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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维月刊》专访中国调查记者戴晴：一个悲观的积极行动者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来，民国早期的联省自治是一个很好的实验，但可惜最后没有进行下去，被孙中山给终结了。“我们现在讲军阀，好像都是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都给丑化成什么样子了？其实像孙传芳、吴佩孚、阎锡山，这都是非常精彩的人物，在他们的治理下，对于教育和文化的发展、资源的保护、人民的生活水平，不知道比现在好多少倍。”联邦制度，就是一个调整市场、调整资源的重新分配的过程。
多维记者吴开渊
戴晴的个子小小的，但是她的行动总是很敏捷，说话很快，是风风火火的一种性格，和她的形象不太相符。不过，她不说话的时候，就静静地朝着你微笑，就像生活在中国某个大学里的女教授一样──这样的人，当散落在纽约法拉盛的华人社会的时候，就会立刻淹没在人群中，愍然众人。这又和她在中国政治、环保和新闻领域里名声显赫不太相符。
她的生命里就是充满了这样一些相互矛盾的信号：人们认为她是一个很大的“民运分子”，但她自己并不承认；她又被人认为是中国的一个“环保专家”，但是她却说对环保完全是“业余爱好”，门外汉而已；人们还认为她是一个“太子党”（中共开国元勋之一叶剑英的养女），但是她却是中共政权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外界加给她的种种标签她一概否认，却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记者”……这样的对立符号可以无限制地列举下去，但是她给形容自己同样地是矛盾的：一个悲观的积极行动者。
“我们不一定赶得及”
戴晴是到纽约来做关于黄万里的演讲的，自费。“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在华人社区里面活动，因为我觉得黄万里太重要了，”戴晴说。
黄万里是已故的中国着名民主人士、前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的三公子，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获得水文科学硕士并在伊利诺依大学获得工程博士。从1957年开始，他被中共流放，后来甚至失去了教学的资格，一直到1998年才重新获得了这个人人都可以获得的资格。
黄万里最大的“罪过”，就是他一生都在反对修坝：先是反对在黄河三门峡修电站，后来反对在长江三峡修坝──两个都是中国最敏感的工程，都是中国的“纪念碑”式工程，都是中国政治层力挺的工程。但是黄万里说它们是“祸国殃民”的工程。
3月27日，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戴晴引用了北京的顺口溜说：“不听马寅初，多生了两个亿……不听黄万里，毁了母亲河。”黄万里2001年在清华大学的校医院里去世，生前连一本学术专着都不能出，他的生命是一个悲剧，戴晴说，但是他从来没有违反过自己的学术良心。
有一个听众听完了讲座问道：现在环保局掀起了“环保风暴”，是不是还有希望？
戴晴的回答是：环保局的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尽管有点作用，但不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改变政治体制。民间的环保运动尽管一直在努力，但是“我们不一定赶得及他们破坏的速度”。
在戴晴接受多维专访的时候，她同样是坚持此说。
我问她：“尽管我们都知道三峡工程会给长江和中国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但是三峡早就已经开工。为什么你还要研究三峡？难道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戴晴说，实际上在三峡的问题上，我们一直在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在论证的时候，我们和黄万里一起反对修建三峡大坝。但是没有成功。可是，“在社会主义的人大里面，第一次出现了那么多的反对票，那么多的弃权票（两者共866票），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的努力已经得到了一些承认。”
“反对不成功，那好吧，我们就争取缩小规模。”于是，他们开始转向争取建议在三峡修建低坝，而不是规划中的高坝──黄万里在三峡工程通过之后，也曾经发表文章建议降低坝高，以减少损失。但遗憾的是，这个努力也失败了。
对于三峡工程，戴晴的理解还不仅仅是科学这么一个道理，因为其中涉及了太多的利益。“多少利益集团指望从三峡赚钱大捞一笔？大坝不建了，或者建低坝，他们个人的腰包里要少掉多少钱？现在三峡的预算又不够了，还在追加投资。”
所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显然戴晴对于三峡工程的回旋余地，已经完全地绝望了，悲观了。
曾经有一位领导到国外参加会议，有人质问为什么在三峡问题上，为什么不听反对的意见。领导说，听，当然听了。于是别人就举戴晴的例子，说她的文章为什么不能公开发表。领导说：“她哪里是反对三峡，她是反党！”
还有一次，戴晴质问同意修大坝的科学家：大坝的寿命约50年。那么，50年以后怎么办？科学家说：我相信我们的后代比我们有智慧，他们知道怎么解决。
三峡工程的盲目性，由此可见一斑！
戴晴说，即使在完全悲观的情况下，“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努力，告诉大家三峡的真相是什么。这样，以后再有类似的工程的时候，民众就会有监别力。
“知道真相的人多了，政府就没那么容易为所欲为。另外，我们保持这样的反对意见，至少也让他们（政府）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沉默的！”
然而，悲观到这里还没有结束。2001年，总部在北京的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应星撰写的博士论文《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叙述作者对于一个移民村的实地考察。当年，这本书就被禁了：因为它触及了当局对于三峡移民之痛。
戴晴说，这是她在很长时间里看到的一本第一手关于移民问题研究的书，对她的触动非常大。
1969年，四川省平县（现属重庆市）的干部在仓库里发现了一台快要报废的，从匈牙利高价进口的水电发电机。于是他们打报告给省里，要建设水库。选址就山阳县的白杨坝。
1975年，电站千辛万苦落成。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山阳乡、平县、省政府都未曾想到，它打开了一个噩梦的“潘多拉之盒”。这个名为“大河电站”的移民，因为土地被淹、电站补偿、粮食补贴等问题，逐渐形成了一个上访组织，以向政府告状、抗议、骚乱等无可奈何的方式来“要公道”，却一直未果。
直到1980年代末期，“大河电站＂移民的上访都未停息。政府先是忽略、继而打压、最后补偿，才逐渐平息了下来。而这个工程，不过涉及了区区几十户，几百人。
“三峡的移民，有150万。”戴晴说。移民首要的问题是补偿。最初，政府的承诺平均每户约3万元，但是经过层层拔毛，到了移民手上不过只有几千元，即便是这几千元，地方政府还要以为移民购买船票等理由再扣一次。
戴晴说，移民建设新家园、或者在新城市里重新落脚，这些补偿不过杯水车薪。更有甚者，移民中还存在补偿不到位的情况。
以前的大坝移民，都在当地；而此次三峡移民，却是跨地区移民。新移民与当地民众的融合就变成了一大问题。移民的离乡背井，心理不免脆弱。戴晴认为，去年发生在重庆万州的骚乱，就是这种情绪的爆发。它的起因不过是当地干部对移民的一个小小的轻蔑，就足以酿成一次大的社会危机。
这种社会心理危机在未来“返乡”问题上也将会有爆发。在三峡工程大举移民的时候，随着当时移民一起迁走的，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30多年过去了，三门峡库区的一片土地重新被开发了出来。于是移民们开始和官员争夺这片土地的居住权力，历时几年，移民终于夺回了他们的居住权，此时，那位新生婴儿已经36岁了。“就在迁回三门峡的前夜，他自杀了。＂戴晴告诉多维，“对于他来说，他无法适应任何一个地方的生活，他长大的地方也不是他的故乡，他将要回去的地方却也不是他的故乡。”
未来的三峡移民所要争取的远远不仅土地一项。“时代已经变化了，以前的移民的诉求很简单，但是现在已经不同了。”《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里叙述的其实就已经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在不断上访的过程中，从单纯的补偿上升到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三门峡电站的移民，甚至曾经组织过武装，推选领袖与政府作战。
当然，戴晴对于环保行动的关注不仅仅是三峡一个问题。事实上，她被许多人称为“环保专家”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她参与了许多环保行动，包括前不久反对在虎跳峡的工程。
然而，戴晴虽然积极行动，她的对总体形势的悲观却是显而易见的。我问她，现在民间已经日益重视环保，这是会令她更加乐观？她的回答是，她的另外一项工作当然也是普及环保的知识，尤其是“娃娃”。她在参与中华白鳍豚保护的活动的时候，自己出钱设计印制了许多很精美的海报。“但是当时在活动的时候，我看着很心疼。很多学生去参加的时候，不是一张一张地取海报，而是一叠一叠地拿。他们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更多地了解白海豚，而是拿回去做包书皮。而他们的老师也听之任之。”
“我认为改变中国环境的最终解决办法，还是改变社会资源配制和使用的机制。如果这个问题不改变，我无论多么努力强调环保，都赶不上现在的中国（破坏）的速度。”
三本书
戴晴的头上有很多的头衔，不过她自己认可的只有一个：History Investigate Journalist（历史调查记者）。她说，这才是她的本行。1993年她获得了戈德曼环境奖，她笑着说：“当时我就说：哎呀，如果这个奖我能拿，那当记者的都应该拿，我只是做我本分的事情。”
在1989年之前，戴晴是《光明日报》的记者，也是中国享有盛名的作家。她的言语之中对自己其它的方面的才能并没有太多的肯定，但是对自己的文字工夫却“不敢谦虚”。她笑谈，有一次她送了一本书给中学同学“小三”（现任湖北省省委书记，前国家建设部部长俞振声），他说；“戴晴的观点我不同意，但是她的文字确实很漂亮。”
戴晴的文章时常在网络上流传，不过都是些短文。但是她透露说，自己手上正在写作三本书：《张东荪传》、《延安出了个毛泽东（1935-1945）》，另一本可能是她正在调查的几个历史性题材中的一个。
张东荪，“你们这一代人可能已经对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印象了”，戴晴说。他是一个哲学家、政论家。1886年出生，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曾经是上海光华大学和北平燕京大学和后来的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在30年代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在时人所编的《近50年中国思想史》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评论：“近50年里，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那就算张东荪先生了。”他又是40年代“自由主义向何处去”全国大辩论的一名主将。
戴晴对张东荪感兴趣，自言个人的情绪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我希望搞清楚在中国非黑即白的斗争哲学之中，充当一个中间人是多么地难。”她说。张东荪是一个典型的独立知识分子，1946年，他公开发表文章《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阐述政治见解，提出三个要点：调和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建立“中间性的政制”，改变国共两大党性质，建立联合政府，调和美苏关系，谋求世界的安定与中国的和平。1948年，在他的调和之下，北平得以和平解放。但是1968年，他被指控叛国逮捕，1973年逝世于秦城监狱。“张东荪一生都在讲妥协讲对话，做中间人，但是他不能见容于任何一个政治势力。这一点我个人的感受是非常强烈的。”在2003年《书屋》杂志上，名为黄波的一位作者写了一篇题为《书生谋国直堪笑》的文章介绍张东荪，或许，戴晴也有同样的感触？
第二本书，起源于一张油画。“我在一个朋友家里，看见关于刘少奇的一张油画，非常着名的，就是他一头长长的白发，躺在床上。他后来的遭遇自然是非常值得同情，对于毛泽东，也无疑应该批判。但是我想进一步问的是，在毛泽东上升的过程中，你做了什么？”
对于中共历史事实的重新翻案，如今是学术界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出来的时候，我正在一个朋友家里，我说哎呀，你们的窗在哪里，我想跳下去。人家写的太好了，我还写什么。”戴晴大笑说。不过，她仍然坚持要写下去，因为觉得还是有价值。“现在批毛（泽东）成了时髦，把他说成一个‘恶魔’。但是毛在初期的时候也是艰难卓绝的，艰难召开了遵义会议，到延安之后的一系列斗争，一直到1945年奠定权威，成为RedEmperor（红色皇帝）。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制造出来的，从1936年开始，他周围的人不断地制造事件和气氛，把他拱上去，每一个人都是有责任的，包括刘少奇自己。”
在法拉盛演讲的时候，有一位听众问到关于“退党运动”的事情，戴晴笑着说，我早在1989年的时候就已经退党了。不过你觉得退不退党有什么关系吗？现在在共产党内部的人，还有多少人相信这个党，这个主义？
她说，自己现在手上还在做几个和党史有关系的调查。对党史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这里面的迷雾太多了，许多问题需要重新廓清。
我问道：“现在你的书不能够在国内出版，为什么还要写？”
“你这是戳到了我心里的最痛处。”戴晴说。她甚至有一些心理失衡，她说，那些在1989年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上封了“总理、副总理”的人，为什么可以在国内一本接一本地出书，而惟独她不行？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她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对于知识产权的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像微软的软件这样的知识产权，的确是需要保护的，“但作者写书，是精神产品，是传播知识、想法和经验和你的思考的一种方式，不应该成为谋取暴富的一种方式，而是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种责任。”她很同情一种叫“copyleft”的行为，也就是在网络上共同分享和传播一些精神产品，她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我经常在网上down一些东西的时候，发现别人也在down我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好事，好的精神产品，就是越多人看见越好。如果用版权来限制这种交流，知识和创造性也就少了。”
她说，“你如果能给我稿费，尊重我的劳动当然好，但是如果没有，我也不在意。”在用文字挣钱养家糊口这个方面，她早就已经说服了自己。“我的文章是写给喜欢看我的书的人看的。中国大陆不能出，我就在台湾香港出，如果那里都出不了的话，我就出英文版。”3月28日，在曼哈顿和一个朋友会见的时候，她把一本英文版的《狱中回忆录》（TiananmenFollies: Prison Memoirs and otherWritings）郑重地作为礼物，送给了人家。
关于这本书的来源，戴晴也颇有感慨。她说，在出狱之后，她在犹豫要不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一位朋友劝她说，当然一定要写出来。这是今后人们对你的经历和你在那种环境下的思考的一种判断，是有历史价值的。但是她回家和家里人商量，家里人就反对，女儿说：“你的朋友当然可以这么说，但是她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女儿。”她自己反复琢磨认为女儿说的也对，但是她自己后来还是控制不了把这段历史写出来的欲望。
围困中的尊严
3月28日，纽约是坏天气，瓢泼大雨下了一天。但是是戴晴在纽约最忙的日子之一，和朋友见面，接受采访，赶往华盛顿。她似乎并不在意这样赶路的节奏，拖着一个箱子。
她随身带着两个包，一个拖箱，一个背包。当终于赶到了车站的时候，她显示出女性特有的细腻来，拿出纸，仔细地擦拭那个看起来已经有些年头的牛皮拖箱。
戴晴说她对于所谓“生活质量”的追求已经不太在意了。“你只要不那么追求fashion，生活总是能过得下去的。比如你可以买100多块一件衣服，但是我觉得10块钱买的也不错。现在的生活已经好多了，只要你愿意守住一点清贫的话，活下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她已经是轻飘飘地在讲这些问题，显然这已经早就不是她关心的问题的重点。她对于生活的看法，和她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处境的看法，又是如出一辙。
我问她说：前一段时间上海的《解放日报》出了一篇批评“公共知识分子”的提法的文章，似乎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处境比以前差了，你怎么看？
她说，在此之前，《南方周末》下属的《南方人物周刊》出了一个专辑，评选了50名“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有趣的是，因为戴晴的身份敏感性，她并没有入选，后来在入选的王怡的个人“补选”50人中，出现了她的名字），这些人，只要坚持，就还是有空间的。当局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这样一个提法的恐惧，再正常也不过了。不过，她想要进一步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
事实上，目前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已经非常模糊，似乎只要在媒体中发言、或者受到公众关注的，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戴晴断然否认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她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和这个知识分子的身份（比如他是农民还是工人）、学历（比如大学本科以上还是以下）、在媒体上还是在行动中发言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而是看这个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事情。
她认为：只要那些为了民众权利、国家前途、制度设计等等这些公共利益，站在独立的立场上发言或行动的人，他们的行动不是为了给个人谋取利益，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而那些被国家所收买的知识知识分子，就已经失去了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资格。
她承认有一些人虽然被国家收买，比如清华大学国际新闻传播中心的李希光，但是仍然站在一些公共平台上发言，貌似公共知识分子。“这些人的本质是趋利的，他们把个人的利益看得比良知重要。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国家垄断了资源的分配。”在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独立的平台，没有独立的研究机构、没有独立的大学、没有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所有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必须依附在国家的资源上，才能够获得一个比较体面的生活，这就使国家收买知识分子的过程显得轻而易举。因此，要改变这样的一个状况，只有分化权力形成的过程，分解社会资源分配的体系，让知识分子在国家资源之外，也能够找到获得体面生存的可能性，才是解决知识分子地位的终极办法。“到那个时候，知识分子自然会分化，有的给政府做事情，有的宁愿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发言，有的从事独立的研究”，而不必像现在这样。
戴晴对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表现是并不满意的，早在2001年，她在一篇题为《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就这样写道：“于是，人们会问，对本民族的现代化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知识分子，究竟干什么去了。
‘读书好学’本是中国传统；一百年来，爱国的、愿为祖国繁荣出钱出力的中国知识人更是遍布世界。但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无论有多少军队、多少高科技和先进武器，甚至有多么高的GNP和外汇存底，如果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和不信仰，没有权利对现存社会进行严正批评，没有一批以意志独立与言论尊严作为自己终身职志的理想家，以及独立于强权（党和政府）的法律对他们的保护，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就只能是独裁者手中的玩物：先进的武器、金钱盟友、辉煌的（同时也是灾难性的）大工程、和随手拣起来就用的思想批判……，中国的知识人，恰如有着诸般显赫名的伏尔肯Vulcan）们，依旧只是党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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