们有一个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我说是谁？他说是杨小凯。布坎南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说他在经济学上的贡献可能是要很多年以后人们才能认识到。这是布坎南的原话。有一次在线访谈，我当时一直在经济中心机房陪同他完成了在线访谈的整个过程。网上各种问题都有，涉及到政治制度、宪政等。当时就谈到对何清涟的评价，我注意到他的态度是非常平和的，他没有说他赞赏何清涟的全部观点，但他说了一点，《现代化的陷阱》这本书是一本有良心的书。当时这也给我一个警示，对一个人的评价一定要客观。
肖瑞（经济观察报社）：小凯的逝世让我们都非常悲伤。我认识杨小凯也是在浦东的香格里拉举办的留美经济学会2000年年会。他当时有一个观点让我觉得非常新鲜，他提醒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要沉醉于后发优势，而更要警惕后发劣势，当时这个观点报道出去以后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更让我受到震动的是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和他那种达观的人生态度。当时我就想，我要去采访那些在海外的华人经济学家，把他们的成就和经历记录下来，这个念头就是在那几天和杨小凯一路聊的时候产生的。后来经过两年多的时候，也有在座各位的协助，那本书叫做《理性的激情》后来就出版了，我就跟杨小凯讲，这本书相比起你们的人生经历和学识实在是太粗旷太朴素了，还需要对你们的东西作进一步的开采和挖掘，但是现在看来，我们干得确实是太慢了一点。我一直是一个相信因果相报的人，小凯这一走让我觉得挺迷茫的，这样一个历经曲折、率真、善良、热爱家庭、善待朋友的人，他这么快就走了，让我真是有点想不通的，只能说人生无常！也希望大家多多珍重。
李利明（经济观察报社）：我认识杨小凯教授是在1998年CES举办的社会保障国际研讨会上，此前已经就问他的大名但一直未能相见。记得当时我向他表达了敬仰之情表希望能够给他拍一张照片留念的时候，他主动说：那我们拍一张合影吧！一位大经济学家能够对一个年轻的记者如此平和让我很受感动。此后的几年我就有机会和他进行更多的交往和接触，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且陆陆续续的帮助他翻译了《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一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方法》的部分章节以及一些其他论文。
在2001年9月从李稻葵教授那里得知小凯教授患肺癌之后，我十分着急，除了给他发邮件进行慰问以外，还托人给他带去几包治疗肺癌的中药，盼望他能够朝日康复。每一次我给他发邮件的时候，都劝他要多休息，有什么事情就交给他的学生做，我也可以为他做一些事。2002年8月我和小凯教授通过一次两个多小时的越洋电话，在电话中我劝他要注意身体，珍重自己。2003年10月他去湖南大学讲课，我由于工作繁忙不能去长沙，就托一个同事带去我对他的问候，没有到此后不久他的病情就开始恶化，我也失去了再见他的机会。
三天前我梦到了杨小凯教授和我告别，当时我的感觉就非常不好，当我真的面对他离去的噩耗，还是感到无比哀痛。
廖建军：感谢经济中心组织这次怀念杨小凯的活动。我作为杨小凯的一个晚辈朋友，认识他是1999年我在沃顿读书的时候，当时他在哈佛访问，后来接触也就多了，开始读到他的论文，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
我觉得杨小凯有一点让我感受很深，就是他热爱生活。他热爱生活开始表现在对政治的激情上，他经历了很多坎坷，但他一直对社会有很大的激情，后来他把它转变在他的学术研究上，再后来表现在他经过一些感情经历，表现在对待家庭生活上，最后表现在他对宗教的热爱上。这对我生活也是有很大的启发。他也给我很多鼓励与勇气。在这里缅怀他，我也希望他早日安息。
施建淮（CCER）：对杨小凯教授很早就听说过，主要是从他传奇的经历，感觉他是一个须仰视才见的人物。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一直没有机会相识，对他的研究也了解不多。但是昨天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在海外这么有影响的一个学者，一般想象都是西装革履，意看到他的这张照片，非常震惊就是他的人格力量不是靠一种包装，一种外表的东西。听到大家介绍之后，和当时看到这幅照片之后的感受是一样的。我想几句话是不能表达我这种心情的，我只是想说我非常敬重他的为人，应该努力向他学习。
（李利明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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