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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当代西方政治中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对立面的“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除了个别左派人士，西方政学两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指涉范围局限于右翼政治当局，只是偶尔会提及个别与这些右翼政治有思想联系的经济学家。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西方世界的主流话语是社会民主主义，连美国这一自由资本主义的堡垒也受到具有强烈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余波的强大冲击。西方世界在这段时间内已被不同程度地改造为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由大多数穷人和少数富人组成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被打破了，代之而起的是以职业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新社会结构，产业工人成为人口的少数。 “福利国家”等社会民主主义的新成果有效地消灭了赤穷，而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共同富裕。 然而，社会民主主义的辉煌成就也给自身造成了一系列棘手的难题，而且在日益加速的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捉襟见肘、焦头烂额。 随着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而愈演愈烈的资本外流和产业空壳化，使本来就已严重的的就业压力雪上加霜；靠增加公共开支、增加货币发行量、扩大内需等措施来刺激经济和保证充分就业的政策已导致高通胀和高失业率交相为患的“滞胀”而难以为继；“福利国家”由于财政压力、广泛的滥用和人口老化等因素的侵蚀而春光难再；产业工人、特别是蓝领工人所占人口比例的急剧下降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选民人数）日渐消失。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右翼政治势力借机发难并大凑成效。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铁娘子”撒切尔和她的铁杆伙伴里根作为“克服福利国家危机”和“依附思想”的英雄登上政治舞台，在大西洋两岸遥相呼应，刮起一股强劲的旋风，横扫国家福利和工会力量。 社会民主主义节节败退，直到九十年代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及其理论家们提出进一步与自由主义妥协的“第三条道路”，才算稳住了阵脚。[6]
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末以来兴起的“ 新自由主义”，可以称为“市场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将市场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自由交易、个体合同等“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甚至于主张将“市场机制”应用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在实践中它不断将本就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减公费医疗、教育经费等公共开支和失业津贴等社会福利开支，维持低通胀率的紧缩财政，降低税率，削弱工会组织的势力以增强企业人事制度的“灵活性”，将市场机制引进公共服务领域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这些措施由于短期内带来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以及其政治对手社会民主党人往往对经济财政问题显得束手无策而获得颇为广泛的社会支持。但是，“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攻倒算也带来了一些严重后果，例如使贫困人口的生活进一步恶化、因激烈的竞争而毒化人际关系、因工会集体谈判能力的下降而在整体上削弱公民社会的力量、严重冲击公费教育及一些其它公共设施等。因而，新自由主义便理所当然地受到西方世界的左派、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抵制和批判。
那么，在今日中国大批特批“新自由主义” ，意义何在？说轻点是不得要领，往重处说是别有用心。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世界早就是高度成熟的市场经济，任由“新自由主义”继续发展，会危及“福利国家”这一人类历史的伟大成就，因而应该有批判的声音；中国则处于从指令经济、“权力经济”或“官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自由主义的基本平台尚未建立，“新自由主义”的“祸害”也还无从谈起。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严重问题，诸如结构性的贪污腐败和以权谋私、城乡失业人口已成汪洋大海、贫富悬殊鸿沟日益扩大和弱势群体的问题日趋严重、农村经济严重衰败、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不合情理、众多国有企业严重亏损而靠举债度日、国有资产以各种形式大规模流失、国有银行死帐呆帐高居不下随时都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等等，与“新自由主义”或正常的市场经济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权力经济”或“官场经济”带来的祸害，唯有完善市场机制才可医治。结构性的贪污腐败，根本原因就在于“权力经济”或“官场经济”在制度上为以权谋私创造机会；城乡失业人口的汪洋大海成因复杂，但户口制度等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官场经济”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应负主要责任；贫富悬殊鸿沟日益扩大和弱势群体的问题日趋严重，主要不是源于市场竞争，而是源于弱势群体在现有权力格局中的完全无权状态；国有企业的普遍低效率、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和国有银行死帐呆帐，更是直接导源于行政权力对市场秩序的干扰和破坏。此外，西方左派指责“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在开放自由贸易、金融市场的旗号下加速经济全球化进程，主要目的是要阻止资金外流、保护本国劳工阶层的就业机会。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得益者，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就在于中国已成为接受外来直接投资的头号大国、已成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国内那些官方学人猛烈攻击“华盛顿共识”，又意欲何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不正是中国经济能够高速发展、比尽管实行民主制度但相对封闭的印度那类国家还要快的重要因素吗？
既然在今日中国批判“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经济现实来说是这样不得要领，我们就只好猜测此举别有深意。这深意就是打压主张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中国自由主义人士并延缓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使部分官场中人及接近权力资源的人士得以继续利用制度上的漏洞谋利。当然，“抢来本钱做生意”是犯罪行为而绝不是“市场化”或市场经济。光有那怕是普遍的私有制，也未必是市场经济，因为私有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市场经济只有约三百年的历史。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看来，完善的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密不可分。因为，只有这种政治制度安排能够维护自由交易、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能够提供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法律框架、能够保证所有合法的经济主体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以进行公平竞争。按照这样的理解，象俄罗斯那样全面推行私有化的国家也不能算是完全建立了市场经济，因为俄罗斯与自由主义民主宪政还颇有距离、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法律框架还远未建立起来。而且，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比中国任何思想派别都更重视平等和正义，而他们与其他派别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将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的建立视为通向平等和正义的必由之路，这种思路在秦晖、徐友渔、朱学勤、任剑涛等人近年的著述中论之甚详。[7]
徐友渔在最近一篇文章中的声明，以简练的文字精辟地总结和表达了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当前中国改革的立场，特引来结束这篇短文：“一、坚决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以形成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机制；二、批判现行改革中严重的不公正，要求规范市场经济体制，排除权力的干预；三、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和当务之急是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8]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6 页。
[2] 冯崇义：《李慎之和中共党内自由民主派》，冯崇义编：《李慎之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1-146 页。
[3] 李瑞英：《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光明日报》 2004 年 11 月 9 日。
[4] 参阅冯崇义：《第三道路世纪梦：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回顾》，载冯崇义：《从中国化到全球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5-70 页。对于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交叠共识，秦晖有很多精彩论述。
[5]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3 页。
[6] 参阅 Anthony Giddens, ed., The Global Third Way Debate , Polity Press, 2001.
[7] 他们这方面的文章，参阅李世涛编：《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公羊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8] 徐友渔：《为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样的自由主义？——与石勇先生对话》， http://www.ncn.org/asp/zwginfo/10/5/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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