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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运的轮回
中国第三波向西方学习的浪潮，始于开放改革的元年――１９７９年。被赶跑的国际资本主义被请回来了，久违了的德先生赛先生也回归中土。
八十年代是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的年代，其时思想解放运动春潮涌动，知识分子终于理清了近代史中国衰落的症结。西方列强虽令的中国蒙耻，却也给中华民族送来现代文明，乾隆朝的外夷的和平通商之请，未能打开帝国的朱门，鸦片战争的大炮却带来了五口通商；八国联军蹂躏了辫子国民最后的自尊，却带来了“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且看今天中国加入ＷＴＯ的承诺条款，哪一条不是当年外夷逼着中国做，而我们认为是奇耻大辱而死活不肯的？
不过仍须指出，八十年代大陆知识清流的理性认识，为来得及进入学校的历史课本，其思想高度并没有超越民国时期及其后港台暨海外学界早已定论的近代史观。当然那时能看到蒋延黻、余英时、罗家伦、郭廷以、柏杨、陈致平等人的书，也并不容易（八十年代仅见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出版），不过大陆学人通过自己痛苦的摸索和曲折的渐悟，卒能擦亮智慧之灯，烛照历史，毕竟难能可贵。那时有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及其后的电视片《河殇》，《河殇》诚然失之粗疏浮躁，但大陆思想文化界重新寻思自己民族的来路与去处，这和整整一代人的精神脉动是同步的。被画符与施咒的“党化”历史，已被推撼得摇摇欲坠。然而，这股春洪竟在一夜之间被截流，枪炮声才歇，思想专制的大闸又轰然落下……
却说民国时期及海外学界何以能超越近代一百几十年中国因文化受挫感和因愚昧而郁结而生的仇怨？其实无他，彼时的民国虽仍为专制政体，但它没有“伟大领袖”的耳提面命，没有各种“光辉批示”和思想运动，学术自由大体未受政治钳制，故有公正之笔，清醒之论。可叹的是，及至九十年代，港台及海外史学界的成果在大陆已可跻身书店，而大陆学者袁伟时、吴思等人的论说亦已远胜于八十年代的历史反思，但此时不同彼时，从一代青年的集体无意识里，那个被画符与施咒召唤而来的心魔，压倒了独醒者的声音而肆虐至今，阴魂不散的仇外式“民族主义”其声隆隆地大回潮，如同在招魂幡下狂舞的魅影。
如果说八九春潮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那么，六四后的仇外民族主义蛊惑宣传，就成了统治者的救心丹，为匡扶摇摇欲坠的政权合法性，哪怕是虎狼之药，也得饮鸩止渴了。然而，何以当局诸如“反和平演变”之类意识形态话语，以及其后的“三讲”乃至“三个代表”等一再更新的政治桃符，始终乏人问津，而诉诸感性而非知性的仇外宣传，其香火信徒却如过江之鲫？这其实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对外部世界的敌意和该民族的文化受挫感是成正比的，越是有过文明辉煌史的民族越是如此（譬如伊斯兰世界）。此外，即便资本主义体系比旧的文明形态来得进步，却也并不能与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撇清干系，它对弱势民族的剥削与压迫，尤甚于对本国国民，这是事实——尽管其强度又要比那些专制强权的政府对自己子民的压迫剥削要轻（一如今日中国之外资企业）。但帝国主义的历史劣迹，在文化受挫感甚为强烈的民族群落里，很容易被归结为国家耻辱与仇恨的总根源。越是在专制政治的国度越是如此，盖因权力者垄断着传媒、信息、话语和一切公共权力，它永远不让人民知道，一个国家的兴衰所系在于其内政、在于制度、在于融入人类文明的主流。
六、仇恨的刺青
“爱国”这一价值判断，在人类社会发展现阶段当系人的一种基本情感。而“爱国主义”在思想哲学界却不见经传，它属于政治语汇。而仇外式的“爱国论”则是极权主义的产物。
仇外式的“爱国”一直是中共建政以来的宣传导向，但在毛时代却还有超乎其上的至尊法统，那就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爱国主义只是攀援寄生于这思想法统之上的辅助性精神资源。到了邓小平时代，至尊法统是“四项基本原则”，但它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戒律而存在，本身缺乏魅惑力和凝聚力，于是爱国主义便在８０年代高歌猛进，“胡赵新政”的十年，西潮东渐，此时爱国的主旋律虽亦为“振兴中华”，但仇外色彩趋弱，即便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其主流基本是健康向上的，到了八九春夏，爱国主义甚至升华到追求自由民主，这是五四精神的延续，只有“德先生”“赛先生”才能救中国——此系真正爱国运动的必然选择。
及至“后八九时期”，北京当局既失去了道德合法性，也失去了道德话语权，因为它那套意识形态话语系统里再无一字半句被人民所相信。为确保政权的安全运行，唯有靠赤裸裸的暴力与谎言。暴力的极致已经向全世界展示过了，谎言仓库里许多陈旧货色本已朽败不堪，但有一包长了绿毛的存货仍可派上用场，那就是强化仇外式的教化宣传，让民间所有的仇怨和不满，都排放到这条心理阴沟里。经过十数年的爱国“催情”灌输，一辈愤青茁壮成长，当年追求民主的爱国碧血溅落之处，竟疯长出密麻麻的精神毒菌，这一拨新潮爱国者之“爱”，是植根于“恨”之上的，亦即对一切假想出来的“谋害中国”的外寇的深仇大恨，其中既有从曾曾祖父那辈继承下来的陈年老账，亦有现政权钦笔开列的新账，条目繁多，总之是新仇旧恨，不共戴天！
考民族主义的思想源流，它在原产地欧洲确乎与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有着亲缘关系，但在历史的川河里，民族主义亦并非总是徒具破坏力的排空浊浪。纵观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史，普遍涌现过民族主义思潮，在抵御外侮的强烈心理诉求之下，民族主义者同样炽热地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他们和自由主义者从来都是并肩作战的热血战友，尤其是韩国，民族主义者与民主先驱一道出生入死，前仆后继几十年，成为推翻专制最忠勇的同盟军；再观中国的五四运动，反帝与争取自由民主也是同一竿大旗上迎风翻飞的缨穗。至于“反帝”怒吼压倒了“启蒙”，那是国际时局的变易使然，在当时或难避免，不幸的是历史的步履再也没有回到“五四”民主启蒙的原起点。自从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被极权统治所收编，它的自由民主理念便被阉割了，空余“爱国”而且咸于“爱国”，爱国必言反帝反霸，其他免谈。于是爱国主义又万流归宗，淌回既定的河床，在百尺高坝里纵声喧哗……
一百六十年以来，中华民族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步履如此沉重，一波三折，症结都在于统治阶层的冥顽不灵。中国人在痛苦中反复求索和一点点积聚起来的理性和智慧，总被风吹雨打去。时间的钟摆在晃动，历史却在迂回前进之后又猛然倒流。听听满耳的愚民宣传和奴化教育，看看学校课本和官方的舆论导向，那已不止于画符与施咒，而是一种强制性的集体“纹身”，给这个国民的心灵刻上仇恨的刺青。历数民族的苦难屈辱，以前还匀一份罪责给腐朽没落的专制皇朝，而今几乎都记在西方列强的账上。如果说这种教化对权力者来说只是凝聚民气的工具，那么在这个信仰虚无的年代，狂热的民族主义便成了许多人心灵神龛的香炉与烛火，成了“准信仰”和“准宗教”，于是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十冤九仇，便从宗教心理学上的“苦难崇拜”升级成“屈辱崇拜”，时刻铭记并裸呈出民族的疮疤——这正是所谓的集体“纹身”。
从画符、施咒到纹身之余，当权者告诉老百姓两条铁律：“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是硬道理”，那些向中国人民推销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外夷从来没安好心。这剂爱国迷魂汤，果然让许多人相信，靠集权制度是可以建成一个富强的现代国家的。于是，“强国梦”在持续发酵膨胀，如同喝了黄表纸灰冲的符水，顷刻成就“爱国”护体神功，百毒不侵，于是便大哉中华、壮哉中华了。
一个没有自由民主的国家可以“和平崛起”；一块没有人权法治的土壤可以孕育出“和谐社会”，实属匪夷所思。回首前朝往事，中国何日方得从冗长的历史梦魇里悠悠醒转过来？
（写于２００５鸡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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