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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署名为“吉林艺术学院发言人”的《关于吉林艺术学院卢雪松停课情况的公开说明》（下简称“说明”），其中三处用了“事实真相”的字眼：第一段宣称，这份“说明”是“为使社会了解事实真相，以正视听”；“说明”的第三条涉及对于卢雪松的“进一步作出处理”，理由是“卢雪松回避问题的关键，掩盖事实的真相，利用互联网公开惑众”；“说明”的第四条涉及关心卢雪松事件的人们——“希望各方面人士在发表自己的言论前，首先要了解事实的真相，这样才能真正对个人、对组织、对社会负责”，这就有必要关于“真相”说几句。
一、两个“真相”
需要将围绕这件事情的“真相”做一个分析。因为其中所涉及到的“真相”，拥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到底发生了“什么（what）？”另一个是“为什么”（why）停掉卢雪松的课？这两者之间有联系，但并不等同。
前者（what）是一个既成事实，是无法改变和移动的。比如卢雪松私下对某个学生说过什么，是在什么样的情景、气氛、上下文之中，在这场谈话中这个学生又是怎么说的，她们两人之间是如何互动的，等等。这一切无论如何都已经逝去，成为不可更改的，尽管不同的人转述起来可能有不同的面貌。对于两位当事人来说，都没有料到后来发生的事情。因此对于眼下和今后的所有人来说，那场谈话已经成为人力所不可及的既定事实。
而后者（why）则完全在人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是由一个小圈子的人们来决定的。他们为什么要停掉卢雪松的课？根据什么来加以判断？是上课的时候播放和讨论有关林昭的纪录片，还是她在课后与同学的交流，以及她曾经的背景如何作为一个参与因素，这种参与的成分有多大？到底是根据这其中的哪一条，来判定取消卢雪松的课，这仅仅掌握在极少数有关人士的手中。换句话说，这个“真相”是在若干可能之间，它是一个“移动能指”，是可以重新推敲的。因此，对于这种“真相”（why）人们可以认可它，也可以不认可它；可以与之分享，也可以不与之分享。
因为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书面文本，又有“戏剧学院的书记”向卢雪松口头告知“你在课堂上使用的《寻找林昭的灵魂》等，不符合中央对历次政治运动的书面决议，不符合教育部对高校教师授课的要求”（《我等待着一场愉快的谈话》），那么卢雪松认为问题出在林昭的纪录片上面，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二谁有权力颁布“真相”（why）和如何颁布
停课的“真相”（why），不仅掌握在吉艺有关人士手中，而且在什么时间颁布这个“真相”（why）、向谁颁布、如何颁布，也掌握在同样的人手中。
为什么不在停掉卢雪松上课的第一时间明确告诉她本人，她为什么应该遭此处罚？而且在她本人连续写了几封信之后，仍然没有回音？在学生面前停掉一位老师的课，这件事情实在太重大了，无论多忙，都是应该及时给出一个说法的。这不仅是给卢雪松老师本人，也是给班上的全体同学以及全校师生的。
卢雪松5月份在上课的途中被拦住，与这份“公开说明”在时间上相隔两个多月。而即使在7月31日颁布的这个“说明”，也不是面向卢雪松本人的，而是面向社会的（“为使社会了解事实真相”），卢老师吁请一个书面文本的要求，仍然被置之不理。如此对待自己学校的老师，也是不多见的。
“说明”中的有关表述，读来十分微妙。且看第二条，共有四层含义。第一，它交代了卢雪松曾经的“背景”；第二，近半年来，有学生“反映卢雪松在课堂上时有对党对政府的过激言论”；第三条，“对卢雪松进行了批评教育”；但是却没有交代这种“批评教育”是在近来“学生反映课堂”情况之后，还是此前更早时候。因为据卢雪松称，最近大半年来，“基层党组织”并没有与她打过什么交道，宣布停课“是第一次遭遇”（《送给我的一位“学生”的三句话》）。那么，运用“进行了批评教育”这样时间上含混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呢？
接下来的第四点最耐人寻味——并不在于其表达的内容，而在于它与前面几点的衔接——“此次学院决定卢雪松停课检查，其在课堂上发表个人观点并不是直接原因。”有这一句，好，倒是交代了停课处分与课堂教学没有直接关系，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及有学生“反映课堂”上如何如何呢？而既然停课与课堂教学没有关系，即使是课堂上的“过激言论”也不构成停课的“直接原因”，那么它与卢雪松曾经的“背景”则更加没有关系，因为没有具体的事实表明，卢雪松把“背景”带到了课堂上，否则肯定会以课堂讲课论处的。“说明”的这种写法就像电影中的“蒙太奇”——造成某种特定的前后衔接，让人产生特定的联想。但是，应该提醒的是，这个文本应该不是艺术创作，而是只能根据一字一板的事实来说话。需要回答的只是：卢雪松曾经的“背景”与这半年来课堂教学到底有没有看得见的直接关系？如果没有，做这种罕见的公布，唯恐天下不知道，又有什么含义呢？真可谓费尽心机。
再追问一句——有关卢雪松曾经的“背景”，卢雪松自己能够说吗？她能够把某些字眼镶嵌到自己所写的任何东西里吗？因为存在这样那样的禁忌，这样的“真相”只能有由“发言人”来说了。他们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能够这样说，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至少这不能用来论证卢雪松本人“回避问题的关键，掩盖事实的真相”。
三、如何确立“真相”（what）
虽然我们知道无法复原一场没有第三者在场的谈话，但是，关于这场谈话的内容、起因、上下文，也应该同时听取卢雪松本人的解释，让卢雪松也有机会就自己所说的以及怎样的上下文作出申述，而不是仅仅听取来自学生一方的意见。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有旁人在场，让两个当事人当面对质，让她们各自对自己所说的负起公开的责任。这本来是一场私人谈话，不管其内容涉及什么，谈话的前提是在两个人互相之间，是两个人之间的互相认同和认可，在这场谈话中，学生说了什么，也是不可忽视的“真相”（what）之一。
包括这份“说明”中提到的卢雪松的其他做法，她给学生提供过什么样的阅读材料，也需要展开严格细致的调查，同样需要向卢雪松本人求证，问询其上下文；也不排除让卢雪松与这些学生当面对质，各自承担自己所做的事情。学生并不是一张白纸，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要求和想法。某些交流没有在课堂上进行，就说明其中没有任何强制性、强迫性，是双方认可和情愿的。本来，老师与学生之间互相介绍网站和提供软件，是稀松平常的事情。除非有关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不准许去往某些网站，否则就应该视为正常。
而校方是如何向学生求证的？他们对学生说了什么？说话的口气如何？谈到什么程度？学生对校方所汇报的内容，与原来的场景、气氛、内容是否有出入，有多大的出入、出入多少就不该视为有效？所有这些，都应该视为“真相”（what）所包含的内容，因为它们是导出“真相”的途径。
迄今没有证据表明，校方在“经初步调查”之后，拿这些“真相”去找过卢雪松本人，让它们得到卢雪松本人的认可。至于学生向校方到底说了什么，卢雪松始终蒙在鼓里。她无权指认其中哪些属于事实，哪些不属于事实。
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吉艺校方如此倚重卢雪松与学生私下接触所涉及的内容，倚重这样一种由学生“反映”问题的途径，势必把这些学生牵连进来，造成这些学生的某些心理压力和对于他们的伤害，使得他们的良心难以安宁，一辈子背负沉重的良心负担。将私人领域归私人领域，私人关系归私人关系，私人谈话归私人谈话，这个由若干年惨痛经验付出的代价，难道还不应该汲取吗？当年打击“胡风反党集团”不也是大量利用了私人之间的书信，酿成大面积严重的后果吗？
四、“真相”与“罪名”
人们从“说明”中了解到所谓的“真相”，并不仅仅是原本的“真相”（what）本身，而是伴随着对于“真相”的解释和定性。声称卢雪松曾经习练过某门功法，它除了是一个“真相”之外，还是一个罪名；或者说，它更是一个罪名，一个直截了当的罪名，而较少是一个“真相”。这个罪名它所说出的东西，远远超出了卢雪松在课堂上或者课后做了什么；它所期待的效果，也远远超出人们对于卢雪松到底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的关心。
所以，这份“公开说明”，与其说是在向社会公布“真相”，毋宁说是在宣布卢雪松的“不容置疑之罪”。那么同样，对于这样如同“真相”一般的“罪名”，人们可以采取与之合作的态度，也可以采取与之不合作的态度，即不认可的态度。试问如果这就是罪名，这项罪名早就已经成立，那么卢雪松为何在这个学校教书至今呢？
对于“说明”中所说的——“希望各方面人士在发表自己的言论之前，首先要了解事实的真相”，现在可以作此回答——由你所颁布的这个“真相”（你的why以及你的what），实在无法说服人、无法令人苟同。
而对于“公开说明”中所称——要对卢雪松老师“进一步作出处理”，我们表示强烈关注。
2005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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