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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一块极有研究价值的“文革活化石”
——读《红卫兵兴衰录》有感
·何 蜀·
在读到这部日记之前，我心目中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那些首创红卫兵这个“史无前例”的群众组织的中学生们，只是一些自恃“血统高贵”而不可一世的高干子弟，一些狂呼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愚蠢口号，任意打同学，打老师，制造“红色恐怖”，践踏弱势群体的当代“高衙内”。尽管他们当中后来出了个张承志这样有才华有影响的作家，但也并不能改变我对他们的整体印象。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对他们的宣传，还有他们自己留下来的那些杀气腾腾的传单，给人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而这一部日记，却使我对他们有了全新的了解。我惊异地发现，宋柏林这样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核心组成员，高干子弟的代表人物，他当时的许多思想感情，对社会的许多基本认识，对“革命理想”的狂热追求，“自觉革命”的真诚努力，甚至对一些文艺作品的好恶，竟然都跟我这个当时平民出身的“黑五类”子弟出奇的一致！
在读这部日记的许多篇章时，我都忍不住会发出惊叹，发出感慨，会恍然觉得是在回顾自己过去的心路历程，尽管当时我所处的社会地位与宋柏林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有天壤之别（我１９６４年初中毕业后即因“家庭出身”问题而被剥夺了升高中的权利，成为“社会青年”，一年后外出做临时工，在深山工地上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但宋柏林日记中的许多文字：却像是我当年写下的一样，我当年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就是这样认识社会的，就是这样“清教徒”似地鞭策自己力求“革命化”的，就是这样站在“革命批判”的立场上评价文艺作品的……甚至宋柏林日记中记载的那些他读过的文学或政治读物（除去个别当时内部发行的政治读物我这样的平民子弟不易找到外），也大多是我读过的，只是读的时间略有先后不同，如《斯大林时代》，我是在“文革”前夕读到的，凡尔纳的那些科幻惊险小说和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古丽雅的道路》、《青年近卫军》等都是上初中时就读了的；而《州委书记》、《怎么办》、《苦难的历程》、《震撼世界的十天》、《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等，我在１９６８年以后才陆续读到。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宋柏林说：“是最脏的书之一，我只翻了一点”，我也抱有同感，看不进去，也“只翻了一点”。文学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宋柏林硬着头皮“花了五个日以继夜的劳动”读完，作了一些批判性的评价，而我当时则干脆就拒绝读它。因为在“文革”前我就得知：不少青年人在“反右派”运动中“堕落为右派”就是因为中了这部小说宣扬的“个人奋斗”思想的毒……
宋柏林这部日记使我想了许多。我深深感到，尽管我们家庭环境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人生遭遇不同，但我们确实是同时代人，受的都是一样的教育，喝的都是一样的“狼奶”。我们的价值观、审美意识、知识结构、思维模式等等，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也许，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社会条件之一吧？
多年以来，对一度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动力”的人们，无论是早期的“老红卫兵”，还是后来的造反派，都有许多脸谱化的宣传，给人们造成了不真实的印象。实际上，历史现象是很复杂的，在一场“史无前例”的重大历史事件里一度引领着时代潮流的弄潮儿们，也必定是很复杂的。宋柏林这部日记，有助于我们深入到当年一部分“革命小将”的内心世界，对那场“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怎么可能发生，以及发生过程中的若干曲折，有着比查阅历史档案或报刊资料更感性、更具体、更生动的了解。
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日记，此前我已经读到过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张光年的《向阳日记》，葛剑雄编的《谭其骧日记》，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但这些日记都是从知识分子而且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角度，从“文化大革命”受难者的角度写的，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有限，审视“文革”的角度比较单一。作为“文化大革命”舞台上主要角色的红卫兵的日记，此前也看到过两本，一本是北京出版的一个女红卫兵的《红色少女日记》，有专家作注，还配有当年老照片，只是作者当年的经历比较一般，内容再经过“可以理解”的若干删节，大大减少了它的信息量和历史价值，读来已经没有多少新鲜感受。另一本是香港出版的《红卫兵日记》，作者用写小说的方式进行了大量不应有的“整理”加工，使得整个日记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而宋柏林的这部日记，既从一个独特的而且十分重要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风云，又十分真实地保留了原貌，像“活化石”一样为读者提供了极珍贵的史料。比如，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诞生经过及当时的社会心理、时代氛围，关于刘少奇、邓小平在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９日那次北京市大中学校文革报告会上讲话和毛泽东突然出现的情景，关于“八一八”的集会和在天安门城楼上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与毛泽东的见面，关于“红八月”，关于打同学……日记中都有详细生动的记载。请看这一则：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 星期五 阴
半夜一连传来了３、４起杀害红卫兵战士的事件，大家真是义愤填膺。这是阶级斗争，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文化革命要武斗，要流血牺牲。这使我更充分认识到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我要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
怒火冲天，抄家抄出英国指挥刀，日本大马刀，北洋军阀将军服、匕首等等，真是阶级报复，阶级仇恨，我们再不能容忍了。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这是阶级斗争，你打他，他杀你，这是你死我活。不过我还从来没打过人，还有些“温良恭俭让”，没有最深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这很危险，对敌人恨的不深，就是对人民爱的不深。你现在可怜他，他杀你时可不可怜你。要敢于斗争，勇于树敌。
从这些真情实感的字行间，可以读出很多东西。
日记中还有不少地方会使读者有意外的发现。比如，宋柏林在“老红卫兵”的政治地位被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取代之后，跑出去串连，在青海，他却跟首都三司一起支持当地的造反派“八一八”，假如不是他离开了那里，后来发生的“赵永夫事件”中，说不定就会有他跟当地造反派并肩战斗的身影甚至流在一起的鲜血……这对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可能是难以想象的。而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就会知道这是到处都曾出现过的真实情况。有不少地方（特别是较边远的地方）的造反之火，往往是由一些在首都或大城市被视为保守派的红卫兵有意无意地点燃起来的。
此外，日记中关于外出串连时天南地北的风土人情、社会百态的记载，如车上遇见甘肃逃荒要饭的人，“说他们那地已干旱４、５年了，年年没收成，每人每月１８－２０斤红高粱，吃不饱，所以老人小孩多跑出来要饭。每个生产队有２、３人要饭就很多了。”在乌鲁木齐“我们吃了几串烤羊肉，八分钱一串……找不到一家像样的饭馆。据说这里很富，吃饭从不要粮票，但物价还是贵的。”在西安“睡了一晚旅馆，四毛一夜，大堂铺。”这类记载，都具有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意义。
这部日记是作为“文革史资料丛书”中的第一部出版的。作为历史资料，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真实。而要做到这一点，敢于不加删节，不加“整理”地公布包括许多个人隐私的日记，就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这使我在读这些日记时不能不对作者产生敬意。这部日记不仅真实地记录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诞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而且真实记录了一个当年“老红卫兵”核心组成员如何“从时刻想着‘中美大战’解放全人类的革命闯将，变成靠着‘邪门歪道’遍游南北东西的逍遥派。从一个思想禁锢的‘清教徒’，变成兼收并蓄贪婪地汲取‘封资修’各种文化的‘异教徒’”的心路历程。这对研究“文革”历史，研究“文革”一代青年的思想史，都有重要的价值。
这部日记能够在那样的动乱年代里几乎逐日地写下来，并且完善保存下来，也应该算个奇迹。众所周知，在那样的年代里，许多人命运难测，随时有可能被抄家，而且自从“文革”初期断章取义、深文周纳地批判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之类杂文以后，自从破“四旧”大规模抄家以后，一般人就不敢再写日记，甚至不敢再保存笔记、书信之类文字资料（当年的居住条件，也使得许多人家根本没有办法保存这类东西）。而宋柏林却有特殊的家庭和个人条件，如他所说：“幸运的是本人在运动中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没有成为‘专政’对象，没有被抄家，所以能够毫无顾忌地写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并完整地保存下来，还有许多照片和文物，这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实属难得。”
值得一提的是，这块“文革活化石”是由长期致力于“文革”历史研究的余汝信先生发现并“发掘”出来的，他为帮助读者理解一些背景情况而作的注，和当年著名的“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作者骆小海写的序，以及作为附录的几篇重要历史文献，都增加了这部日记的分量。在今年这个“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的特殊年份，这部日记的出版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纪念。但愿在这之后能有更多更好的“文革活化石”被发掘出来，能有更多更好的这样说真话的、真实反映“文革”历史的出版物奉献给读者。
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５日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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