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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必然性之猜想(中国上)——王朝兴衰的更替
华林
历史的必然性实在是一个大题目，面对浩繁的历史资料，庞杂的历史考证，迥异的历史理论，我想凭我之知识与能力实在不足以得出确定的判断，但我长久以来又存在极强的好
奇心，极想明白历史为何如此，它是否存在必然性，例如中国长达四千余年的王朝社会，为何只是一再的朝代更替，而没有向更高的阶段迈进；为何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只有汉，唐，宋，清这几个朝代有短暂的兴盛时期，而其他漫长时期尽管也曾有长时间的社会稳定，但却没有走向兴盛；为何清末至文革，中国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混乱动荡与灾难，仍然没有走出困境；将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贫穷衰弱和困窘的局面能否改变，中国在本世纪路向何方，何时才能迈入真正的现代文明？等等许多问题，仿佛从我能够读懂历史书时，就一直反复纠缠萦绕于怀。或许我根本无力解答这些问题，但长期的思索，似乎也有所感悟，我亦明白我之浅薄，故而以猜想来探索之，且试言之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唯物史观中，认为历史之必然性，乃是决定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改变旧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关系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至更高阶段时，生产关系由于变的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将再次被更新，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由低到高演变的基础，历史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进。由此唯物史观断定，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才产生了私有制，人类社会才逐渐由原始社会依次过渡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将迈进共产主义社会。这似乎是一个圆满的互相论证颠扑不破的理论，若从理论本身或以此对比区分各个社会形态，实在难以找出其中的破绽。因此不得不跳出这个理论，从头看待和分析全部历史，由此不难发现人类历史的进程是如此的不均衡，似乎充满了偶然性，也并不符合马恩的唯物史观。例如现代工业文明早已遍布全球，无所不及，但从人类形成社会群体以来的所有社会形态也仍然并存着，似乎只要给它一片空间，它就会成为永恒，这无疑是对马恩经典唯物史观的否定，既然已经有了新的生产力，为何与之对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具有同一性呢？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为什么社会形态从有史记载直至王朝终结似乎以一而终，除了远古的原始文明与后来的王朝文明有所不同外，再没有其他文明形态，而从秦以来的社会形态虽被归于封建社会，但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土地分配，经济形式与政府组织的不同，使历史上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态，也与马恩经典唯物史观中的封建社会形态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按照马恩经典唯物史观的理论，中国或许只有史前的原始社会与马恩理论相吻合，而其他社会形态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从未出现，使唯物史观在中国实际失效，没有任何认识性和前瞻性的意义，更不用说用来分析历史和指导中国未来的进程了。无论是马列主义在欧洲的实践，还是在亚洲的推广，无疑都是极端失败的，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最为荒谬的悲剧，一个错误的理论被错误的实践了百余年，使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遭遇了巨大的挫折和灾难！人类社会历史的改变和进程，毫无疑问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影响，但历史的改变绝不决定于生产力的提升，更不决定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简单的看，人类历史的进程如同自然界的任何物种一样，人类自身生存压力的改变，即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关系，是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而影响整体生存压力的改变，首先决定于自然环境的改变，其次受政治经济因素即贫富差距分配公平的影响。下面仅以中国历史的演变为例，进行简单的论证分析：一．史前时期（约2300万年前～约4000年前）1.从猿到人（约2300万年前～200万年前）大约6500万年前，第三纪大冰期开始，全球气温普遍下降，至大约2300万年前，两极逐渐形成巨大的冰盖，随后气温进一步下降，气候逐渐寒冷干燥，森林面积减少，一些古生物由于缺乏足够的食物，被迫逐渐离开森林，在生存压力下适应丛林和荒漠的自然环境。古猿群也在此前后离开森林，适应丛林草原和荒漠的生活。直至大约200万年前，古猿在长期残酷的生存环境压迫下，逐渐形成直立行走，并开始使用简单的工具，进行原始的语言交流，从这时起古猿进化为人。2.原始群落（约200万年前～约1万年前）大约200万年前，第四纪大冰期开始，至170万年前全球气温初期平稳为较寒冷，古人类已开始使用火。至大约1万年前，由于气候变化巨大，生存条件恶劣，古人类仍以狩猎和采集为生，随环境气候变化迁徙游移，洞穴草窝以居。这时期古人类没有良好的自然生存环境，不可能繁殖壮大自己的群体，因此这时期的古人群数量依然稀少，几乎不具有利用工具进行再生产，主动改造自然的能力，仍然完全依靠天然食物为生，没有固定的生存区域，因此还没有形成人类社会。但他又与古猿群有显著区别，完全直立行走，可以使用并制造简单的石器工具，具有简单智能，可以思考并进行语言交流，所以应该被称为称为古人类原始群落。这一时期古人类生存面临的威胁，应该与古猿与其他野生动物相似，主要来自野兽的威胁，而强有力者将首先领导和抗拒这种威胁，因此古人类原始群落应与猿群相似，以壮年男性为领导者。（人口数量估计低于10万）3.氏族社会（约1万年前～约5000年前）大约1万年至8000年前，冰川与两极冰盖逐渐大量消退，全球气温回升，气候逐渐温暖湿润，河流湖泊增多，河湖流域森林草原茂盛，野生动植物种类数量繁多，给古人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中国古人类原始群落开始逐渐聚集于黄河流域。大约80000年至5000年前，全球气候温暖湿润，由于适宜的自然环境和充足的食物，古人开始大量生殖，形成较大的群体，个体数量的增加使得食物相对减少，整体生存空间萎缩，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在此情况下，古人在两方面开始发展自己与改造自然，首先人类学会了种植农作物与驯养家畜，并开始定居生活；其次农耕和畜牧必须有更充分的合作，人类开始建立自己的社会组织，进入氏族社会。与此同时，由于不同氏族定居区域的逐渐扩大，氏族群体的不断增加，彼此争夺生存资源而爆发冲突，人类的战争史也由此起源。氏族社会前期，由于定居，农耕和畜牧，古人面临的野兽威胁大大减少。而每个氏族个体数量不多，生存区域不大，缺乏足够食物而整体生存压力巨大，迫切需要增加新的成员来从事农耕和畜牧，因此女性地位增强，居于主导地位，形成母系氏族社会，这时期由于生存需要氏族繁殖应为杂交。氏族社会后期，氏族成员数量大为扩充，由于农耕和畜牧的水平低下，需要大量的的土地才能有较多的收获，各氏族生存区域日渐扩大，不同氏族之间争夺生存区域的战争，逐渐成为氏族生存面临的主要威胁，因此男性强有力的地位再次获得尊重，形成晚期的父系氏族社会，这时期由于群体数量的增加和生产的扩大，要求更精细的社会分工与更高的生产效率,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家庭关系。（人口数量估计低于50万）。4.三皇五帝（约5000年前～约4000年前）大约5000年至4000年前，气温下降，气候干凉，生存压力增大，古人开始建造房屋，并广泛采用炉台，开始种桑养蚕采丝，传统中草药被人类发现和应用。中国古代神话中出现的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即描述稍早及这一时期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此时期早期，中国黄河流域发生一系列争夺战，最终黄帝统一了黄河流域的所有氏族部落，成为新的部族联盟的首领。此时期中前期，气候变化异常，高温干旱与寒冷洪水交替出现，杰出的氏族首领领导人民战胜了一些列自然灾害，使人类得以绵延生存，并创造了辉煌的史前文明。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以及众多的神话人物多，即描述这一时期战争及自然灾害给人类发展造成的影响，以及古人如何应对战胜这些灾难。此时期中后期气温回升，气候平稳，氏族社会明显扩张，人口数量有较大发展（估计低于150万）。这一时期，由于人口的增加，部落的生存区域快速扩展，生产力进一步提升，在战争和对抗灾害中，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禅让制的氏族社会逐渐演变为世袭制的王朝国家。结论：史前时期，首先由于自然环境气候的变化，造成了沉重的生存压力，猿群和人群被迫适应自然环境，为了生存逐渐进化自身，并在应用和制造工具后，从简单的利用自然环境，发展为影响和改变自然环境。人类自身的进化和生产的发展，虽然缓解了生存压力，但适宜气候自然环境的出现，使人的繁殖和部落的规模急速增长，再次加剧了整体的生存压力，已有的自然环境和生产力水平不足以维持生存时，掠夺和扩张的战争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社会组织被完善和强化，氏族社会演变为王朝国家。从猿到人的转变，从古人类原始群落到氏族社会的转变，从氏族公社到王朝国家的转变，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人类为了绵延自身，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巨大飞跃，为应对更多的自然灾害积累了经验和能力，为迈向以后的繁荣和兴盛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影响人类发展的仍然主要是自然环境即气候变化的影响，人在自然生存压力下，将不得不进化和发展自己；但当人类自身数量的快速增加，超出已有环境的承受能力时，人类不可避免的陷于内乱战争，以阻止和消耗人口的增长。人类自身生存压力的改变，是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二.王朝文明的序幕——夏与商（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046年）1.夏朝（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21世纪，中国氏族社会末期，洪水泛滥，大禹成功的根治了水患，发展了农业生产，赢得了各个部族的支持，顺利的接替舜成为新的部族联盟首领。大禹所领导的夏部族，在疏导治理洪水时，地盘扩大势力增强。大禹在成为部族联盟首领后，依靠夏部族的支持，镇压和驱逐了异己部族，取得了各个部族的完全臣服，巩固和加强了自己的权力。大禹死后，由其子启即位，废除了禅让制。尽管有诸多部族反对启即位，但都被启镇压，经过激烈的斗争，启完全巩固了自己的权位，形成王位世袭制。其后各个部族首领亦逐渐采用世袭制，成为维护王权的世袭贵族，中国由此确立了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建立后，地域广阔，部族众多，人口大量增加，为了方便治理，设立了六卿统领的国家机构，加强和巩固统治，制定了刑法，修筑了城郭，常设了军队和监狱，初步创立了国家。夏王启以及其后的各王，王位世袭权力垄断，丧失了古代首领的圣贤品德，日益奢侈腐化，耽溺淫乐，残酷奴役和镇压各个部族。由于去古不远，王位世袭并没有得到各个部族的普遍认同，夏王的腐败统治很快丧失民心，夏族内部以及各个部族进行王位相争，战争不断爆发。夏末代王桀异常残暴，民不堪使，商部族首领汤起兵伐之，桀众叛亲离，身死国亡。夏朝初期在与洪水的抗争中，学会了引水灌溉，并使用木石工具耕种，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烧制陶器，琢磨石器等手工业也具有了一定水平，开始制造青铜器。2.商朝（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商汤起兵伐桀之后，放桀而归，诸侯推之为天子，汤三让而后即位，建立商朝。商立国后，各王吸取夏亡的教训，力求“有功于民，勤力乃事”，同时注意“以宽治国”，政治稳定，国力逐渐强盛。商部族在汤起兵伐桀之前，已有八次迁移，自公元前1600年汤建国后，至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殷，又有五次迁移。在屡次迁移中，经过对周围方国的频繁大规模战争，疆域及势力影响空前扩大。商代农业已使用青铜农具，粪肥肥田，加上地域辽阔，农业空前发展，使酿酒业和丝织业也有很大发展；畜牧业和渔猎也很发达，“六畜”具备；手工业青铜器制造达到全盛时期，品种繁多，制作精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带来了商业的发展，商人已开始进行长途贸易，并开始采用贝币，马车和舟已用于交通。商代产生了体系较为完善的文字，制定了最早的完整的历法，有了天文学和气象学的记录，医学已分科，针灸按摩被应用于治病，数学已采用十位制计算，记数至万。结论：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夏与商相继存在，为中国王朝文明的开始，夏争于内而亡，商战于外而兴。从气候变迁看，这一千年气候温和，温度较高，雨量丰沛，黄河下游中原地区，有广泛的森林、草原、河流和湖泊，农耕、畜牧和渔猎都有很大发展，非常适宜人类繁殖生存。但正是由于舒适的气候使人类大量繁殖（人口数量由低于150万增加至大约1000万），虽然自然环境适合，由于人口增加，人类仍然面临了新的生存压力。对于此，夏的统治者没有很好的发展生产力，来缓解生存压力，反而奢侈享乐，使贫富差距分配不公日益扩大，民不聊生，因而也就必然内争不断，最终众叛亲离，身死国亡。商的统治者则不同，一方面勤力与政，发展生产；一方面宽待与民，与民生息。即便如此，生产的发展仍然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需要，因此迁徙和对外战争，寻找和扩大新的生存区域也就成为必然。历史绝不是偶然的和没有原因的，夏商时期适宜的气候说明当时并没有自然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只有快速增长的人口带来的生存压力，而夏王朝的腐败恰恰加剧了社会不公，激化了生存矛盾，因此长期的内争也就成为了必然；而商王朝农耕、畜牧和渔猎发达，生产获得很大发展，空前繁荣，却仍连续多次的大规模迁徙，连续多次的大规模对外扩张战争，原因也只能由此而起了。三.王朝文明的发展——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49年）1.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商朝末君纣王奢侈残暴，周武王率众诸侯伐之，牧野之战，商军临阵倒戈，纣王自焚，周王朝灭商而立。周朝建立后，不断分封诸侯，歼灭方国，国势日盛，时都镐京，史称西周。西周初期在政治上，对内积极分封同姓贵族与有功之臣，以加强对国家的治理和屏藩王室；对外则积极征讨异族，镇压反抗，继续扩大疆域。中期厉王残暴，垄断财富，方国反叛，边族入侵，国人起义，厉王被迫出奔。末期宣王经过一系列用兵，稳定了统治，但没有改变国力继续衰弱的局面。末君幽王好利无信，朝政腐败，用兵失策，天灾频仍。犬戎攻周，杀幽王，西周覆灭。西周的国家组织进一步发展，实行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诸侯皆世袭并嫡长继承。爵设五等，官立六卿，兵分六师，法制九刑。周礼与周乐完备兴盛，等级分明，教化严整。2.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49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为避犬戎，东迁洛邑，至周亡，史称东周。周东迁后，王室实力衰弱，全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诸侯势力逐渐扩张兴起。东周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自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战国时期自公元前476年至公元前221年。春秋时期，由于王室衰弱，天下失衡，各诸侯国以实力相争，为在相互竞争的局面中处于有利地位，诸侯纷纷任用贤臣能将，发展农业，增强国力，出现了五霸迭兴，吴越相争的格局。在兼并扩张过程中，边域戎狄蛮夷等部族逐渐为诸侯所灭，融入华夏中原。同时由于世族卿大夫的长期秉政，各公族势力日益强大，形成了春秋末期君权下替，权去公室，政在家门的局面。春秋政治重视民意，广纳民谏，各诸侯之立与废也常由民心向背而定。春秋时各国普遍实行井田制，并以此征收赋税，促进了荒地的开垦和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商业亦进一步发展，开始大量冶铁。春秋教育私学与官学并举，私人讲学游学开始出现。在教学立说上，孔子成就最大，提倡仁，要求“爱民、复礼、节用、宽政”，由于门徒众多，孔子的学说逐渐得到广泛传播，形成了儒家思想。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到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七国称雄，各小诸侯国分别为七国所并。七国之间仍然经常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战争，攻城略地，屠民夺财，以期蚕食别国，壮大自己。七国为加强国力先后变法，礼贤下士，宗法贵族逐渐没落，俸禄制取代封邑制，郡县直属国君，君权得到加强。由于连年的争夺兼并战争，各国均拥有强大的军队，并严刑峻法，加强统治。战国时社会经济得到巨大发展，农业上井田制被废除，各国奖励耕种，铁制工具普遍采用，牛耕粪肥，兴修水利，农业发展很快；手工业冶铁冶铜发达，民营手工业兴盛，纺织业达到很高水平；商业的发展，出现了金属货币，许多城邑设有交易的市，大商人富比公侯。结论：大约公元前1100左右，中国气候突变，气温大幅度降低，农业和畜牧的发展遭到沉重打击，而当时中国人口已十分稠密（大约1000万），生产力的大幅度下降使民生艰难，社会矛盾骤然加剧，民望新生，土地和财富的重新分配已在所难免，商纣不知怜民，其亡必然。周初虽大规模重新分封，但在气候自然条件没有改善情况下，生产难以得到恢复和发展，民生矛盾依然严峻，对内外的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经过商末和周初的战争，人口有所下降，同时营建东都，新的分封和扩张，也使一部分人口得到安置，缓解了社会矛盾。但由于西周地处西陲，当时气候条件远不如商时，因此周能兴盛于此，却不能巩固于此，西周只存在了不足三百年，其中还变乱不断，大概与国力不足相关。西周末期人口显然比西周初人口已大幅度下降，仅为备边亦须“料民”，西周已无力继续在镐京立足。在犬戎杀幽王，劫掠镐京后，在难耐的荒凉与犬戎的严重威胁下，周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以寻求新的富足的生存之地。西周国力比商有大幅度下降，仅以宗法分封贵族之屏卫维持，初不足以役使诸侯，末不足以抵御犬戎，实与天时地理相关。虽如此，西周为了缓和民生社会矛盾，大力推行等级礼乐教化，以束缚和愚化百姓，颇为后代统治所借鉴，概当时为求稳定舍此实无它法。周东迁后，王畿大为缩小，国势已不可复振，只能静观诸侯相争了。而大约公元前800年，中国气候再次突变，气温大幅度回暖，为东周各诸侯国的兴盛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适宜的气候条件重新有利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发展使人口重新增加起来，反过来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华夏再次强盛，边陲异族小国逐渐被中原诸侯打败和兼并。同样为西陲之地，秦象当初的周一样，再次在此兴盛与强大起来，天时地利适得其所，真可谓“天命使然”。长期适宜的气候条件，使人口急速增加，战国时期，中国人口大约已经突破3000万，约为西周人口的四五倍之多，人口的增加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恢复了华夏的繁盛，但过度增加显然加剧了生存矛盾，各诸侯国不得不一方面变法重新分配土地，削弱贵族世袭垄断的权力，兴修水利奖励农耕等来促进农业发展；一方面进行兼并和扩张战争，将小国和边陲之地化为郡县，分迁人口。当兼并战争达到高潮时，最强者胜出，秦灭周，继而灭六国，实为在农耕区域已无可兼并之地，不得不在中原最后相争了。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和纵连横，彼此征伐不断；经济上农业兴盛，人口大量倍增；文化上百家学说兴起，诸子思想争鸣；……这种社会状况，实为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即在适宜气候条件下，人口激增带来社会历史巨变：当生产力发展不足以缓解人口生存压力时，各种思想学说纷呈异然，各自提出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虽然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但无疑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巨大发展，对以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王朝文明的第一个兴盛期——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1.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灭六国，自称始皇帝，废分封制，设郡县，官员任用及军队调遣均直属皇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灭六国后，仍保留了大量军队，役使万民，北击匈奴，南伐闽越，修建长城，广扩宫殿，预建陵寝，巡游各地，无日不役使人民，虽严刑苛法，民不堪使，始皇帝死后，立即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秦王朝的暴虐统治很快在农民战争的硝烟中土崩瓦解。秦朝中央设三公六卿，地方设郡县，并以秦律为基础，参照六国律，制定了统一完备的法律。秦在北方修建长城以抵御匈奴，在新扩的疆域内设置郡县，迁徙人民开垦戍守。秦统一了文字，货币和度量衡，促进了统一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秦焚书坑儒，禁毁私学，集天下兵器富户于咸阳，徭役赋税繁重。2.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汉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后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汉初为恢复生产，实行了“罢兵、归流、放奴、抑商、减赋”等措施；其后“文景之治”继续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迅速的恢复了人口和生产的发展；同时朝廷对内“削藩”，对外“和亲”，坚持长期休养生息，使国力得到了恢复和加强。汉武帝时进一步削弱王国势力，加强中央政权；实行察举制，建立太学，以选拔官吏；削弱丞相权力，设置刺史，加强中央军力；任酷吏，严刑法，打击豪强；统一货币，管制盐铁生产及买卖，抑制富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宣扬天授王权。经过上述措施，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国力强盛，汉武帝先后发动了一系列对边境少数民族的大规模战争，夺取了河套、河西、闽越、辽东、南夷等地，设立郡县，驻兵戍守，移民填边开垦，汉朝疆域空前扩大。由于连年征战，社会生产有所停滞和倒退，但经过昭、宣时的休养生息，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人口进一步增加。西汉末年，外戚专政，朝政腐败，豪强兼并日盛，流民盗贼丛生，农民暴动不断。在政治经济危机中，王莽代汉自立，他的措施没有能缓和矛盾，反而加剧了豪强兼并，终于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彻底崩溃。在天下混乱中，光武帝刘秀依靠豪强武装的支持镇压了各地农民起义，削平割据，重新恢复了汉朝统治。东汉初政治有所更新，对豪强和兼并有所抑制，但没有根本削弱，东汉末年，豪强门阀政治渐成势力。东汉进一步加强集权政治，三公六卿徒具虚名，权力悉归皇帝。东汉中后期皇帝多年少即位，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朝政日益腐败，政治日益黑暗，大量土地被兼并，民不聊生，直接导致了黄巾大起义的爆发。在镇压农民中，豪强武装割据并起，腐朽的外戚宦官集团被扫灭，东汉王朝亦随之瓦解。两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空前发展，政治上中央集权制国家得到加强，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经济上社会生产极大提高，大量水利工程被修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被推广，牛耕与铁制工具普遍采用，手工业冶铁冶铜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商业兴盛，丝绸贸易远涉西域；文化上，造纸术被发明，文化普及，汉赋、散文与乐府民歌并兴，儒家众多，佛道亦开始传播，中医体系形成，内科外科可采用多种疗法，天文已有二十四节气，制定完整的历法《太初历》，浑天仪、地动仪被发明应用，数学上已发现勾股定理，著有《九章算术》。结论：秦汉之际，中国气候不如东周时适宜，但仍较为温暖，人口问题使生存压力再次凸显，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即土地分配问题。秦灭六国，动辄坑杀几十万，与古时攻伐掠夺人畜之战已不同，重在争地，足可见人丁不乏，地不足用。经过多年混战，人口有大量减少，至秦初，人口已有战国颠峰时期的3000万左右降至大约2000万。秦虽扩充疆域，大量的迁徙人口，但徭役征战不断，秦始皇使天下为一人劳作，没有利用天下一统的大好时机恢复和发展生产，人民生存极为艰难，富人贵族亦不堪其驱使，群起反抗，天下离心，秦很快也就灭亡了。经过秦的酷政与秦末的混战，人口有大幅度缩减，汉初大约只有人口1300万左右，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民生的恢复。汉初人丁匮乏，国力衰弱，公卿以至牛车出行，对外不得不采取和亲安抚之策，以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时人口已近4000万，国力空前强盛，使得汉在一系列对外扩张战争中连连获胜，疆域空前扩大，对外贸易联系广为增加，汉亦以其文明与富强闻名海外。尽管汉武帝不断屯民戍边，打击豪强，但仍然兼并未止，饥谨流民渐增，至西汉末年人口超过6000万，生产力已经不足以解决人口问题，在朝政腐败，分配严重不均下，战乱在所难免。西汉末年，多年的混乱与战争再次使人口大幅度下降，光武帝时大约只有2500万人口，因此尽管豪强兼并没有削弱，但总人口不多，土地分配有余，仍然为东汉前期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条件。经过“明章之治”，国力得到恢复，人口明显增加，已接近4500万，至桓灵时人口已超过7000万，财政匮乏，饥民四起，人口压力空前严重，政治经济危机终于导致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黄巾大起义爆发，历史进入分裂和混乱时期。不能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就不能巩固统治，因此秦虽武装强大，苛刑严法，其亡必然；汉初的黄老之治，与民休息，其实也就是恢复人口和生产；而武帝之后提倡儒学，无疑是在和平统治时期缓和社会矛盾的良方，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却至少可以延续统治；东汉时期政治不如西汉，豪强的地方之治，削弱了中央的力量，使东汉国力反不如西汉，但事实上却加强了对地方的社会治理、人口约束和生产发展，使东汉社会经济人口的发展都超越了西汉，最后的农民起义也败于豪强武装，中国也由此再次进入动荡与纷争的时代。五.王朝文明的再发展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1年）1.三国（公元220年～公元280年）东汉末经过长期的军阀混战，逐渐形成了三国割据，魏蜀吴鼎立的相持局面。魏占据北方，政治上唯才是举，官吏选拔实行九品中正制，依靠士族文人巩固统治，赋税实行租调制以抑制豪强，农业上屯田制以发展生产，国力最强。蜀据西南，平定西南夷，联吴抗魏，据险自守。吴占东南，依大族定国，联蜀抗魏，经济有所发展，并进行海外贸易。2.两晋（公元265年～公元420年）晋初都长安，史称西晋（公元265年～公元316年），西晋沿用宗室分封制，以期屏藩王室，但诸王坐大，先后争位作乱，史称八王之乱。西晋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生产倒退，民变四起，北方少数民族乘虚而入，西晋在黄河以北无法立足，很快灭亡。西晋亡后，王室南迁，都建康，史称东晋（公元317年～公元420年）。东晋建国后，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战乱不已，大批汉人屡次南迁，促进了南方生产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晋室在南方本无势力，不得不依靠豪族支持，与大族“共天下”，承认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垄断利益，但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皇室与豪族之间争执不断，朝廷变乱丛生，地方时有叛乱，与北方的战争也不曾停止。在内外困境中，东晋无力恢复中原，始终衰弱不堪，并很快被大族权臣所取代。3.五胡十六国（公元304年～公元436年）汉末魏晋以来，边境各少数民族陆续内迁，与汉族杂居，从公元304年至公元436年，在中国北方和四川等地先后建立了各族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这一时期，各族纷争不断，战乱频仍，社会经济和文化遭到巨大破坏，中原地区生产力严重倒退，人口急剧下降，但由于中原人民避战乱而外迁，促进了河西走廊，辽东，辽西，巴蜀以及南方的开发生产和社会发展，同时由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促进了东西融合和外来文化的传播，佛学兴起，佛教广为传播。这一时期既是民族大纷争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带动了各民族尤其是落后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4.南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公元五世纪初至六世纪末，在中国南北方政权对峙而立，史称南北朝（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北朝公元439年～公元581年）。南朝（宋齐梁陈）政治加强皇权，抑制外戚和豪族势力，汉末以来的士族政治受到打击，士族不再掌握实权，但宗室各王各有势力，权力纷争逐渐转入皇室内部。由于集权加强，南朝虽仍有皇室纷争，君臣变乱，但大体上保持了稳定，促进了南方的开发，民族的融合，生产的发展。北朝（北魏，东魏与西魏，北齐与北周）统治者多出自鲜卑族，北魏先以武力统一北方，其后实行改革，整顿吏治与地方机构，颁布均田令与新租调制，提倡鲜卑汉化，一系列措施以及政治稳定，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北魏末年，政治腐败，分裂为东魏与西魏，随后又被北齐与北周取代。北周禁道佛，放奴婢，兴修水利，增辟农田，生产发展，国力渐为强盛，最终灭北齐，为隋的再次统一奠定了条件。结论：这一时期气候变化比较大，气温先降，处于低温一段时间后，再次回升。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气温恰处于下降阶段，东汉末人口众多，地不足产而兼并日盛，贫富不均，战乱也就爆发了。经过几十年混乱和战争，到三国初期，人口已经由东汉颠峰时的7000万下降为不足1000万，人口的减少使土地荒芜，州郡荒废，以至于三国不得不屯田征粮，并从边夷少数民族征兵，也由于气候之利，南方有所发展。三国虽互有征伐，但内部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三国末人口再次增加至大约2500万，西晋初几十年的宽俭为政，使人口约增至3500万。此时气候不佳气温降至谷低，西北与北方很多地区耕种畜牧不足，大量边境少数民族内迁，人多而地减，矛盾再次尖锐，北方再次陷入战争与混乱。公元四世纪，北方气候相对寒冷，人地相争，经过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纷争战乱，人口大量减少与外迁，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南方却由于气候相对适宜，可开垦区域广大，有较大的发展，延续了东晋一百年的统治。四世纪末至六世纪末，气候再次转变，气温逐渐回暖，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这段时期南北方政治相对稳定，社会经济都有很大恢复和发展，同时又由于气候再次适宜，北方生产恢复很快，国力也逐渐恢复，最终隋再次完成了南北统一（此时人口大约为5000万）。东汉末至两晋，豪族兼并日盛，广占山泽，众蓄人口，门阀士族逐渐掌握权力，左右政治局面。这使社会矛盾尖锐，变乱不断，也使朝廷财力匮乏，国力虚弱。这时期统治者都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但没有实效，最终不得不妥协，承认豪族的垄断。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环境恶劣，许多弱户民生艰难，不得不依豪族为生；而人口数量有限，也使得魏晋以来豪族广占土地得以绵延日久。这种情况直至南北朝时期，气候再次转变，人口再次增加，才得以改变，土地终于不得不重新分配，社会生产才得以再次恢复。六.王朝文明的再次兴盛——隋唐（公元581年～公元907年）1.隋（公元581年～公元618年）公元589年，隋灭陈，结束了中国近三百年的分裂状态。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巩固统一，强化中央集权，中央行政中枢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地方设州县两级；官吏选拔实行尚书省吏部铨举制，并开始科举进士；重颁均田令，兴修水利，灌溉农业。隋初政治清明，生产发展，府库充实，对外联系繁密，丝绸之路复兴。隋炀帝即位后，建东京、修长城、开运河，还在各地建造宫殿，四处巡游，每年征丁以数百万计，由于苦役，役丁往往死亡过半，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隋炀帝还三次东征高丽，伤亡巨大，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巨大的工程建造严重的破坏了生产力，繁重的劳役征发使人民更加困苦，遍布全国的农民起义纷纷而起，隋朝很快灭亡。2.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唐经过一系列战争，削平割据，再次完成统一。唐都长安，中枢机构三省六部，执行有九寺五监，监察有御史台，司法有大理寺，地方设州县，另设监察区。制定了《唐律》，兵制实行府兵制，亦有募兵。经济税收上仍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选吏以科举为主，设有京师学和州县学以培养官吏。唐前期吏治清明，轻徭薄赋，抑制豪族，兴修水利，屯田边境，劝课农桑，社会生产发展很快，人口大幅度增加，农业、手工业、纺织业都取得很大成就，商业空前繁荣，出现了很多大都市。唐还收服了北方的突厥和回纥，东北的契丹，和亲西南的吐蕃，册封南诏。唐中期以后，人口急剧增加，人均田地不足，均田制难以为续，税收以人丁为主的租庸调制，逐渐改为以田亩为主的两税法。贫苦农民不堪重负，府兵制废止，实行募兵制。募兵制的实行，在军事上改变了中央和边镇的平衡关系，边镇势力日渐强大，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平定（公元762年）后，藩镇割据形成。唐后期宦官专政，朝政腐败，土地兼并严重，藩镇横征暴敛，贫富极度不均，藩镇战争与农民战争连绵不断，中央权力更加衰弱，最终唐亡于藩镇争夺。唐朝是中国王朝文明又一次兴盛时期，人口众多，疆域辽阔，国力强盛；农业生产发达，手工业品精美，商业繁荣，都市繁华；科技上，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药学均有很大成就，雕版印刷术发明；文化上，佛教道教兴盛普及，儒家再次振兴，唐诗歌灿烂辉煌，名家辈出；艺术上，绘画、雕塑、书法、音乐和舞蹈皆有很高成就，盛极一时；对外交往上，与欧亚非许多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上的广泛交流，丝绸之路贸易交往繁盛，朝鲜日本有大批使者学习唐朝的文化制度，取得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辉煌成果。结论：隋唐时期，中国气候温和，气温较高，很适宜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繁殖，关中、河西走廊至西域均有肥沃之地适宜发展。隋唐能再次凭借关中之力，并吞天下，天时地利使然。经过南北朝比较长时间的稳定与发展，隋初人口已繁（人口大约为5000万），国力颇为强盛，但隋炀帝没有吸取秦的教训，不惜民力，重赋繁役，穷奢极欲，其亡必然。经过隋炀帝时期的暴政和长期的混乱战争，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人口急剧下降，至唐初人口人口已不足2300万。
唐前期的吏治清明，土地重新获得平均分配，社会生产迅速恢复，人口急剧增加，至天宝年间已大约9000万。辽阔的疆域，繁密的人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与文明，但与此同时人多地少的矛盾再次加剧，均田制已名存实亡，税收制度不得不由以人为本变为以地为本。唐后期藩镇割据，横征暴敛，土地兼并严重，贫富极度不均，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军事上，唐朝都无力恢复以往的辉煌，只能走向衰亡了。唐前后期的逆转，是在同一自然环境下中国王朝文明逆转的典型，在土地平均，社会公平下，适量的人口在辽阔的地域上，创造了空前繁荣的文明；人口过多，豪强兼并，政治黑暗，就只能走向衰弱灭亡了。唐太宗所谓“水能栽舟，亦能覆舟”，在农业社会里关键就看土地与人口的关系了。七.王朝文明的衰退期——五代十国（公元907年～公元979年）唐末镇压了黄巢起义之后，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各地藩镇拥兵自立，纷纷建国，北方代唐而立形成五代（公元907年～公元960年）更替的局面，南方十国（公元902年～公元979年）亦相继而起。五代时期“兵强马壮者则为天子”，各藩镇皆拥有强大武装，相互之间征战不休，藩镇内部亦“骄兵逐帅，帅强叛上”，父子相害，兄弟相残，北方的契丹也常常乘机劫掠中原。由于战争频繁，兵役负担十分沉重，苛捐杂税繁重，人民流利失所，社会生产倒退，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亦急剧下降。南方十国局面较北方相对稳定，重大战事较少，各割据区域政局也比较安定，使南方的社会经济继承了晋唐以来的持续发展，吴越、湘闽地区发展甚至超越了前代，人口亦有所增加。南方的开发和发展，为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创造了条件。结论：唐后期气候已经开始变化，气温持续下降，在社会生产没有获得较大发展时，北方实在不足以生存过多的人口，相争与混乱在所难免，而战争又使社会生产进一步倒退，人口也就急剧减少，自唐末北方战乱开始至五代结束，人口大约由4500万减少为不足1000万。气候的变化总的来说对南方影响不大，反而使南方有更多区域温暖湿润，适宜生存发展，北人南移，南方的开垦面积增大，生产持续发展，使南方尽管经历了一些战乱，生存矛盾并不尖锐，大体上保持了安定发展的局面。至宋统一时，南方人口大约为北方的两倍，约2000万。八.王朝文明的鼎盛期——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1.北宋（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宋代后周而立，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统一了全国，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两百多年藩镇割据的局面，定都开封，史称北宋。北宋为了防止藩镇割据混乱局面的再次产生，以文官领军，对地方采取了“夺权、制财、收兵”等措施，同时确立募兵制，设三衙以统禁军，设枢密以掌军权，兵将分离，内外相制，军权悉归皇帝；宋改革官制，以三司使掌财政，枢密院掌军政，宰相掌民政，三权分立，还设置副职以进一步削弱臣权，加强御史台和谏院的权力，以加强监督和相互制约。宋初的制度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使文官能够分权而治，巩固了统一安定的局面，促进了宋初社会经济的发展。北宋依据占有土地的不同将全国居民分为主户和客户，赋税采取夏秋两税，按田亩定额课取；服役分职役和夫役，主户服职役，客户服夫役。北宋初期在北方对辽作战失利后，对外基本采取守势，辽凭借其骑兵优势，不断南侵，杀戮掠夺，西夏亦侵夺不止，宋不得不先后与辽和西夏签定盟约，输财纳物以求苟安。北宋由于军费与徭役沉重，土地兼并扩大，生存矛盾日益严重，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北宋面临内外矛盾，官僚机构及军队日益臃肿，很快就陷入开支庞大，入不负出的困窘局面。为摆脱困境，先后实行了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主要内容有：裁冗余，慎选吏，限“恩荫”，减徭役等，但由于遭反对，很快夭折，没有取得实效；王安石变法主要内容有：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青苗法、幕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将兵法、保甲法等，新法陆续推行，发展了生产，增加了财政收入。北宋后期，文人党争，政治上陷入混乱和反复，朝政日益腐败，农民起义在南北方先后爆发，国势渐衰弱，与辽先后为金所灭。2.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金攻破开封后，宋王室南迁，定都临安，史称南宋。南宋丧失了北方的大片领土，对金时战时和，但几次北伐都先后失利，长期对金妥协，输财纳物称臣以求苟安。由于战争的巨额费用，南宋赋税繁重，权贵兼并严重，政治也异常黑暗，农民起义接连不断，两湖富足之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农民起义都先后被镇压，但自始至终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和与金的战争，严重削弱了南宋的国力，只是由于北方人民的抗金斗争，以及金与西夏、蒙古的互相制衡，南宋才得以苟延残喘，勉强维持了百余年的统治。蒙古以其广袤的领土，雄厚的实力，庞大的军队，先后灭了西夏与金，南宋无力再与蒙古相抗，遂降，中国进入了元朝。宋代是经济发展迅猛的时代，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引人注目的成就。农业上农田水利成就突出，开垦面积空前扩大，耕作技术提高，农具改进，多种经济作物经营，复种技术推广，产量倍增，尤其是南方农业空前发展，农业生产远超汉唐；手工业上，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和火药都已发明并得到广泛应用，造船、矿冶、纺织、染整、造纸、印刷、制瓷、制盐等许多行业规模宏大，技术发达；商业上，商品经济发达，纸币广泛发行，成千上万人口众多的城镇繁荣兴旺，对外经济交流与海外贸易空前繁盛。宋代文化高度繁荣，天文学、数学、医药学、建筑皆取得突出成就；哲学上集古代哲学之大成形成了程朱理学，并成为南宋及以后王朝的官方哲学；教育普及，州县学兴盛，私人书院亦得到很大发展；文学艺术，散文、诗、词、绘画、书法、雕塑都呈现出繁荣瑰丽的景象，戏剧开始兴起和发展；史学，新史体先后创立，长篇巨著繁多，地理志金石学更是远超前代。宋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前代，成为中国王朝文明发展的鼎盛时期。3.与宋并立的北方政权辽（公元907年～公元1125年）、西夏（公元1038年～公元1227年）和金（公元1115年～公元1234年）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所建立的国家，辽建国前后，不断南侵汉地，大肆掳掠，其后与北宋、西夏长期对峙而立，后为北宋和金夹击所灭。辽接受了汉文化，促进了契丹族的社会进步和生产发展。西夏，西北党项族所建立的国家，长期与宋、辽和金抗争，虽国势较弱，但维持了在西北的统治，学习汉文化，促进了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和社会发展。蒙古兴起后，西夏为蒙所灭。金，东北女真族所建立的国家，在抗辽和反辽的斗争中逐渐兴起和强大。金初期不断侵辽，逐渐占据了辽原有区域，灭辽及北宋，开始习用汉文化制度。金没有稳定在北方的统治，各族人民先后爆发反金起义，同时大批女真人南迁后，坐事享乐，尚武之风逐渐消失，作战能力日益削弱，遂为蒙古所灭结论：北宋初人口大约为3000万，前期对外基本处于相持和平状态，人口和社会生产发展很快，至北宋后期人口已超过一亿。北宋地域远不及汉唐，气候也不如汉唐时期适宜，人口数量和密度却远超汉唐，首先得益于统治者重视士大夫，实行文官政治，加强了对国家的管理和治理；其次得益于南方的普遍开发，大大增加了农业耕种面积；在多方面因素下，宋的农业技术大幅度提高，产量倍增，从而得以支撑繁密的人口。尽管宋的经济文化高度发展，但由于地域狭小，人口众多，宋一直处于人多地少，财用匮乏的困境，为此北宋先后两次变法，庆历新政重革新政治，力求节约，以量入为出；王安石变法重发展生产，力求增收，以富国强兵。王安石变法的实际效益要更好，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过于依靠皇帝的支持，没有在士大夫及中下层中取得广泛支持，因而当决策者改变时，政治也就随之反复，使北宋在党争的混乱中，政治日益黑暗腐败，国势很快衰弱灭亡。但王安石变法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生产，增收了国家财政，增强了国力，使北宋能够在辽和西夏的夹击中，长期鼎峙而立。金灭北宋后，没有能很好的治理北方，在北方人民的反抗下，在南宋、西夏和蒙古的夹击中，国土日益萎缩，终被蒙古所灭。南宋在政治上无所建树，不过在妥协和平衡中苟延残喘，最终亦亡于蒙古。两宋政治有三个显著特点：一重视士大夫，实行文官政治，且削弱文官权力，使其相互制约监督，政治较为自由开放；二实行幕兵制，由国家养兵，将无实权，兵权悉归皇帝，结束了武将干政；三在内外局面上，对外防御不力，长期采取守势，妥协苟安；内部党争不息，农民起义不断，国势日弱。宋重视文人，因文人之力而加强统治，亦因文人之争而丧失统治；宋猜忌武将，因将无兵权而边防虚弱，最终亦亡于外敌。北宋有可能胜辽和西夏，因国势远胜，可惜不占人和地利；金有可能阻挡蒙古的进攻，可惜不得北方汉人民心；各国皆亡后，南宋已无力独存。两宋宁愿输财纳物妥协以求苟安，而辽、西夏、金和蒙古则不得不南侵，以占据新的富庶的汉人区域来增加赋税，以掠夺财物来补充供给物资，各依国情而已，也恰应验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两宋时期气候变化是较大的，大体上气温先降后升，大约在北宋中期降至谷底，随后持续回升。气候对北方和西北地区影响较大，但由于两宋的经济中心在南方，南方始终温暖湿润，因此受影响不大，反而是北方的辽和金受影响较大。因而两宋时期，是继两晋南北朝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又一次大规模掠夺和移居中原的时期，这或许是与气候息息相关的，这两个时期也恰恰都是气候变冷的时期，气候原因使北方游牧民族不得不向南侵袭和迁移，以缓解生存压力。同样，在宋、辽、西夏和金各国内，由于人口普遍过多，而存在着人多物少，财用匮乏的局面，因此宋内争内乱不断，而宋向辽、西夏和金输财纳物只能缓解各国压力，却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由于战乱，北方社会生产日益下降，辽、西夏和金内外困窘，矛盾尖锐，也不得不亡。北宋的政治体制已完全不同于汉唐，文官分权政治有利于加强和稳定国家治理，中期王安石变法关键在于积极调整经济关系，更进一步扩大加强了政府职能，有助于解决宋面临的困境，可惜宋还未形成新的生产力，王安石没有能取得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同时新法也赋予政府太多干涉社会经济的权力，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官员逐利滥用权力，使新法也为下层人民所反对，最终夭折。两宋时期，长期反复的文人士大夫党争，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都不过是过多人口生存矛盾的反映；可也就是因为重视文人士大夫，实施了较为有效的治理，两宋社会生产取得了巨大发展，达到了王朝文明的鼎盛时期；繁荣是前所未有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两宋只能达到那样的高度，因为它没有和平的外部环境来向更高的阶段迈进，历史开始从高潮跌落。九.王朝文明的衰弱期——元明（公元1279年～公元1644年）1.元（公元1271年～公元1368年）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国，通过西征南侵，控制了欧亚大片地区。蒙哥汗死，蒙古国分裂为几个汗国，忽必烈继承汗位后，采用汉制，任用汉人，巩固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1271年改国号大元。元朝于1279年灭南宋，随后两次大举侵日，但均遭惨败。元还继续南侵，征安南、缅国，越海远征爪哇，连年征战，伤亡巨大。忽必烈与北方诸王也进行了长期的争权夺地之战，互有胜负。成宗之后，元朝皇室内争不断，政变叛乱迭起；皇帝为争取蒙古贵族支持，对诸王亲贵泛赏滥赐；元还崇信佛事，修寺建庙，耗费巨大；再加上连年不断的内外战争和镇压反抗，元朝长期财政开支巨大，入不负出，国用匮乏。为应付巨额支出，朝廷滥发纸币，变更钞法，增收赋税，大肆掠夺。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导致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社会生存危机日益严重，元朝在内争与农民暴动的双重打击下很快灭亡。元朝在蒙区仍实行原有部落体制，在汉地承袭宋金旧制，并建立行省制度，以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和治理。元朝在行政、司法和财税上，均实行种族差别政策，将全国人民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实行不同的政策和待遇。元时期，结束了各民族分裂对峙的局面，大量蒙古人和色目人移居内地，内北方个民族交流融合空前发展。元还鼓励商业贸易，由于地域辽阔，交通发达，元加强了与亚、非、欧各国的商业联系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东西方的了解和科技传播。2.明（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明代元而立后，吸取元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以巩固统治。中央机构，废丞相，置内阁，六部分权，设“三法司”司法，苛刑竣法，都督府与兵部分掌军权，军队实行征兵制与卫所制；地方机构设“都、布、按”三司分掌地方权利，后设巡抚，并在基层设里甲制和关津制，加强对农民的约束；教育上，设国子监与州府县学，官吏选拔以科举为主，亦采用学校与荐举；经济上，废种族特权，放“驱口”，鼓励开垦，强制棉、桑、麻种植，大兴屯田，广修水利，储粮备荒，开放矿业，减免商税等。明为了维护统治，还强行迁徙富族豪强，籍没土地；兴大狱，株连功勋大吏，加强皇权；北修长城，分化和打击蒙古，巩固边防。明前期的一系列措施，增加了土地开垦，平均了土地财富，维护了社会安定，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明朝中期以后，宦官专权，政治黑暗，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国家征赋土地锐减，农民徭役沉重，大量流亡，各地先后发生农民暴动。面对日益加剧的统治危机，张居正进行了改革，抑制宦官，考成官吏，提拔贤能，修黄治淮，重新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减轻赋税，鼓励工商等，还加强了边防和海防，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危机。明朝后期，宦官长期专权，大量土地被皇族、勋戚、宦官、权臣霸占，农民被迫流亡或沦为附庸奴仆，特权阶层还垄断市场，强征矿税商税，大肆掠夺工商业者，中下阶层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城市民变四起。在天灾打击下，西北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并最终灭亡了明朝。明初期大量屯田，促进了边疆的开垦，增加了粮食产量；明还提倡棉麻桑，棉花普遍种植，扩大了纺织业的规模；开放矿业，加速了冶炼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在南方繁荣的都市中，一些行业如制铁、陶瓷、造纸、印刷、纺织、染整形成了大规模的加工中心和制造基地，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商品经济有了显著发展；文化上，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并立，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兴盛，市井平民文化初步繁荣。明朝与蒙、藏、维吾尔等边境少数民族继续了民族和解，互通有无的政策，并对内地云贵两广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加强了治理。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了与南洋各国的商贸文化交流，明朝还抗倭援朝，抵抗欧洲侵略者。但明朝长期的海禁政策，阻碍了南方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明中后期，大批人口开始移居南洋，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和与中国的交流。结论：公元12世纪末，正处在短暂的气候回暖时期，蒙古与时而兴，实力的增强，人口的增加，大大刺激了蒙古的扩张野心。而金、宋、西夏的对峙与坐享安乐，中亚西亚的内讧纷争与各自为阵，东欧的黑暗统治和危机重重，为蒙古的急剧扩张提供了机遇。元灭南宋后，北方由于多年战乱，人口急剧减少，元初直接所辖的全境内人口约6000万，不足13世纪初人口的一半。元朝区域辽阔，若清明吏治，与民休息，将会是又一个兴盛王朝。可惜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元对外继续了蒙古的侵略政策，遭到惨败，不但没有掠夺到财富和物资，反而伤亡巨大，财政损耗严重；元对内也没有能够恢复和发展生产，皇室贵族争权夺利，穷奢极欲，横征暴敛，内乱不止，特权阶层大肆掠夺土地人口和财富。蒙人移居内地后，经过多年战争，蒙汉皆已厌战，元朝国土虽大，人口虽多，不足以再战；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才可以增加财富，专事搜刮，不顾民生，只能速亡。元朝天灾人祸，变乱不止，使社会经济发展遭到严重阻碍，生产力倒退，元朝将近百年成为大一统的王朝文明中罕有的衰弱时期。元末气候再次转变，气温下降，人祸、天灾和战乱，使人口大副下降。明凭借南方雄厚实力一统天下时，全国人口已由14世纪初的约8500万降至不足6000万，接近元初人口。战乱和人口的减少，使北方土地大量荒芜，明初打击南方豪强，强行迁徙富户，修水利，兴屯田，使社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明将近三百年，气候是比较寒冷的，因此明初强制桑麻棉的种植，棉花在全国得到了普遍种植，明代纺织业发展规模成就很大，应该说是与气候有关联的。明鉴于元及历代灭亡的教训，削弱朝廷和地方大臣权力，设置督察和锦衣卫，极大的加强了皇权，其对功臣之刻薄残忍，历朝罕有；其对大臣士大夫之侮辱鄙视，亦远超前代。皇权的加强有利于国家初创时期的稳定和发展，但长期的权力过度集中于宫廷，极大削弱了文官政治对国家的维护与治理，皇帝不理政事时，皇权也就自然旁落于内侍宦官手中。明朝皇帝视文人士大夫为奴仆玩偶，对臣下刻薄寡恩，惟以权术御之，大臣因无权无名，或仰上鼻息因循守旧碌碌无为，或党争政争负气使性徒负虚名，由于薪俸微薄，明朝官场沆瀣一气，腐败成风，上至天子王公，下至军官小吏，竟相巧取豪夺掠夺财富。明朝中期人口已超过1.5亿，人多地少，生存危机急剧加重，尽管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但由于生产力无更大发展，并没有根本解决危机。明朝后期人口更突破2亿大关，在尖锐的社会危机和生存矛盾下，战争祸乱已在所难免。自北宋以来，文官政治、平民社会和商品经济已获得很大发展，金元的的异族统治虽有所打断，但这一趋势基本得到了继续发展。明没有顺应这一趋势，反而给予贵族官僚豪绅地主以教育、赋役、入仕、商贸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加重对工商业的掠夺，严格束缚农民和土地的依附关系，封锁海外贸易，重新确立和加强了以宗室贵族和地主豪绅为基础的王朝专制，皇帝集权独裁，上层特权垄断，打击文人政治和平民社会的发展，阻碍了商品经济的繁荣。明在大一统王朝文明中不过重蹈前代之覆辙，社会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在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上比唐宋甚至有所倒退，明朝统治期间始终危机重重，没有再现繁荣兴盛，严重的生存危机已迫使人口开始向境外迁徙，中国在停滞、衰弱和混乱中，再一次被外族侵占和统治。十.王朝文明的最后繁荣与迅速衰败——清（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1.清前期的恢复发展与繁荣（公元1644年～公元1790年）明朝末年，黑龙江流域的女真各部落重新统一，并逐渐侵占了辽东，实行汉制，发展农业生产，入关掠夺人口财物，实力大增。在征服了朝鲜和蒙古之后，清军趁明末战乱顺利入关，削平了各地抵抗，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大一统王朝——清。清代政治多依明制，中央为内阁六部，集权于军机处，地方分省、府、县三级，科举八股取士，积极任用汉人，赋役实行“摊丁入地”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军队分八旗和绿营，并设置巡边；农业上大力治河，兴修水利，鼓励开垦，内地人口大量迁徙边疆，先进耕作技术获得推广，开垦面积扩大，高产作物番薯、玉米普遍种植，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纺织、采矿、冶炼、瓷器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商业网以大都市为中心，远及边疆，近至乡村，十分繁荣；重新加强了对蒙、藏、新疆的治理，对西南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清还驱逐了沙俄在东北入侵，接受了蒙古土尔扈特部的回归，维护了边疆的稳定。但清出于维护统治需要，严控思想文化，禁止士人评论和干涉政治，实行海禁，长期封锁对外交流和海外贸易，阻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向前发展。清前期的政策符合中国古代王朝的开明政治，有利的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人口迅速增加，社会经济日益繁荣。2.清后期的危机变革与崩溃（公元1790年～公元1911年）清后期，官僚骄奢淫欲，贪污腐化，贿赂公行，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平民反抗与农民暴动不断发生。与此同时鸦片开始输入中国，并连年激增，使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大量白银外流，货币流通紊乱，财政税收锐减。清政府为严禁鸦片，在广州公开收缴和销毁鸦片，英国悍然发动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签定卖国条约，随后列强竟相而来，疯狂侵略和掠夺中国，清朝日益陷入内外危机之中，国势日衰。在清代后期接连爆发的农民起义中，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起义规模最大，定都天京，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为解决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社会矛盾，前期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废除土地私有，平均土地分配，建立农村公社式的基层组织，以期达到农民理想的大同社会；后期颁布了《资政新篇》，提出革新政治，采纳公议，发展经济，鼓励工商，提倡科技，兴办教育，移风易俗，开拓外交等，试图从根本上向西方学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由于一直处于对外战争和内讧动荡之中，这两个执政方案并没有得到实施，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镇压下，太平天国起义归于失败。其余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也都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大大削弱了满清的统治，但先后被地主团练武装所镇压。在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中，清政府为维持统治，开始实行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集中于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新式人才培养三方面，开办了一批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建立了三洋水师，修筑了一些军事设施，设立同文馆和专门学堂培养专门人才，并选派留学生等。洋务运动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加快了西方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表明洋务运动没能改变时局的危亡。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在中国割地、建厂、开矿、筑路、设立租界和划分势力范围，尤其是中日《马关条约》的签定，使中国完全陷入任人宰割的局面。严重的民族危机极大的刺激了各阶层人士，开明人士纷纷要求变法图强，在此情况下光绪帝决定变法维新，史称“戊戌变法”。变法主要内容有：发展工商，提倡私营，奖励发明，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开放言路，创办报纸，精简机构，变科举，废八股，办学堂，倡西学，改革军制，精练士兵等，变法有利于国家政治的革新和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西方科技文化的传播，但由于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新法很快被废除，清政府丧失了最后的机会，在内外危机中走向崩溃。维新变法失败后，又先后发生下层人民的义和团排外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日俄争夺东北等内外变乱，清朝统治岌岌可危，被迫开始实行“新政”。“新政”主要内容有：改革官制，整顿吏制，编练新军，增收赋税，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科举，办学堂，倡游学等，并筹划君主立宪，“新政”以练军筹饷为主，其他多为敷衍形势，掩人耳目，因此不可能拯救危亡之局，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刺激了民意的觉醒，为民主革命的到来作了铺垫。面对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满清的腐朽统治，各地民众纷纷奋起自救，掀起了大规模的城市平民反抗运动，革命党人亦不断起义。在内外危机中，清王朝踯躅不前，上下离心，旧体制很快陷入崩溃，延续几千年的王朝专制黯然落幕。清初进一步加强了大一统的王朝文明，促进了多民族的融合发展，清代还加强了古代文化的收集整理，带动了汉学的兴起，戏曲、小说和绘画在平民中得到普及和兴盛，清代建筑成就很高，宫殿、园林、宅宇建设盛极一时。清末西学东渐，促进了中国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刺激了民族觉醒，加快了社会的向前发展。结论：明朝末年，经过长时间战乱、天灾和清军入关后的残酷屠杀，清初人口已不足7000万。清大一统的稳定政治局面和开明之治，使人口迅速恢复和增加，同时边疆的广泛开垦，高产农作物的普及，水利的兴修，都使生产力获得了较大提升，得以支持人口的增加，清前期再现繁荣兴盛。从康熙后期到乾隆后期，不足一百年间，人口由一亿增加至三亿，人口数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巨大的人口严重消耗了社会资源，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沉重压力，清王朝也迅速由兴盛转向衰败。对文化思想的严格控制，对文人士绅的猜忌防范，严重窒息了清的政治生机，使清王朝在面对社会生存危机时束手无策，仅能守旧因循苟延度日。若没有列强的入侵，很可能新的王朝更替就要开始，但历史已经开始改变方向。带有浓厚宗教色彩和农民理想主义的太平天国起义，显然不可能成功，它的政策过于理想化，虽能解决战时问题，但由于不能根本上促进生产力发展，因此也就不可能根本解决社会生存危机。太平天国要解除对农民的一切束缚和压迫，对农民具有超前的吸引力，但它违背现实的社会制度决不会得到士人和社会精英的赞同，也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理想化虽具有欺骗性，却不能掩盖问题的实质，在虚伪的理想面具之后，只能是肮脏的权争和内讧。太平天国的失败，是中国数千年来，农民自给自足世外桃源生活理想的彻底破灭，遗憾的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各地农民起义中，中央权威严重削弱，地方实力日益加强，民、政、军、财大权重归地方，对文化思想的控制得以解禁，同时国门的打开，列强的入侵和掠夺，都刺激着文人政治和平民社会的重新复兴，中华民族开始觉醒和寻找新的方向。洋务运动不仅代表了上层官僚的主张，也符合一般士人平民对外侮的看法，器不如人，自当利以器，事实上对于内外困境，洋务运动不过是纸糊的摆设。甲午中日战争打破了洋务派的幻梦，也惊醒了志士精英，光绪帝不愿作亡国之君，但宪政对普通民众来说，显然还只是闻所未闻遥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因此尽管维新派已经做了很大妥协和让步，仍然遭到了守旧派的反对和镇压。内外矛盾依然存在，守旧派不愿变革又无计可施，妄想依靠盲目排外来维持统治。八国联军的入侵沉重打击了守旧势力，传统的集权政治社会制度进一步解体，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各地的发展，西方文化思想的广泛传播，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在内外压迫和掠夺下，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彻底破产，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城市平民开始主导历史，当一切已经改变时，庞大的清王朝瞬间崩溃，王朝专制成为历史。清后期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为人口剧增，一为列强侵夺。公元1790年，中国人口总数越过三亿，1834年越过四亿，1851年达到高峰4.3亿，此后虽由于战乱人口有所减少，至1874年人口为3.58亿，而后仍然逐年递增，至1912年清亡人口再次越升为4.3亿。巨大的人口给清王朝带来了沉重的生存压力，在人口的颠峰时期1851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及广泛的农民暴动，而当颠峰再次到来时，清王朝亦随之覆灭。清不能实现社会变革，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来解决人口问题，原因有三：一.屏弃文人政治，实行独裁的君权专制；二.抑制工商，钳制文化思想，没能更好的发展平民社会；三.长期海禁，封锁海外贸易，租碍商业发展。正因为这三点在后期都有所改变，中国社会才逐步转型，结束了几千年的王朝统治。当然，列强的不断侵略以及农民战争，都沉重打击了传统皇权，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瓦解和近代社会的形成。从这方面来看，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晚清“新政”，都仍然试图恢复和加强传统集权政治，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是不可能成功的，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内外危机。总论：论述中国古代社会的变迁，我觉得应该着重四个方面：1.气候的变化与王朝兴衰；2.人口的增减与生产力的发展；3.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制度的变更；4.文人政治和平民社会的影响。1.气候的变化与王朝兴衰；古代社会，主要依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气候的变化对王朝兴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大约2300万年前至约200万年前，气候寒冷干燥，古猿进化为人；从约200万年前至约一万年前，气候依然寒冷多变，古人类生存艰难，种族和数量稀少；从约一万年前至约5000年前，气温回升，气候温暖湿润，自然环境改变，适宜人类生存繁殖，人类种族数量明显增加，生产发展，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形成史前文明，人类开始渐渐具有能力和自然相抗衡，为人类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约5000年前至4000年前，气候多变，开始出现部落战争和群体抗灾，中国进入三皇五帝的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夏与商相继存在，气候温暖，古代社会生产经济发展很快，中国进入王朝文明；约公元前1100年左右，气候骤然变冷，商亡周兴，经过很短暂的寒冷后，气温回升，进入温暖期，周各诸侯国都迅速强盛；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年至公元前221年），气温有所下降，各国相继变革，竟相攻伐，最终秦并六国，一统天下；公元221年至公元前220年，秦汉相继存在，气候较为温暖，气温平稳，中国形成了第一个兴盛时期——汉朝；汉朝末年，气候转变，气温变冷，中国开始战乱动荡，公元220年至公元581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总体气候不佳，气温较冷，边族入侵，内地战乱，但气候后期又好于前期，因此后期也较前期稳定，而且气候的变化对南方影响不大，南方因此发展较好；公元581年至公元907年，隋唐时期，气候良好，温暖湿润，中国出现又一次兴盛时期——唐朝；唐朝后期，气温持续下降，中国再次战乱，北方契丹也不断侵扰中原，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年至公元979年），北方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倒退很大，但南方比较安定，持续发展。宋初气温继续下降，但由于人口不多且为政开明，依然保持了稳定发展，其后气温上升，进入温暖期，两宋（公元960年至公元1279年）气候虽不如汉唐时期，但由于经济中心在南方，气候较适宜，因此中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同时气候的反复变化也使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兴起，又不断南下入侵掠夺；公元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末，处于温暖期，北方蒙古（公元1206年至公元1271年）与时而兴，建立元朝（公元1271年至公元1368年），但元中后期气温持续下降，元内乱与农民暴动频繁，很快灭亡；明（公元1368年至公元1644年）借南方之力取得政权后，气候一直比较寒冷，政治也黑暗腐败，因此明的发展没有超越前代，明末气温骤降，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满清也不断南侵掠夺，在内外夹击中明亡；清初气温继续下降，雍乾嘉时期，气温有所上升，气候稳定，但仍处于寒冷期，由于清政治稳定，高产耐寒作物广泛种植，南北西边疆的大量移民开垦，人口快速增加，清前期再现繁荣，清朝后期，气温先降后升，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被镇压，获得短暂平静，但终亡于内忧外患。总的来说，在殷商、周以及隋唐时期，中国气候比较温暖湿润，黄河流域以及北方地区农耕环境良好，社会发展较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气温有所降低，南方开始适宜农耕，发展较快；宋初、元末、明清时期，气温进一步降低，气候较冷，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南方发展逐渐超越北方，其中宋时气候有所回暖，清乾嘉时期气候平和，有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繁荣。2.人口的增减与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古代人口的增减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王朝兴衰密切相关。中国在殷商时期，人口越过1000万，生产力获得初步发展，创造了殷商文明；西周初人口减少，其后增加缓慢，国力衰弱，西周末人口有所减少，东周时期人口重新增加，生产力发展，高峰时期人口越过3000万，周文明垂范后世；人口过多又导致列国征伐，人口再次下降，经过长期战乱和苦役，生产力极大倒退，人口锐减；至西汉初人口不足1300万，民生凋敝，国力不足，经过恢复和发展，汉武帝时期人口越过4000万，超越历史，国力空前强盛，汉亦以其文明与富强闻名海外；西汉末年人口越过6000万，生存矛盾尖锐，战乱爆发，人口大幅减少，东汉初人口只有约2500万；经过“明章之治”，人口再次增加至4500万，生产力得到恢复；东汉末年，桓灵时人口已超过7000万，生存危机严峻，历史进入分裂和混乱时期，人口急剧大幅减少。三国初人口不足1000万，与殷商最高时持平，三国和西晋初较为安定的统治，人口恢复至约3500万，但随后又进入战乱，人口和生产一直没有恢复到汉的水平；隋时期恢复统一，人口恢复至约5000万，隋国力富足，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和隋末的战争，使人口再次锐减至约2300万；唐初的英明之治，使人口快速增加，唐玄宗时人口越过9000万，达到了历史高峰，唐也空前强盛，文明远播海外；人口的大量增加，虽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也使生存危机显现，社会矛盾激化，唐很快由盛转衰，开始长期纷争战乱，中国进入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人口又开始急剧减少。北宋再次完成统一时，中国人口约3000万，几乎是倒退回东周时期，宋时人口和经济重心已转移南方，经过长期的文人平和之治，宋的人口再次达到历史高峰，北宋仁宗时人口越过一亿，中国进入经济文化全盛时代，但同时生存危机也开始显现，徽宗时人口达到1.2亿，矛盾激化，内外战乱并起，宋难以应付内外危机，南迁；经过北宋末年的战乱，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后宋金长期对峙，人口逐渐恢复和增加，至南宋中后期宁宗时，南北方人口再次越过1.2亿，战乱四起，蒙古入侵；宋末元初的战乱使人口急剧减少，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元初人口依然有6000万，元地域空前广阔，人口却始终没有达到唐宋时的水平（元最高时可能达到8500万），政治也腐败黑暗，因此社会发展缓慢，成就不高。元末的天灾和战乱，人口减少，约至6000万，与西汉最高时持平，明的气候政治皆不佳，但明较长时间的和平稳定，仍然使人口获得了缓慢的恢复和增加，明中期人口已越1.5亿，超越历史高峰，社会经济有所发展，明末人口更达到两亿，人口与环境的矛盾再一次改变历史，明亡于生存危机；明末清初，人口再一次下降，清初人口不足7000万，与东汉最高时持平，清前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吏治清明，人口迅速恢复和增加，乾隆后期人口越过三亿，再次超越历史高峰，国力强盛，社会经济繁荣，其后人口进一步增加，生存危机与社会矛盾日益严峻，至十九世纪中期，人口达到历史最高4.3亿，清统治开始陷入深重危机，战乱虽使人口有所减少（减为3.58亿），但生存危机并未消除，清统治者无法超越前代，在政治经济上实现彻底的变革，因此也就无法解决矛盾，随着人口的再一次增加，清很快亡于内忧外患（清末人口再次达到4.3亿），王朝文明落幕。总的来说，中国人口在殷商时期越过1000万，在东周时期越过3000万，西汉时越过6000万，东汉时越过7000万，唐时越过9000万，宋时越过1.2亿，明时越过2亿，清时越过4.3亿；其中在东周末，秦，汉初，西汉末，东汉末，西晋末及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唐末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北方，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人口由于天灾、战乱和动荡都有大幅减少。另外随气候变化和政治变更，人口流动迁移也有所变化：商朝数次迁都，人口迁移流动较多；东周列国新拓边疆，常常移民戍垦；秦汉时，有政府大规模的徙民和边疆屯田，匈奴也有移居内地；西晋时，匈奴、鲜卑以及氏、羌等族移居内地较多，晋室南迁，大量汉民从黄河流域迁移到长江以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的人口迁移；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有契丹族南进，随后又有女真族的金人南下，北方汉人南迁，开始形成南重北轻的人口分布格局；宋室南渡后，大量女真人迁人黄河流域，原住黄河流域的汉人又一次大批被迫移居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形成东南密西北疏的人口格局，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的人口迁移；元时期，蒙族大量移入内地；满族建立政权后，先占辽东，后入中原，绝大部分进入内地生活，清后期，大量汉人移民东北，也是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另外，明清时期，还有一部分国人移民东南亚和海外。3.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变更；中国长达四千年的王朝文明中，虽也有短暂的分裂和混乱，但总的趋势，是以统一和平为主的。为什么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长期保持了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王朝统治，我想原因有四：a.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经济上的同一性保证了政治体制上的同一性；b.中国疆域内的地理构成，东北为原始森林和荒原，北部为大草原，西部戈壁荒漠和高原，西南横断山区和原始森林，南部为热带雨林，东部为海，使中国天然的与周边其他国家和民族隔离开来，中国古代直辖中心区域基本保持在秦的版图内；c.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汉民族为主，并且汉族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主体民族文化的同一性促进和加强了大一统的局面；d.繁密的人口，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加强了内部交流和联系，促进和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中国在夏商周时期，主要区域为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周秦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的发展，已扩展到整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形成了以后历代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秦王朝鉴于东周列国侵夺征伐的教训，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成为以后大一统王朝的根本政治体制。在汉初、晋初、明初和清初，虽然仍有分封，但由于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有悖于历史潮流，不久皆被取缔。秦之后，汉、晋、隋、唐、元、明、清版图皆比秦大，但由于边疆地区在经济形态、民族构成和文化习俗上与中原地区有很大差异，因此中央直辖治理区域基本没有越出秦时的范围，对边疆少数民族多因其故俗，使其自治，明清时对边疆少数民族治理有所加强。另外，元朝版图急剧扩大，为加强对不同区域的治理，因地域以置行省，此制度沿用至今。中国古代官制上，夏商确立王位世袭制，为以后历代所继承；周设六卿，宗法制分封诸侯，爵分五等；秦汉创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中央设三公六卿掌管政务，秦地方郡县制，汉封国制与郡县制并行，汉武帝后逐渐变为州郡县制；隋唐至宋中央机构设三省（尚书、中书、门下）六部（吏、户、礼、工、兵、刑），掌国家大政，地方州县两级，州之上又有监察区道或路，；唐中期后至宋，三省六部渐无实权，名存实亡，宋时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政事，合称两府；元明初设一省（中书省）六部，明废省后至清实行内阁六部制，元明清地方实行行省制度；东汉至元中央监察机构设御史台，明清改为督察院；北齐始设大理寺，掌管审核刑名平反刑狱，隋唐至明清沿用其制；唐玄宗设翰林院，以后各代沿用，但职能不尽相同，多草拟诏制，亦不时参与机密政要；五代宋元设枢密院，掌管军事；此外明清设内阁，专主票拟，渐掌实权，清中后期又设军机处，参与机要。宋废丞相后，元明虽有复置，但不久即废，相权被分割，中央辅助皇帝总裁政事者设多人，官制在职能上渐趋细化，官职日渐繁杂，但权力日益减小，皇权得到了加强集中。兵制上汉及汉之前，以兵役制为主，亦有幕兵；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兵户制；西魏创建府兵制，沿用至隋唐，唐玄宗后渐停废，开始幕兵；宋代以后，幕兵制取代兵役制，但亦以乡兵制为补充。
官吏选用上，先秦以宗法继承制为主，战国后始有平民以军功者或贤能者入仕；汉以后采用察举和征辟选用人才，辅以对策和射策考察，魏之后仍采用此制，但以九品中正制为主；隋唐开始采用科举制，渐成定制，宋代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科举制度，开始大规模科举取士，为后代沿用。土地与赋役制度，上古土地公有，夏商周三代井田制，田地公私并有，赋役为贡、助、彻；秦汉实行“名田”制，土地开始私人占有，赋役有田租、算赋、口赋和徭役；两晋南北朝实行占田课田制，限制私人土地数量，赋役有田租户调和徭役；北魏至唐前期实行均田制，赋役为租庸调，以丁为基础；唐后期土地合法买卖，赋役为两税法，以户资产为基础；宋以后均田制被废除，土地完全实行私人占有和买卖，立契租佃制盛行，赋税为以土地为基础的两税，徭役为职役夫役；明代中后期将赋役合并征收，实行一条鞭法，以土地为基础，清代实行“摊丁入亩”，赋役征收完全以土地占有为基础。此外，汉至明又有职田，明清有皇庄，职田皇庄不纳赋役。历朝为了垦荒征粮或给养边防，还实行屯田制，自汉至清，皆大兴屯田。应该说古代王朝社会在政治经济发展上，无论官制、兵制、选举官吏、土地与赋役制度等都在唐朝中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宋时完全转型，这恰恰与古代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吻合，人口的增长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的转变促使体制发生变化，文化教育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宋以后教育开始在平民中普及，汉唐的诗赋等高雅文学渐失主流，平民文化开始繁荣，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剧成为通俗文化，平民社会兴起。4.文人政治和平民社会的影响：文人政治和平民社会是社会向前发展和演变的趋势，当其发展至成熟完善时即是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显然没有没有达到这一高度，但不同历史时期文人政治和平民社会的影响又有不同。夏商西周时期，以部族宗法统治为基础，文人政治和平民社会还没有出现；东周时期，人口繁密，生产发展，各诸侯国都城经济繁荣，私学流行，诸子百家兴起，文人相继主导各国变革，平民交相议政，民心向背甚至直接影响诸侯和卿士的权位，文人政治和平民社会的影响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但这一时期统治仍然由诸侯宗室和功勋世家掌控；秦焚书坑儒，毁城禁学，迁徙富户，破坏了文人政治和平民社会的发展；汉朝设置太学，发展教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倡经学，察举征辟，加强了文人政治的影响和平民社会的复苏，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居统治地位，互相征伐，战乱频仍，玄学兴盛，佛学兴起，文人政治湮灭，平民社会解体，社会下层遍依豪门大族；隋唐儒、道、佛三家并行，佛学空前发达，政治上尚武崇贵，文人名士不被尊崇，唐中期以后设立翰林院，文人地位有所加强，渐参议大政，却受制于藩镇割据的地方强权政治，隋唐经济发达，教育科举完备，促进了文人政治和平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五代十国时期，继续了隋唐的尚武政治，各地藩镇林立，强势者独霸一方，混战连年，政治败坏，民不聊生，文化沦丧，社会发展倒退；宋代尚文，学校教育普及，文化传播发展广泛，理学兴起，科举规模空前，文人主导国家政治，加强了国家的治理，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平民社会的兴盛，有利支持了对辽金和蒙古的抗争；元代以蒙古贵族统治为基础，实行地域民族歧视政策，猜忌和排挤汉人，国家始终处于矛盾纷争之中，在文人政治和平民社会的发展上有所倒退；明代君权独裁专制，实行特务统治，宦官专权，文人倍受欺凌，政治上因循守旧，无所建树，但经济教育文化进一步发展，平民社会的影响比元有所扩大，社会中下层日益参与和影响政治；清代君权集中，实行满族权贵统治，心存满汉之嫌，对文人虽优礼，却严控思想文化，禁止文人评论和干涉政治，力行海禁封锁对外交流，阻碍了政治的变革和平民社会的进步，清末由于内外危机使中央统治日益削弱，文人政治和平民社会的影响得以复兴，为后来的变革创造了条件。论中国古代王朝兴衰，常有言“人在政兴，人亡政息”，其实未必然，正确的统治政策也只能起促进发展或缓解危机的作用，绝不能改变历史的方向；同样马克思所谓的唯物史观，也难说明问题，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历史，恰恰是历史的发展在改变着生产力；毛泽东说，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其实相反，农民战争极大的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口剧减，生产倒退，历史不得不重来，当然，农民战争消极的缓解了生存危机，调整了分配关系，是历史不得已的选择而已。历史必然性之猜想(中国下)——迈向现代的挫折一.中国古代文明没有自发演变为现代文明的原因人类产生已经有二百万年的历史了，而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却不过是近一万年的事情，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环境下，创造了不同的文明形态，看似偶然，却也显示了历史的必然性。中国长达四千年的王朝社会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使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长期居于世界前列，但遗憾的是中国没有能孕育出现代文明，以至于当中国开始被迫接受现代西方文明时，承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巨变和历史灾难。现代文明率先发源于西欧，随后扩展至全球，中国古代社会也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迈向现代，中国古代文明没有自发演变为现代文明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主要有两点：a.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没有突破中国王朝文明所能承受的历史极限;b.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文人政治和平民社会。当然，前者是主要的，它直接表明，历史虽然在反复重来中向前发展，但对于产生现代文明来说，它还未发展到时机；而后者对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是一个重要的辅助和催化因素。a.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没有突破王朝文明所能承受的历史极限；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存在着平衡关系，特定的自然环境下，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分配只能承受一定的人口存在，当人口和社会存在突破历史极限时，就会爆发生存危机，社会就要发生巨变，以消除或解决危机。中国古代王朝文明的兴衰，就是在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中向前发展的，旧的平衡被打破之后，不久就在相似的体制之下，建立了新的平衡，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始终没有突破王朝文明所能承受的历史极限。现代文明存在的基础是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解体，中国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曾经数次解体，但却不曾产生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秦末、两汉末、两晋末、隋末、唐末、两宋末、元末、明末和清末，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都曾经解体，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带来新的调整和平衡。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平衡被打破，小农经济解体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例如：气候变化、天灾、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均、人口过多、暴政、内部战乱以及边族入侵等等，每次解体后长时间的战乱，都使人口大幅度减少，从而为形成新的平衡奠定基础，新的平衡下，社会矛盾一般会有所缓和，人口恢复和增加，经济生产进一步发展，中国王朝文明也就得以继续向前发展。有利的自然条件，较为繁密的人口，开明的政治环境，都会促使小农经济高度繁荣，在此基础上产生商品经济。当旧有的生产方式不足以承受人口数量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将推动新的生产方式产生，即工业化生产方式，来吸纳过多的人口，从而使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形成新的平衡。中国在两宋和明时，小农经济高度发达，商品经济已经产生，人口也已经高度繁密，正在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尤其是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都缓和了统治者对工商业的抑制和剥削，有利于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若沿着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生产方式可能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使中国自发孕育出现代文明。可惜这种变革触犯了贵族大地主的利益，因此很快被废除，但是这种改革为解决生存矛盾，否定和改变了以往的传统政策，为促进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开始保护和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这是当人口进一步增加，社会矛盾激化时，唯一能够解决生存危机的选择。因此，这种改革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的，是以后中国社会不得不选择的道路。当然，两宋末和明末的战乱和外族入侵，延缓了中国社会向现代迈进的趋势，使历史重新来过，王朝文明得以延续。但从历史的比较分析，可以得知，这种趋势将是不可逆转的：宋和明时期，中国的人口已经十分繁密，小农经济也已经发展至顶峰，生存危机日益加剧，现有的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难以负担过多的人口，生产力迫切需要得到更大的发展，在此趋势延续下，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所采取的措施，将是统治者不可回避的选择。虽然战乱和外族入侵使人口大量减少，延缓了这种趋势，在明和清时形成了新的平衡，但却不能改变这种趋势，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减少的人口在安定的政治环境下，很快恢复和增加，明比宋的人口倍增，清比明的人口倍增，生存危机将迫使历史不得不作出新的选择。从清朝中后期的历史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即便是再次发生农民战争，也不再能象以往一样轻而易举的解决生存危机，形成新的平衡。对于超过四亿的人口总量，传统的农民战争对人口的消耗量已经变的极为有限，而列强入侵也丝毫不能阻挡中国人口的继续增加，面对严峻的生存危机，传统的体制和政策已经失效，王朝历史重来已经不再可能，古代文明终于成为过去，中国在苦难和屈辱中迈向现代。b.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文人政治和平民社会。对于古代社会，较为成熟的文人政治和平民社会，可以上抑皇权，下制兼并，有效的增强对国家的治理，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生产经济发展，在面对危机时也较容易采取新的政策推动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现代文明发展的前提，要求限制统治者的特权，保护和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维护城市平民阶级的利益，这些都只有成熟的文人政治和平民社会才可以做到，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即是现代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教育的普及，城市平民阶层的壮大，文人政治和平民社会才逐步登上历史舞台，日益发挥作用和影响。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文人政治和平民社会已经开始发挥影响，秦汉至隋唐进一步发展，宏观国策的制定和改变多出于儒士文人，市议民论亦常为统治者所参考和采纳，但政治主导权依然掌握在权贵世族或武将豪门手中；宋时期，文人政治分权监督，政治开放，经济自由，文化教育空前兴盛,大都市人口繁密，商品经济发达，社会经济高度繁荣，平民社会亦广泛参与和影响国家政治，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现代文明的萌芽；蒙古的入侵和元朝的统治，打断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保守愚昧的政治文化思想得到复辟，统治阶层为了在旧体制下维护自己的统治，极力加强传统政治，提倡理学，元蒙族统治，明大地主宦官政治，清满族统治，皇权集中，政治残酷，阻碍和窒息了文人政治和平民社会的发展，但明后期东林党人的抗争和阳明心学的传播，清后期西学东渐和改革维新，使文人政治的影响有所恢复，平民社会也逐渐觉醒和复兴，前者虽被清的入侵所打断，却为后来的思想启蒙奠定了基础，后者在旧体制虽束缚下难以解决内外危机，却促进了旧体制的瓦解和王朝统治的崩溃，加快了新时代的到来。二.清末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影响（公元1861年～公元1912年）1.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改变了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的基本国策，开始重视和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创建和发展了一批近代工商业，使中国产生了近代工业生产方式，加快了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解体；洋务运动还开放国门，提倡引进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技术，注重新式人才的培养，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觉醒和思想启蒙，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拉开了序幕；洋务运动前期以官办为主，后期以商办为主，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以开明文人和资产阶级为领导的平民社会，日益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变革，促进了传统政治体制的解体和社会结构的转型。2.戊戌变法中日甲午战争后，为救亡图存，进步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积极倡导政治改革，要求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全国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开办学堂，为维新变法广造舆论培养人才。“戊戌变法”虽然为时短暂，但维新变法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促进了中国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学习和研究，使中国社会上下眼界开阔，思想活跃，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它直接宣告和表明了传统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失败，迫使中国走上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改变传统的道路，文人政治和平民社会的影响开始主导中国的近代社会变革。3.清末新政清末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改革新政，表明中国彻底放弃了传统体制和传统道路，尽管新政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欺骗性，但它创立了近代国家体制，引起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巨大变革，使中国开始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而科举制的废除，近代教育的飞速发展，民主自由思想的广泛传播，尤其是民间政治团体的蓬勃兴起，各地资议局和中央资政院的成立，使中国开始转向多党制和议院制的发展道路，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渐成趋势，独裁专制和特权政治开始被历史所遗弃，为民主革命的成功扫清了道路。结论：晚清时期的中国所面临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面对前所未有的矛盾危机，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统治方式渐渐失效和崩溃，新的变革势在必然。19世纪60年代后的洋务运动、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和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在不足半个世纪里，晚清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改革，这些改革层级递进，深及数千年传统，广泛涉及各个领域，给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变革和深刻影响。首先，改革建立了近代工商业，制定了近代经济制度和法律，加快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成长；其次，改革普及了近代文化教育，造就了大批新式人才和文化思想巨匠，促进了近代思想文化的传播发展和社会观念的更新；改革还基本打破了沿袭了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初步建立了一个近代型的、已显三权分立雏型的立宪政体，制订了近代法律，中国开始向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迈进。尤其是改革后期，广泛的社会动员，高涨的爱国热情和自觉的参政行动，直接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和王朝专制的终结。晚清改革的成就，为民国所继承和发展，为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凝聚了力量。三.中华民国的的战乱、变革与发展（公元1912年～公元1949年）1.军阀战乱（公元1912年～公元1927年）清末的一系列剧烈的变革和动乱，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权威，权力逐渐转移至地方实力派和军阀手中。辛亥革命爆发后，南方各省先后独立，北方各省则被北洋军阀所控制，满清统治土崩瓦解，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初期，政党林立，舆论活跃，北洋派、革命派、保皇派等各种政治势力互相角逐，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纵横捭阖，严重削弱了宪政民主基础，中国陷入战争动乱时期。此时期，革命派与北洋派之间的斗争，有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护国战争和两次护法战争；北洋军阀之间的争斗有直皖战争，张勋复辟，两次直奉战争与粤桂战争等；民间社会运动则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此时期，虽然政局动荡，战乱频仍，但由于旧制度的废除，新制度的确立，促进和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另外城市的相对稳定，帝国主义对华的压迫减轻，都给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军阀的横征暴敛，互相征伐，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农村极端贫困，流民暴增，动荡不安。军阀统治期间，由于彼此忙于权力和地盘争夺，对社会文化控制较少，中国文化思想百家并兴，教育和文化进一步发展，新文化运动出现并蓬勃发展。2.十年建设（公元1927年～公元1937年）民国初期的战乱严重削弱了各军阀的实力，剧烈的社会动荡，也使军阀统治彻底丧失了社会基础。而国民党经过凝聚和发展，开始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和社会拥戴，在北伐的胜利推进下，很快建立了南京政府，取代了军阀统治，中华民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本结束了军阀割据，进行了较有成效的国家建设，史称“十年黄金时代”，其主要成就有：对外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治外法权和一些租借地，关税自主和邮政自主；政权组织和法制上，实施训政，确认了“五权体制”，草拟了“宪法草案”，现代政权组织初步完备，并制定了有关民、政、刑、商等一系列新法，培训和考核法官；经济上轻工业迅速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成立了中央银行并进性了币值改革，上海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国民经济年均增长达6.7%（除东三省），十年间翻了一翻；文化上，教育和新闻迅速发展，西学东渐和新文化运动日益成熟，文化艺术思想学术成就达到历史高峰。十年建设的成就，为基本削除地方割据和共产党暴动奠定了基础，结束了民初以来一国数府，民无所从、武人跋扈，唯力是从的政治局面，使中央权威重新加强，国民政府声誉日隆，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积蓄了力量创造了条件，但由于在农村建设和土地改革方面的延误，为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并使历史再次毁于农民战争。3.八年抗战（公元1937年～公元1945年）日本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逐步扩张在中国东北的侵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东北，并开始向华北入侵。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国被迫开始抗日战争。“七七”事变时，中日两国国力悬殊，日本是帝国主义五强之一，工业发达，陆海空三军装备优良，中国仍是农业国，工业总植不及日本五分之一，军需工业落后，重武器不能自给，装备陈旧，海空军不及日本十分之一，但中国凭借军民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高昂士气，以血肉之躯，进行了艰苦卓绝旷日持久的反侵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三个阶段：在战略防御阶段，先后进行了松沪会战、京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中国军队进行了有效而顽强的抵抗，以空间换取时间，分散敌人兵力，消耗敌人战力，完全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在战略相持阶段，先后进行了南昌、随枣、长沙（三次）、桂南、豫南、上高、晋南等战役，并抗击了日本对中国战略后方轰炸，中国还配合盟国反法西斯作战，组织了中国远征军入缅印作战，付出了巨大牺牲，取得了辉煌战果，中国军民的英勇奋战，有力打击和牵制了日本侵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战略反攻阶段，主要进行了豫湘桂战役，使日本遭受重大伤亡和损失，日益走向穷途末路，最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打击下，无条件投降。中国在八年抗战中，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伤亡达3500多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有力抗击和粉碎了日本的侵略。抗日战争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追求民族解放、捍卫国家独立的一场伟大的全民族抗战，是近百年来反抗外国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使中国再次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为国家的重建和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基础。4.内战崩溃（公元1945年～公元1949年）抗日战争使中国损失巨大，经济崩溃，生产倒退，民生凋敝，国民党政权因而倍受责难，声誉急剧下跌，而共产党利用在野地位，依靠拉拢欺骗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积极抨击和污蔑国民政府，迅速取得了社会中下层的同情和支持。国共争权，中国再次陷入分裂和内乱中，国民党急于迅速统一和安定国家，以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共产党则希望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先实现分区而治，进而以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瓦解和颠覆国民党统治，并取而代之。面对共产党日渐扩大的声势和力量，面对日益左倾的社会舆论和民主团体，国民党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在国家尚未恢复稳定，准备尚未有效充足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统一战争。可惜此时的共产党已非当年的草莽流寇，共产党以贫苦农民为基础的军队，在抗战八年中养精蓄锐，积极发展和壮大，而国民党军队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早已疲惫不堪，官兵上下混乱涣散，根本不足以再战。内战爆发不久，共产党就很快转入全面攻城略地，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被击溃或俘虏，余部退守台湾，中华民国被共产党颠覆。民主共和对于数千年的中国专制历史来说，像昙花一现，很快就散尽了芬芳，随着专制独裁的再次复辟，中国历史进入黑暗悲惨的奴役时代。结论：若单论民国历史，似乎是战乱和灾难的结合体，让一般民众难以认同和向往，不得不选择新的方向和道路，其实这不足以阐述历史的真相。中国历史上大的社会变革都伴随着战乱和灾难，大约有四次大的变革：第一次在夏商周时期到秦汉时期，社会发展完成了大的变革和成就，战乱也从东周列国纷争开始，一直延续到秦的农民战争和楚汉相争，其间天灾人祸不断；第二次从汉晋时期到隋唐时期，社会发展又一次实现了大的变革，期间两晋南北朝战乱与灾难从未停止；第三次从隋唐时期到两宋，社会变革达到王朝文明的颠峰，期间唐末五代十国战乱频仍；第四次即清末至民国的社会变革，这次变革尽管经历了初期的战乱和分裂，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迅速改变和扭转了局势，避免了更大的战乱和国家的分裂，维护了和平统一，并取得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抵抗侵略的巨大成就，这实际上使民国历史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变革时期的历史，这不能不归功于新的较为民主自由开放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虽然它还不完善，也没有来得及走向现代。清末至民国的社会变革，比历史上前几次变革，战乱和动荡是较少的，生产和社会发展总体上也都没有受到太大损失，更未出现倒退，成就是巨大的，但正如中国社会发展常常被大规模的外族入侵所打断一样，日本的入侵摧毁了中国的大部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使中国事实上倒退回小农经济主导的自然经济状态，严重削弱了国民党政府的存在基础，从而再一次改变历史，中断了中国迈向现代的社会发展进程。十九世纪前十年，气温连续下降，气候干冷，内外压迫下，小农经济破产，但人口继续增加，生存压力沉重，社会矛盾尖锐，民间政治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兴起，公元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建立。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气候变暖，气温上升，中国处于温暖期，农业生产发展较好，并在三十年代前期连续实现了农业丰收，有利于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此时期的军阀割据和共产党农村根据地被依次削平。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继续缓慢的增加，由于人口基数巨大，因此增长数量十分巨大，虽然日本的侵略和战乱对人口消耗有所增加，减缓了人口增长的趋势，但战后很快就又迅速反弹。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人口约4.3亿，1949年民国结束时人口约5.45亿，人口总数的巨大增加给民国政府带来沉重的压力，最终亦因抗战损耗巨大，经济崩溃，无法解决人民生计问题而垮台。四.专制独裁的复辟——毛泽东帝国（公元1949年～公元1979年）1.泯灭人性的迫害与奴役——“社会主义”（公元1949年～公元1965年）由于实行了较为合理的土地分配政策，共产党取得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和拥戴，在抗战结束之后迅速夺取了政权。当大权在握之后，共产党立即摘下了民主面具，抛弃了自由口号，开始全面推行专制独裁的复辟政策。共产党以领袖领导党，以党治理国家，实行政教合一的极权统治，各级政权和所有权力归党控制，受党领导和管理，各党派团体先后被共产党所改造和控制，独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禁止和压制古今中外所有异于马列的思想文化，对异己人士进行泯灭人性的迫害和奴役改造。建国后至文革前，中共发动的政治迫害运动先后有：镇压反革命运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倾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等，屠杀和迫害了大批思想精英和知识分子，将中国自清末发展而来的自由民主思想文化破坏殆尽，中国社会完全丧失了思想和理性，逐渐走上野蛮残酷的癫狂之路。为了支持政治上的极权统治和严密控制，中共还对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进行了改造，先后强制推行了土地改革，工商业的国有化，农业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等，通过对经济生产的集中领导和强制管理，中共将各阶层人民牢牢的置于自己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中国人民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利和人身自由，开始走上悲惨屈辱的奴役之路。此外，中共为推行强权政策，积极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极力援助和支持周边独裁恐怖政权的建立发展，先后与朝鲜、越南、柬埔寨、阿尔巴尼亚等国共产党结成亲密同盟，共同在亚洲和世界推行恐怖政策。中共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谴责，纷纷与中国断绝交往，中共在世界上狂妄独行日益孤立；在国内由于政策盲目狂热违反规律，经济建设频遭挫折，屡陷绝境，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沉重损失，使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2.疯狂残酷的杀戮与毁灭——“红色帝国”（公元1966年～公元1979年）由于毛泽东在经济上的无知，在科学上的愚昧，使其经济政策频频失败，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各级党政干部也陷入怀疑和迷茫之中，中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此情况下，中共高层开始分化，毛泽东被迫暂时退让，理性务实的领导人逐渐取得了政策的主导权，领导各级干部实行了积极有效的缓和调整政策，度过了危机。但由于党权和军权仍掌握在毛泽东手中，当危机过后，毛泽东利用个人威望和狂热民众，迅速发动了波及全国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对各级党政人员和正直人士进行残酷的迫害和杀戮，对各类历史文物和传统文化进行疯狂的破坏与毁灭，妄图用非传统手段来造就他的理想帝国。疯狂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发展，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人民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损失，它造就了一个极为贫穷野蛮的“红色帝国”，却毁掉了数亿人的幸福和几代人的青春，给中国的未来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和永不磨灭的历史阴影。公元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孤独和恐惧中悲惨弃世，虽然他忠实的继承人继续坚持和奉行他的左倾狂热政策，但“神”已离开人世，人仍然要过人的生活，没有谁可以完全继承和代替毛泽东，历史终于走出深渊，翻开了新的一页。结论：此时期中国的气候波动较大，处于较为寒冷时期，其中在1958年至1960年，1966年至1972年两段时期内，气温较低。但由于中共取得政权后，集中人力物力，兴修水利，积极发展农业，农业生产增加很快，1949年到1979年，农业产量增加了将近两倍，而人口增加了将近一倍，接近十亿。人口的大量增加，农村由于农业产量增加还可以勉强维持，但城市富余无业人员激增，成为中共政权难以解决的现实危机，为此中共迁徙了大批内地城市人口前往边疆，实施边疆开荒屯田和经济建设，其中迁往东北和新疆的人口最多，促进了边疆的开发和经济发展；另外中共还积极提倡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分流了大量富余人口，间接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提高和农村的社会发展，缓和了城乡矛盾和差距，有利于社会平衡和政权稳定。另外中共的极权制度和集权经济，还保证和促进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快速发展，先后兴建了一批大中型工程和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经济结构，在高科技和国防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使中共成功抵制了外来干涉和压力，逐渐确立了政治上的大国地位，日益参与和影响世界局势的发展。从清晚期以来，中国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抵御外侮，收回主权，重新赢得国家自立和民族自尊；二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解决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和社会矛盾。对于解决这两个问题，不同阶层的人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以农民为基础的太平天国主张，绝对平均，全民公有；以开明官僚和上层传统知识分子为主的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以夷制夷；以传统特权阶层和资产阶级为主的变法改良派主张，改革传统，发展工商，逐步限制君权；以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义和团主张，扶清灭洋，断绝中外来往，梦想重回王朝盛世；以资产阶级和城市平民为主的革命派主张，废除专制，发展经济，尽快富强中国；以资产阶级地主和西化知识分子为主的南京政权主张，限制民权，优先发展工商业，逐步收回主权和实行宪政。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各种主张和实践，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归于失败并被抛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国人和历史的影响，是根深蒂固难以消除的，而面对近代“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是如此的迷茫和慌乱，以至于急功近利的将各种“药方”很快实验了一遍，有效的“药方”并没有得到根本实施，中国人就已经飞快的从外部世界拿来了新的“药方”，并付诸实践。从这方面来看，当认为其他“药方”已经失效时，毛泽东开始实践他所认为有效的最新的“药方”，这就是马列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是农民的领导者，因此他首先考虑的是农民问题，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解决了农民生存问题，而公有化和集权经济又实现了绝对的平均主义，初步实现了中国人传统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因此不管在毛泽东统治下，国家如何的贫穷落后，却至少赢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工人的拥戴，政权始终牢牢掌控在毛的手中。对于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和导致极度贫穷的狂热政策，基层干部和正直官员显然无法认同和赞成，因为他们将直接承受政策失误带来的严重后果，直接面对人民的怀疑和责难，因而他们倾向和拥护理性务实的领导人；而毛泽东出于对权力信念的偏执和狂妄，决不允许任何有损于他权力基础的政策改变，虽然他也不能使自己的错误政策在现实中取得成功，但这并不妨碍他以此为借口干涉和批判其他领导者，当矛盾冲突日益激烈时，接连的政治动乱和斗争也就不可避免了。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权谋之术的集大成者，他很善于利用不同人和不同派别的弱点，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分化组合，以达到赢得多数孤立对手的目的，进而将对手彻底击败。无论是在党内对张国焘、王明、刘少奇、林彪等的较量和斗争，在党外对国民党、民主党派团体和知识分子的分化和拉拢，毛泽东将传统权谋之术应用的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悲哀的是，毛泽东奇才误用，在面对解决晚清以来的两个传统难题上，他一开始就拿错了“药方”，走错了道路，尽管现实一再提醒他，但由于过分的偏执和狂妄，毛泽东始终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不可能突破自己的局限，非但不迷途知返，反而在丧失理性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妄想造就共产主义的“红色帝国”，从而将中国带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灾难之中。毛泽东不但欺骗了整个世界，也完全欺骗了他自己，而欺骗世界和人民只能是暂时的，欺骗自己却将他永远的钉在了恶魔与暴君的耻辱榜上。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全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打断了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使清末以来持续发展的民主政治和蓬勃兴起的公民社会，至此完全销声匿迹，中国重新回到了封闭保守专制愚昧的落后状态，“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文明历史上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时代，在人类文明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五.“富民强国”的新洋务运动——邓小平时代（公元1979年～公元2009年）1.改革与发展——前邓小平时代（公元1979年～公元1994年）经过文革的多年混乱，中国社会发展陷入停滞和倒退，城乡生活极度贫穷困窘，国民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人民迫切的需要政治安定，大力发展生产，快速改善生活。邓小平及其支持者顺应党心民意，很快重新掌握了中国政治，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革，中国进入了一个开放与发展的新时代。改革首先否定了毛泽东的错误政策，对曾经遭受共产党冤屈迫害的大批党内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予以平反，恢复工作，并重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在人事组织和民心舆论上为新政策的推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通过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和积极因素，大力快速发展社会经济建设。在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农副结合，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在城市实行了政企分离，自主经营，允许私营外资并存；并实行对外开放，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和经济开放区，积极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为培养人才，还改革了原有教育体制，重新鼓励和派遣留学，聘用外国专家和技术人才。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原有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打破，多种所有制和经营机制并存，价格放开，市场竞争机制重新建立，国民经济实现了快速健康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繁荣与危机——后邓小平时代（公元1994年～公元2009年*）随着改革的深入，私营外资经济飞速发展，蓬勃兴盛，逐渐占据了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直接推动和支持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国有企业虽占有大量资源，却浪费严重，贪污盛行，效益低下，亏损巨大，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债务和负担，严重阻碍和损害着经济的健康运行。在此情况下，新旧经济体制的矛盾日趋尖锐，经济体制改革不得不彻底放弃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确立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使国有企业丧失了优势地位，所占经济份额锐减，而私营和外资经济则完全得到保护和扶持，产业结构和规模不断升级，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另外由于国家长期政策资源的侧重不同，东部和南部地区，资本技术云集，经济高速发展，对外开放交流扩大，社会日益繁荣，人民生活充足富裕；而西部和东北地区，资金缺乏，技术陈旧，人才大量流失，对外闭塞保守落后，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人民生活艰难困窘，东西矛盾南北差距日趋扩大；与此同时，农村改革成效逐渐势微，农民收入大幅度减少，部分地区农户经营破产，农村社会发展开始停滞凋敝，城乡矛盾贫富差距开始影响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为解决这些矛盾和危机，中共积极调整政策，制定了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计划，实施全方位的开放与开发，大力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翻，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中国制造行销全球，科技教育文化进一步发展，取得了一批重大高科技成果，高等教育日益普及，医疗卫生保健日渐完善，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新的飞跃，尤其是连续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共官方统计年均9%以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向现代文明的迈进。结论：毛泽东时期专制独裁的复辟，摧毁了中国自清末以来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趋势，完全中断了中国的现代政治进程，但他的集权经济体制，至少初步建成和发展了中国的重工业，推动了自清末以来持续发展的工业生产，为邓小平时代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基础。也正因为毛泽东完全摧毁了中国薄弱的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环境，因此邓小平不可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没有社会基础支撑和文化思想推动，他所能做的仅是完成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再次重回清末以来的自由经济发展道路，他的改革显然没有超越清末以来社会改革，但他至少继承了前辈的改革精神，使中国再次回到改革开放的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最终与世界再次融为一体。此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单造就了经济繁荣，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和转变，使新兴阶级和平民社会的力量再次兴起壮大；而且形成了新的思想解放，中国再一次开始广泛学习和研究西方科学文化思想，加强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和交流，为中国未来的进一步变革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八十年代至今，中国的气候虽有波动，但气温持续上升，气候较为温暖湿润，人口平稳增加，农业生产亦继续增长，这些都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繁荣，提供了有利了条件。经济的持续繁荣，生产的飞速发展，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扩大，使新兴中产阶级力量大为增加，城市平民社会再次兴盛，并开始日益影响和参与新的社会变革。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无论是经济、法律、文教、卫生等各个领域的改革，无不显露出新兴阶级和平民社会的主张，这些虽还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与最终实现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也很遥远，但毕竟恢复了清末以来的社会发展趋势，并使这种趋势再次成为今日中国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从这方面看，邓小平时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也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时代，他虽然没有完全结束复辟的专制，但他开辟了新的发展局面，恢复和推动了文官政治和平民社会的复兴，并使中国不得不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他虽然有局限性，也没有超越历史，但他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事情。当然，与清末以来的所有改革一样，邓小平的改革，最终也忽略和牺牲了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的利益，使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经济分配严重不公，社会矛盾激增，并一样造就了腐败的官僚机构和特权阶层，这并不是中国社会传统之病，而是专制体制的必然后果，所有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都将寄希望于未来自由民主的新政府。此外，邓小平所主导的以利益为中心的经济改革，由于单纯强调经济发展，过于急功近利，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使中国陷入目前的文化危机、道德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给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压上了沉重的负担，使中国的未来面临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注：此处我假定后邓小平时代至2009年，原因在于我个人认为中共将延续目前政策至2009年，也就是在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界博览会结束前，中共将继续执行邓小平制定的守内虚外，重经济，求稳定，促发展的基本国策，而不会有大的政策变动或体制改革。虽然中共党内有不同派别和争论，但对于保持现有政策力求稳定是有普遍共识的，而且现在也看不到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迫使中共或者代替中共改变现有政策和体制，因此我暂时假定后邓小平时代至少可以延至2009年。）六.历史与现实——迈入现代回顾历史，是希望能从中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以明白今天，揭示未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气候、人口和生产力、政治是四个相互关联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社会，气候的变化将直接决定农业生产，进而影响国家的兴盛或衰败；其次较为繁密的人口也是必需的，人力是古代农业经济的又一决定因素，没有足够的人口，是无法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开垦足够的土地，获得足够的农业收成，来支持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当然，与此相反，当过多的人口超越生产力水平所能够支持的限度时，就会消耗过多的社会资源，进而影响和阻碍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导致国家的混乱和衰败；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政治因素，对国家良好的统治和治理，无疑可以促使人口迅速增加，进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带动社会社会各个领域的繁荣（这也就是古代历朝开国之初，皆大力提倡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的原因，尽管清末以来中国的人口已经足够繁密，但毛泽东仍然继承了这一古代开国必行之策，可惜他的无知使历史走向了反面，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黑暗腐败的政治统治，则会导致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扩大，从而加深气候变化或人口过多引起的生存危机，使国家走向战乱和崩溃，若统治残暴（秦隋），则直接导致社会战乱，统治崩溃。对于近现代社会，首先生产力的发展，耐寒高产农作物的普遍推广种植，使气候变化影响降到了较为次要的因素，虽然气候变动仍然对社会发展有一定影响，但已不具有决定性；其次近代以来的人口早已过度繁密，不需要再提倡人口繁殖，反而必须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人口因素也转变为一个消极次要的因素；而政治和生产力，则成为互相关联决定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关键。近代中国面对外侮与内乱，必须飞速发展工业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加快了传统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解体，进而使中国传统社会解体分化，形成了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传统体制和统治方式也就走到了尽头，一切的变革也就顺理成章了。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日本的大规模入侵，中国的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应该早已确立，现代化也已实现，可惜历史已经成为历史，日本的入侵彻底摧毁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完全打垮了变革以来新兴进步阶层对国家政治的主导和影响，从而帮助共产党篡夺了政权，使中国事实上退回清末变革以前专制保守愚昧落后的状态，中国人民在近代遭受无数的苦难屈辱和挫折，千辛万苦才得来的自由民主成就，在共产党疯狂迫害和残酷毁灭之下，转眼之间就灰飞烟灭，损失殆尽了。历史总是一再重新开始，这才显示出它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但历史也从来不是偶然的，它总是在各种因素此消彼长，逐渐累积之后，产生必然的结果。内外危机迫使清政府开始变革，学习和借鉴西方，变革产生了新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开始兴起和壮大，腐朽的专制体制走向没落，民主共和成为必然的选择；长期的军阀混战，日本的野蛮侵略，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等等，太多难以预料的灾难和挫折扼杀了新兴的民主共和，中国重又走回专制独裁的旧路；在中共封闭愚昧的集权统治之下，在极为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要想维持空前增加人口的生存和社会安定，唯一的选择也只能是绝对贫困的平均主义；正因如此，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极为贫乏，使中下层人民的不满和怨愤在日积月累，疯狂发泄和丧失理性的各种政治运动，成为时代最鲜明的特色；毛泽东之后，虚无的精神幻想和狂热的政治崇拜烟消云散，当中国人重新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时，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贫穷，是多么的渴望富裕！邓小平的改革，虽然不过是清末洋务运动的翻版，把本属于人民的一部分权利和自由，重新又归还给人民，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他毕竟重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未来的变革和迈入现代奠定了基础。固然，中国还没有实现民主共和，但今日中国自由市场经济规模和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超过了清末以来的任何时期，日渐主导中国的发展；中国还没有实现真正自由法制，但今日中国平民社会的人权意识和法制意识，蓬勃兴起，远超前代，日益影响中国的改革；教育的普及，文化思想的传播，信息网络的四通八达，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深入和扩大，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遍布市井巷陌，深刻影响着每个人每个城市每一秒钟的变化……这一切的一切，都为中国未来的变革发展，为中国真正迈入现代化，实现文明的民主政治和繁荣的公民社会，积蓄着力量，创造着机遇，播种着希望……清末以来，中国的变革事实充分说明，任何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变革都是必然的，这些变革虽是迫不得已开始的，却一旦启动，便不可逆转，只能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除非有新的侵略战争或巨大灾难爆发）。中国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我们很可能已经再次走到了现代社会的门槛，历史昭示我们，未来召唤我们，应该拿出勇气，鼓起力量，团结起来，冲破这最后纸糊的枷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社会，迈入现代！
华林
２００５.１２.０５
附注：1.中国古代历史和气候气温变化主要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主要参考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3.现当代史参考：《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事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维基百科》，网上自由开放知识文库；4.现当代人口变化参考中国人口信息网；5.对于其他在网上浏览的参考文章和书籍，因无法详记，请恕在此不一一列明，对于各作者的深刻见解和详细资料，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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