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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与“先进性”
——党国体制民主化思考之二
冯崇义 丘岳首
从2005年1月开始，中国党国当局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简称“保先”，也戏称“保鲜”）。根据安排，这场“保先”活动不允许任何党员请假，将持续十八个月，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学习动员”，第二阶段为“分析评议”，第三阶段为“整改提高”。就其架势而论，简直是认真严肃之至。前不久江泽民主政的时候，曾展开一场类似的“三讲”活动，架势同样严肃认真，结果讲来讲去，也只不过是“轰轰烈烈搞三讲、认认真真走过场”，并没有讲出多少“正气”来。这一次的“保先”活动，至少表明当局的向上之心，值得欢迎。但是能否保出几个先进的共产党员来，也甚可怀疑。怀疑的主要理由是，“保先”的主要内容是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从事中共历次整党中那些耳熟能详的小动作，实践自由民主这一真正能促使共产党“先进”的唯一法门却没有包涵在“保先”活动的范围之中。没有自由民主这项关键的内容，保持“先进性”恐怕到头来只落得个保持落后性。
一、 回归毛泽东是保持落后性
胡锦涛执政之初就到西柏坡等毛泽东圣地朝拜，并且借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机会发表论政纲领，既高唱人们已睽违多年的毛泽东颂歌，又广泛使用人们已反感透顶的毛氏话语，实在令人担忧他在故意开“回归毛泽东”的历史倒车，或误读历史而重蹈覆辙。
胡锦涛在2004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宣称：“一段时间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步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敌对势力总是从舆论入手占领宣传阵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搞垮苏联和苏共的主要手段是从意识形态入手的。”胡锦涛的这段讲话与毛泽东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如出一辙：“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十册第194页）。我们都知道，正是在这个八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全面扭转了中共八大的路线，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方向，使整个党国奔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胡锦涛如今重弹毛氏老调，不禁令人毛骨悚然。近闻胡锦涛的出生地江苏省姜堰市日前和毛泽东的家乡韶山结盟成了“友好城市”（见《胡锦涛毛泽东出生地结盟惹联想》多维网2005年4月19日），如果胡锦涛的灵魂深处真的深藏着“毛泽东情结”，实非中国人之福。
实际上，中共党史上“整风学习”运动的始作蛹者是毛泽东。在中共的官修史书中，“延安整风运动”一直被誉为“一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称颂这一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促进了中共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统一”。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当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历史的真相要复杂残酷得多。史学家高华积十余年时间研究而写成的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权威性专著，在搜寻考证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令人信服地叙述分析了毛泽东利用延安整风打击异己、扶植党羽、树立个人崇拜，养成具有严酷纪律、打击异已、泯灭个性、领袖崇拜、依附组织、高度统一、为党护短等特征的“党文化”。高华深刻地指出：“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沉重打击了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对苏俄盲目崇拜的气氛，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鲜明个人印记的中共新传统，其一系列概念与范式相沿成习，在1949年后改变了几亿中国人民的活动和命运”。（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XII页。）
就党国当代主要领导人的成长历程而言，因为时代造成的价值观念和知识结构方面的严重缺陷，他们对毛泽东的认识非常肤浅，他们在执政中所体现出来的“毛泽东情结”表明他们对自己作为“党文化”的牺牲品这一事实尚未有大彻大悟。胡锦涛等人较早进入中共高层，有机会接触最高层次的内部文献，对毛泽东及中共党史的了解应该不至于停留在当时教科书的水平，就像苏共高层领导人都不会轻信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简明历史教程》一样。但是，胡锦涛这一代党国领导，很有可能在思想上已定格为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牺牲品而无力自拔。与胡锦涛同属一代人的学界领袖李泽厚认为，在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解放的一代和红卫兵的一代这六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解放的一代”最为不堪，以“虔诚驯服”为典型特征而最缺乏原创精神和气魄。（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0-471页。）李泽厚本人就属于这一代（中央现主要领导人基本上属于这一代），对这一代人价值观念和知识结构方面的严重缺陷，深有体会。（具有讽剌意味的是，以富有批判精神自诩的李泽厚，也未能跳出历史唯物主义教条的窠臼泥坑。）
这一代人根深蒂固的“毛泽东情结”来源于他们在1950年代思想成型期所接受和定格的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思维逻辑。这种思维逻辑的主要物件包括：马列主义是人类最先进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完美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党国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一代伟人。
这种思维逻辑早就被“党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吞噬几千万条人命的试验推翻了，只是部分党国领导人还没有机会接受新的知识来更新他们原有的思想定格、中“马毒”太深的人们还执迷不悟。马克思和十九世纪中叶的许多思想家一样，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弊端进行了中肯的批判。但当时整个人类知识在现代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方面都只是刚刚起步，马克思由于本身知识结构的缺陷以及他被抛至边缘地位之后所产生的不健康心态，根本无法充分认识市场经济的价值和规律，不懂得政治权利垄断所隐含的极权主义发展趋势及其对人类的危害，因而他所想象的未来社会发展方案表现为违反科学的乌托邦和建立地上天国的狂妄企图。而他的学说传到落后的东方，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手中，更变成为关于“革命”和“专政”的理论，连马克思等人所向往并在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实践中所坚持的民主选举和多党政治等先进因素也被“结合”掉了。
正像斯大林所钦定的《联共（布）简明历史教程》肆无忌惮的歪曲历史一样，毛泽东及其传人们所写的历史也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异议之处甚多。毛泽东的私生活堪称一塌糊涂，他遇到贺子珍便冷落杨开慧，泡上了江青便抛弃贺子珍，晚年又宠幸众多年轻姑娘而冷落江青。对于朋友之道， 毛连基本的江湖规矩也不遵守，功成业就之后便将所有同生共死的患难之交如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人往死里整。正如单少杰所说：“他先斗自家营垒外的人，斗得举目无敌；再转过身整自家营垒内的人，整得举目无亲。”（单少杰：《毛泽东治国春秋》，明镜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即便是我们退一百步，不谈“妇人之仁”，以“大行不拘小节”的借口宽恕毛泽东的私德不修，他在国家大事方面也只能说是小有所成、罪恶滔天。“罪恶滔天”这一案语是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所下。毛泽东罪恶滔天的基本史实，至少包括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冤枉迫害的无数忠良无辜和“大跃进”中饿死的三千万冤魂。就此有目共睹的事实，国史早就该向国人忏悔道歉，而不是昧着良心对毛泽东歌功颂德、误导世人。毛泽东的“小有所成”则有异议。国史上对此最津津乐道莫过于毛泽东的“建国”之功。实际上，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殖民主义统治秩序的终结是全球性的历史变迁，印度等很多没有共产党革命的国家也都独立建国。1943年不平等条约废除之后，中国便已是独立国家，毛氏建国后禁绝西方先进国家在中国的正常交往和活动，这不是独立，而是排斥（更确切的说是“排西”）。以毛泽东的极权主义体制及其“高度统一”来代替蒋介石威权主义体制及其“低度统一”，灭绝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多元因素和活力，现在看来也都不宜只作正面评价。而且，毛泽东为了“建国”而造成的人文代价和破坏，在他离开人世之后中华民族才有机会来弥补。1949年的那场胜利，将几千年来作为中国社会和文化中坚的乡伸阶层彻底消灭，代之以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贫雇农”作为新政权的基层基础；近代通关以后发展积累的城市市场经济和城市贵族（资本家及知识精英）也给灭了（只是给予生活出路）。到头来，我们在改革开放时代又要从零开始重建市场经济、重新培养企业家。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解放”人民一说，推敲起来也似是而非。地富资本家确实是被打倒了，但中国人民在党国官僚体系的控制中却未必得到了解放。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对中共革命胜利出力最大，但他们被“解放”之后所受的束缚变本加厉。党国制定户口制度将农民子弟全部困死在本村本乡，并将所有农民排斥在所有国家福利之外，还通过消灭自由市场、推行统购统销政策来迫使农民将“剩余劳动”的全部以及“必要劳动”的大部奉献给富裕得多的革命干部和城市居民，这是古代中国最残忍的帝王们都不曾做的坏事。甚至农民的后代们接受初等教育，当年也要就地取材来聘请“民办教师”。中国农民中的相当大部分至今仍是每日消费不足一美元这一国际贫困线下的“弱势群体”，改变其“二等公民”社会地位的前景渺茫，党国实在没有什么恩典值得他们感激。至于“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之类，正常的其他国家也都以小得多的人文代价和环境代价建立起来了，没有理由特别的记在毛泽东的功劳簿上。按照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直到2003年，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经济成就”的补救之后，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过去的统计口径是“人均国民产值”）也只是1100美元，与世界上最高的国家差三十或四十多倍，与全世界的平均数5500美元也相差五倍，无论如何都不值得炫耀。
是的，胡锦涛等当朝党国领导在高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之类的高调。关心公民的福祉与疾苦，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唱高调素来于事无补，中外的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关键是如何在体制上落实当权者“执政为民”。毛泽东年代不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语录铺天盖地吗？但在那种极权主义体制和毛氏“以阶级革命为纲”的思想指导之一，“服务”只不过是“宰制”的代名词。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框架和毛泽东人为制造的“人民”和“阶级敌人”两极对立中，任何公民随时都可能被“伟大领袖”贬为“阶级敌人”而遭受打击迫害的灭顶之灾。新一代党国领导没有任何理由回归被历史合理地抛弃了的、落伍的毛泽东，而有一切理由超越毛泽东，凭借自由民主的新理念新体制来开创新局。这就要求他们以非凡的魄力彻底打破自幼以来定格的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思维逻辑，但愿党国当局能理解这不是强人所难。
斯大林和毛泽东所创造的那种政治统治方式和意识形态给苏联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奇灾大难，北朝鲜和古巴的领导人至今仍然坚持那种所谓“政治上正确”的政治统治方式和意识形态，继续给那里人的民造成经济上的贫困和种种苦难。如果真如传闻所说，党国当局真要以北朝鲜和古巴的“政治上正确”来作最后的救命稻草，那结局除了一代党国领导成了没落政治的陪葬品，中国也将万劫不复。
二、只有民主选择的政府才有资格代表广大民众
党国官修史书教人相信中共1949年的那场胜利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而且还通过博物馆、纪念碑、烈士陵园以及各种媒体来不断告诉国人那场胜利是“无数先烈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头颅和鲜血”是真实的，后人没有理由忘记那极大的人文代价。中共1949年的胜利，确是经过一场残酷的内战获得的，但如果我们不遵从成者王、败者冠这样的信条，就不能将这一场战争的胜利简单地等同于“历史的选择”。而且，如果我们用当年的“头颅和鲜血”来论证党国特权的合理性，那是对“头颅和鲜血”的无耻亵渎。党国教科书对这一“历史的选择”所进行的论证是，清末追求的君主立宪和民国时期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都失败了，唯有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了胜利。实际的情形是，中共通过残酷的暴力革命强行打断了中国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历史选择，而这一历史选择现在已在台湾地区终成正果。至于将那场胜利解释为“人民的选择”，也没有实证依据。就当时的人心向背而言，当时更多的中国人确实厌弃专制制度和腐败的国民党而支持许诺自由、民主、平等和繁荣富强的共产党。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机会参加“选择”，而只是被动地接受战争的成败结局。“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所换来的是党国领导人及那些得宠的积极分子的江山，而并不就是人民大众的江山。
“保先”活动“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如能敞开胸怀吸纳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新兴社会力量，无疑是与时俱进的善举。然而，言及“代表”，则当确立对“代表”这一概念的正确理解。作为政治概念，“代表”一词是与民主代议制度连在一起的，意为由选民（constituencies）选出并授权的政治代理人。选民与代表之间存在委托与代理的关系。主权永远在选民手中而不可让渡，而只是暂时委托给代理人来行使。代理人则被置于选民的监督之下，其“代表”一旦失去选民的支持，便失去了“代表”的资格。
历来中国各姓帝王无论以何种方式夺得江山，都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自命为上天的代表、自封为“真命天子”来强奸民意。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政治文明问世之后，包括天命观在内的种种君权神授概念都被打破了，“主权在民”成为普遍的政治理念。统治者必须从他们与民众的关系这一角度来论证其政权的合法性。民众的授权，成为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在这种背景下，那些没有经公民授权执政的政权，耍出各种花样来打扮自己，强词夺理地宣称自己是“人民的代表”，其结果只不过是对“代表”这一概念施暴，徒增混乱而已。
平心而论，中共通过一场颇得民心的革命而得天下，中国民众在一定时期了默认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但是，时至今日，共产主义党国体制的荒谬性已被所有奉行这种体制的所有国家的实践所证明，而且这种体制也已在全球范围内土崩瓦解。因为历史的机缘而暂时还侥幸生存下来的共产主义党国，对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已经不能自圆其说，而且受到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民众的严俊挑战。显而易见，只有定出明确的时间表来完成主民化进程，通过民选这一机制和程序来产生真正合法的政府，才是唯一合理的因应之道。现在还啧啧不休地论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先进性，实在是陈腐的自欺欺人。“党的领导”这一理念和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级权力机关”等等理念根本不兼容，因为“主人”的头上不能有更高的“领导”、“最高权力机关”之上也不能有更高的“领导”。中国对外开放已有二十几年了，在互联网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面对愈来愈多已熟悉自由民主基本内涵、受过现代教育的人群，党国领导还抱著那些矛盾百出的谎言蹈空高论，难道就不心慌气短？
三、实践自由民主是当代政党先进性的底线
我们尊重历史，根本不会否认中共在历史上曾经拥有的合理性和先进性。从十六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社会主义曾是全球范围内一种极有魅力的迷思，而且以其特有的方式体现着人类的进步力量。社会主义在当年几乎意味着一切美好的东西：消灭压迫和剥削、克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并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培养大公无私的道德情操、将弱小民族从殖民主义奴役中解放出来，以及“真正的”的自由民主等等。正因为如此，中共在当年所吸引的信徒和支持者便不仅仅是下层民众，还包括众多的左翼知识界和有理想的地富资本家子弟。
然而，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党国体制是极权主义体制，这种体制背叛了对自由、民主、平等、人道等美好事物的承诺，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所有方面的权力从地主、资本家、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手中夺过来，通通垄断到党国官员手中。不管中共党人的初衷和意愿如何，这种空前绝后的权力垄断使党国迅速退化，自封的“公仆”成为至高无上的主人，“解放人民”的“救星”成为高高在上的主宰。接下来的后果是社会不公、经济发展缓慢、官员贪污腐败、政治和思想文化现代化的进程被打断。除了医治战争创伤和经济恢复时期的绩效还差强人意外（周边的日本台湾等地显然恢复的更快更好），这种高度权力垄断的体制既不能带来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效率，也不能带来真正的公平。
如果说由于党国历史上若干重大决策错误的缘故导致将自由民主付诸实践一再遭到延误，那么，在市场经济持续25年发展后的今天，已再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作为拒绝实践自由民主的托词了。
按照当今世界的国际标准，实践自由民主是任何政党的先进性的体现。但在中国，主权在民、政治协商、言论自由等等这些已入宪的民主政治普世价值却一直悬浮在中国政治的上空，没有落定化为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实在。究其原因，正是党国领导对实践自由民主一而再的顽固拒斥。
中共在野时曾对国民作出了诸多美丽而庄严的承诺。那些掷地有声的铮铮之言仍在历史的“回音壁”上轰响，听一听那些信誓旦旦，曾有力撞击国民心钟的诺言，党国领导真应该为今日中国的不文明政治而无地自容。
今天，我们将实践自由看成是衡量一个政党先进与否的基点和底线，是因为实践自由民主是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急迫要求。
从纵向上看，中国实践自由民主的历史记忆是一种痛苦和失败的记忆。晚清中国人实践自由民主的第一次尝试，很快就被军阀武人扼杀；民国时期的第二实践也被两种党国理念和体制的左右夹击而流产；1980年代的第三次实践刚刚准备起步便被坦克的野蛮履带所碾碎，后又以发展生产为由“不争论”而被回避搁置。眼下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历史（战略）机遇，实不可再失之交臂。
从横向上看，以自由民主促进发展已是全球大趋势。在印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描述的促进发展的五种最重要的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之中，“政治自由”放在首要位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民主化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青山遮不住。苏联东欧地区、我国周边的亚洲地区、阿拉伯世界的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乌克兰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人民都相继走上了通向自由民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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