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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看到了统治阶层的不成熟，即他们也是一种类人孩。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在中国生存的类人孩有一种身份认同或伪装的自觉性。这种伪装，即对一种权力关系的假装认可，跟对权力关系的真心服从一起，构成了中国国民的特色。就是说，在其他欠发达社会，国民的类人孩状态可能更多地出于一种天然地蒙昧，而在中国，却是一种自宫自律去势后的蒙昧，是一种甘于蒙昧状态的自我阉割。这种精神的自我折辱在文明史上都是罕有的。在其他国家，国民的蒙昧处于极为稳定的生存秩序里，当一个阿拉伯人在巴黎的酒店房间里支起帐篷，当一个印度的妙龄女子为她的同龄女主人提心吊胆，主人忧则忧，主人喜则喜，当一个非洲的部落在展开种族灭绝游戏，我们当然可以从文明的角度为他们悲悯，但从人性的比较层面，我们难以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生活得优越、至高无上。这里用得上庄子那有名的话，子非鱼，子安知鱼之乐？我们只能从社会结构、文明预设等角度同情地理解生活其中的人民，其蒙昧的心智已经无自知之明。因此，虽然以文明的眼光认定他们的类人孩状态，我们却可以说他们并不处在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差序格局里。
中国人的蒙昧不同，中国人至早在先秦即有过相当的世俗化历史了。尽管中国人处于差序格局里，但伟大的陈胜王早在秦朝时即质疑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幸，这种对平等机会和权利的追问并没有产生出一种质地坚硬的思想和伦理共识，反而是对既存生活方式的赶超攀比态度。道不行则如老子西行或如孔子出海，或者自我安慰“帝力于我何有”“富贵于我浮云”；更多地，是一种怀抱希望的态度，“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大丈夫当如是”，那是陈胜、刘邦、项羽们的态度，一种下自底层上自百官贵族们的态度……这种世俗化的态度所引发的，并非世俗化的个体作为，而是一种专制等级中的个人地位的争夺。这种争夺和打压形成了中国生活形格势禁的本质。在统治者运动人民，在人民争取利益陪绑统治的过程里，中国的国民虽然接触到个人尊严的棱角，但仍不得不低头就范于生存的形格势禁。他们不得不安于自己的类人孩状态。所谓西人眼里的自由人自称天子，其他人更不用说，只是这大地上的子民。
因此，这个世俗化的蒙昧跟其他文明里的自然蒙昧状态不同。后一类文明的成员生老病死都有着既定的权利义务；其个体的生存只是一种自然的展开，并没有社会化的过程。而中国国民却被赋予了希望，为这个希望，中国人将要到社会上行走一遭。只是这种行走，是一个同心圆，那种名利的中国之心使得他们即使以最良善的愿望出发，也最终向心行走，回到了起点的生存状态，一种蒙昧状态。而那些怀抱道义之心也坚定道义之行的人，是这个社会大大小小同心圆边缘的抛物线，永远地消逝在人们或中国视野之外。那些抛物线并没有如同西人的线性思维那样坚定地走出一条人生大道，并没有过去、现在、未来那种时间的坚定性，也并没有生成一种神正目的论。他们是那些隐士，是不为人们所知的君子，是独善其身者，是不得志的仁人志士。他们在心智上可能较为纯粹，但在权利上跟他们的同胞一样是类人孩，他们跟其他类人孩一样经历了巨大的希望和绝望。
对大多数子民来说，生存权利的匮乏和心智的蒙昧需要一种自觉。他们需要从中找到安慰、找到赞美。中国的类人孩们为自己不成熟的生存状态提供了无数烂熟的理由，大智惹愚，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一切世俗的经验和圣贤的理论都告知，做一个独立的主体意味着死亡，做一个成年人意味着不幸的担当。
一个真正的孩子，被抛进社会，这个社会化过程使他异化为类人孩，在这个异化过程里，他反抗过形格势禁的秩序、反抗过专制生活、嘲笑过专制权力，争取过自己作为人的正当权利，也争取过心智的丰沛成熟和完善健康。但他仍不得不为专制生活所同化，成为权利上无觉于匮乏、心智上安于蒙昧的类人孩。这个时间长度是多少？乐观地估计，是十五年左右；悲观地观察，是三年左右。如果学生时代即已完全为专制教育所支配，那就更不存在这种社会化的过程了，他彻头彻尾地生活在专制的序列里，做群众、做帮凶、做替罪羊。
那些纯真的孩子进入社会，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大体可以完成他关于社会的认知教育。纯正的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可以让位于现实社会的合理性，可以让位于他合伙后的名利地位，这种社会教育使他安于自己的投入、收入及其产生的现实福利效应。如果他拒绝这种社会教育，保持他内心的纯粹，没关系，他的个人反抗是徒劳的，专制生活有足够的耐心等他十五年以上的时间，不动声色地打击他，孤立他，最后，在他人近中年时，突然发现，灵魂无依、生活无靠、交游无友、言说无效、行动无力。他的周围，人人过得热闹、有家庭温情，日子过得小康或大富，人人忙于自己的生活；没有人跟他分享这个专制生活的不幸或罪错。
这个异化的过程一旦完成，类人孩们就可以被允许说话了，这是中国知识精英众声喧哗却无知识增量也无思想创见的秘密；类人孩们也可以被恩典有零花钱有财产支配权了，这是中国资本精英如鱼得水暴富的本质；类人孩们也可以注册交友了，这是中国无数协会、社会团体结社集会的真相。
这也是中国国民内心荒芜干枯的原因。现代科学证实，一个物种如果得不到自由的伸展，久而久之，他会出现病变退化返祖的现象。一个生活至死的类人孩也无知于生命的灿烂。一个生活在状态上的类人孩难以反省自己、反思生活。张学良将军承认，被禁锢的生活太久，人们交往的形式理性——礼仪，生疏忘记了，更值得注意的是，长久不能有效地表达，说话也失去了言辞和内容。而在专制生活中一生受禁锢的类人孩，更是失掉了自己，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歌声、自己的本质。他们只是专制生活要求于他们的摹仿者，是专制人格的一个翻版、是孩子状态的一个拙劣的副本。
甚至这种回向的能力在那些见过域外光明的人那里也是罕有，他们即使拥有，也会轻易地丧失。有一个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中国人回到了北京，他在北京生活了半年，为了了解他的国家，他天天阅读报纸，看电视，他抛开时政，直接从社会新闻中去了解中国的人生百态。他后来承认，他完全沉溺进去了，他感动于这个国家的新闻、政府、居委会、雷锋式的大爷大妈们，他们在努力营造一个温情的生活空间。让一个外来人觉得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生活有所依靠，可以投诉，因为有人在发现问题，在努力解决问题。的确，一个海外的华人或异族在中国生活久了，他有足够的理由为中国的现实辩护。他甚至可以不承认这是一种专制生活，他认为这是一种正在改变的有希望有活力的社会生活，他认为这是一个崛起民族的必由之路，总之，他可以给这种专制生活以种种美好的名目，这种美好中唯一欠缺的就是人的自我实现，但他们说，这是中国人的集体实现。
这是一种奇特的东方人生。人们从自己的家庭、血缘、宗族中走出，在充分社会化的过程中迎面撞上一个更大的家——国家、历史、未来。这些抽象的实在以不由分说的方式剥夺了你的说话权、交友权、走路权……，因为它和它的成员不由分说地以父母兄弟的名义要求你，让你的灵行在地上，如同行进于无物之阵里。在这样的人生世界里，如果你不能长久地以自由人、个体的角度抵抗国家，你就只能以一个合伙者、协从者的身份参与它的建设、分享它的成果；在后一种情形里，你就能够由衷地从这种生存中找到可赞美的内容，自然，你首先会赞美自己。你承认自己的悲惨、自己的无行，但你同意你是有幸有福的。就是说，这些抽象的实在，使得东土的子民无能无意成就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和实在主体与其并肩，使得东土的子民要么成为这些抽象实在的供奉牺牲，要么力争上游，成为“三帮”分子（帮凶帮忙帮闲）或“二丑”（鲁迅语）名流。这是一种中国国民的生存方式。
人民从自己的起点出发，叛逆过、反抗过、出走过，一旦他们进入了某种人际关系的序列，比如被保护、被盘剥、被尊重，“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如鲁迅明见的，“台”也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他们就认定了这种人生轨迹。这是一种永远有活动空间或卑微希望的好地狱。
这是一个环游过世界的人生旅行。中国人的起点乃是一种专制生存中的人格，他从这人格出发，欲成就一种自由的人格、一种有着文明理性的健康平等的个体，但他向上努力过一段时间之后，再一次回到专制生活中来，并自觉自愿地维护专制的秩序。文革结束，一批老共产党人上台，一时有中兴气象，但很快他们就进入了他们反对过的老人政治状态里。敌视过他们也敌视过官本位的80年代的新一辈们，那些上山下乡的四五一代人，在今天是专制社会的中坚力量。八九一代人，有过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称号，曾经反叛过中国命运，但在今天同样是如鱼得水者。甚至超级女生，只要被权力化的中国市场征用一年，她们的举止投足间也失去了人性的新鲜、朝气和美丽。甚至木子美那样的叛逆女子，今天同样多多少少在跟社会维持某种暧昧的依存关系。这些青春时代有过坚定的自我信念的中国人，不过如鲁迅笔下的苍蝇，他们飞了一圈又回到了不自由的起点。
三．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三十年。如同中外人士观察到的，中国大地在改革中空前地繁荣起来，跟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生活相比，这种专制生活是另外一种恶，一种正义迟到可能永远不能来临的罪错，一种“一部分”（邓小平语）子民获得经济补偿有着小康希望的“猪圈生活”（程益中语）。尽管这种改革绩效远比不上俾斯麦时期的德国，跟其他后发国家的改革如日、俄相比，也谈不上新鲜，但中国的当代改革仍赢得了不少中外人士的谅解、赞赏，他们认为这种阵痛是一种“较轻的”、“可以忍受的”恶，他们愿望站在一旁，观望这种改革，并期待它好起来。
在这样的改革生活，或所谓现代转型里，获得说话资格的类人孩们的言说是如此惊人一致地称道中国的希望。这些知识精英有意无意地回避改革的目标、有意无意把改革当作现实合理性或政权合法性的一个借口。改革，跟极权时代的革命运动一样，都是专制政府运动社会、实现统治的一种手段。为改革作注，如同当年为革命作注一样，只是专制政府合伙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是类人孩们的生存方式。
没有比这种类人孩——一个民族的上层成员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更为无耻的了。他们的先辈先行者们确实为了共同体的外患、国耻，而有所进取，而思启蒙救亡，自觉地放弃自己的语言，而站在引车卖浆者一边。但后来革命和救亡的变异，使得启蒙并没有诞生成足够的精神成人，类人孩们有意无意地对白话进行改造，使得演进的当代汉语再一次成为精英们的游乐场，成为中国基层民众唯一拥有的充满匮乏和污染的家园。
甚至在改革之初，八十年代新一辈们以青春之气力进行文化启蒙，以推中国车轮前行时，他们就已经跟民众本位和个体本位渐行渐远了。他们或出身贵族，或来自民间，他们才看见汉语的某种乐趣，稍经汉语的安置，就跟自己的亲人、民众拉开了距离。汉语家园作为他们的游乐场一再被他们拆建，他们引进古往今来的大师在游乐场里为他们助威。他们是在做学问者，是跟真理同行者，是在顾念性命者，而父母妻儿的生活、民众的生活为他们忽略，他们从未把自己上升到（在他们看来是下降到）个体本位那里，上升到大众本位那里。
怎么揭示这种罪恶呢？一个绝望的大陆，如同非洲的某个部落国度，文明的交流使得上下无法满足于闭关锁国，而思虑有所改变。于是，在开放的交易里，在经济行贿的交易里，历史、文化、人力、自然等资源禀赋资本化，化成巨量的财富，堆砌了眼前的繁荣。
交易的希望承诺，乃至交易正在进行时的“合理性”，使得上层的类人孩们自欺欺人地以为他们代表着共同体的全部福祉，代表着过去和将来的全部道义，使得他们不容任何质疑地打压来自同胞生存权利的舒展，不容分说地掩盖来自人力、自然、历史等资源退化、污染的事实。
他们就像部落的贵族，以发财发展的名义，将部落的山川、森林、草原等等掠夺一空，全体成员被裹胁到海边。没有人把他们带出“埃及”，没有人准备渡海，他们在海边炫耀、狂欢。这里就是家园，就是社会，就是文明。
怎么描述这种罪恶呢？汉语就建立在这种罪恶之上，在上面生根发芽。只有等繁荣发展的锦被掀开，由人心、社会、生态等污染导致的灾难呈现出来，罪恶仍让汉语难以言喻。何况汉语仍有足够的工具、方法来求助罪恶，来替罪。就是说，文明的灾难有着恶的具体形式可以为汉语指认。汉语为此指认过美国，让亡我之心不死的国家做为罪恶的渊薮，替罪于汉语世界的苦难、贫穷、停滞；汉语也为此指认过内部的人群，分裂分子、自由化分子、民工、异教徒……他们掣肘了统治者们的仁慈发挥；汉语还有着最为古老的罪恶工具，清官贪官的罪性，奸商的罪性，等等，在此种替罪机器的运转下，官、产、学领域的精英人士，也前赴后继地奔向绞刑架，他们欢天喜地地腐败，又自觉地把头伸向断头台。三十年间的中国改革，学者们被唾弃了被pass了不知几代人，万元户、商人、企业家、经济能人、走私大亨的人头也被借用了五六茬了，官员们从老虎到苍蝇蚊子也被打死了无数……
罪与苦的悲喜剧命运不曾改变，改变的只是剧中的角色。人性无能自主的命运不曾改变，改变的只是人身对物质世界简单的拥有感。而这种对人性形格势禁的游戏，也给予了全民参与游戏的角色、位置和活动余地。从传统王朝那种专制的命运，“国王的游戏”、“皇帝的游戏”，转化到当代，变成了“政治局的游戏”、利益集团的游戏、精英们的游戏、地方诸侯们的游戏，游戏支配了精英，精英游戏、主宰了民众。一切跟个体无关，跟人性的充分自由展开无关。
这种游戏进行了数千年，它遵循过伟大的因果律，也相信过眼前的因果报应。但在这种空前的现代转型里，它看到并相信因果取代不了偶然，人心的信仰取代不了直接的拥有。在游戏和其他文明共同参与的全球化或说地球村的发展状态里，中国人的游戏就日渐远离一切因果，也即远离文明，远离真实。它无视或熟视无睹于地球村里的因果，它无视或熟视无睹于人心中的因果。
那些心地善良的孩子、那些有点儿理性的孩子，在上下求索着自身和社会的理想状态，他们同意真实，寻求真实，但他们以求索遮蔽了真实。他们以想象的真实代替了眼前的真实，以学来的真理遮蔽了习见的生活，以群体的理由代替了个体或民众的真实。
真实，正义之源，人性人生的真相，社会的真相，宇宙的真相，是如此晦暗不明。存在的家园，语言，我们的汉语，也是如此将人与真实隔绝开来。我们住在自己的家里，此身如寄。如非另外的语言，英语法语日语等等，那些更人性化的建筑在一旁参照，我们几乎无能洞明周围的一切是如此黑白颠倒、是非不明、善恶不分、惊心动魄……
那个梦想为抽象的实在做点儿大贡献的独裁者邓小平据说以“仁慈的权威”告诫类人孩们不得探索，他的说辞是“不争论”、“硬道理”。这种远离因果之明、而侥幸于偶然性的暴君以为能像历史上的铁腕统治那样推进文明，他无知于人性，也无知于文明在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里更落实于个体。十几年后，一部香港的国产片才借助角色之口唤回了中国人久违的因果感觉，“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在中国不义的改革中，上下曾有的一个不公开的秘密，即改革将完成中国的民主转型（因为这种秘密，改革永远洗刷不了它不义的本质），无数的类人孩假装不明不说，而真诚地以为改革游戏将达到他们想象的目的。骗来一个新体制、假戏真做、含污忍谤不忍白焉……是如此让他们想象一生参与大事的悲壮、与有荣焉。这个跟国家、历史、未来等一样荣登抽象实在大宝之位的改革，像类人孩当年对待革命一样，因信因名因行称义，而对个体、精神、思维竭力打压。这种抽象实在是如此不可僭越，以至于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也成为它的装饰，而把民众的罪苦当作毫不顾惜的垃圾，沤烂丰肥于历史的绝对精神。当那无数个体在被侮辱被损害的生存刀刃上呻吟时，我们的类人孩精英可以装聋作哑，继续他们的改革狂欢。
改革产生了太多的罪恶，这些罪恶已经不亚于它所要告别的革命年代的中国罪恶。改革更产生了无数伪问题、笑话一般的理论、或所谓共识。如革命有罪、中国不能乱、民粹主义是一种灾难，等等。甚至在对民主时代的国家治理的空想中，清算问题、赦免问题、国家犯罪的赔偿问题等等，也被当作实在之事由类人孩们负责提供答案，但类人孩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有何种机制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只是拖延、回避。改革由“权抢钱私有化”开始，并没有进入到“钱买权民主化”的转型中，反而驶入了另一种轨道。一种如前述在海边进行末日狂欢又自以为超稳定的中特秩序。
甚至改革的遮羞已难遮蔽东土的灾难时，类人孩们可以断然地放弃改革，知识精英可以装模作样地讨论改革是否死亡，实力精英们则把稳定、秩序从后台推上前台，让其以抽象实在的名义镇制民众更具体实在的生存。中国发展的目的不再有人提起，上下维持，尊尊亲亲也不再有高贵、善意可言，有的只是谎言，相互知道的谎言。
最为可笑的是，似乎全体同意不能在民主时代清算的问题，即全体回避因果律的制约，逃避未来长远的审判问题，在当代却由偶然性之手提前施行了。这就是我说的，这个曾以为偶然性可以改造世界的中共，如今只想以偶然性维持世界的中共，它的子民状态，“一方面，弱势群体是如此规模般的不幸；另一方面，强势集团是如此露水般的命运。”上层类人孩们在巧取豪夺中把自己养得像小猪一样肥胖、像狐狸一样狡猾、像走狗一样凶残，却在文明的替罪机制启动时，也乖乖地、温驯地、排着队、争先恐后地走上断头台。专制机器以反腐的名义不断地宰杀这些肥猪、民间黑社会的个体及集团不断地洗劫这些肥猪。这种清算是如此彻底，仅仅三五年的工夫，东土的知识、资本、权力就焕然一新。知识者的声名被借用了一拨又一拨儿，商人和官吏的人头被借用了一茬又一茬儿。
如果真有所谓“抽象的实在”，那么历史长河可以算是一种“抽象实在”，我们可以在这一抽象实在里观看东土大陆的奇观，一群群的类人孩像羊一样被吆来喝去，被侮辱被损害；一群群的孩子对猪一样的精英类人孩统治的徒劳反抗；一群群的类人孩像狗一样老去；一群群的类人孩像猪一样或快或慢地排着队、木然地走向死亡。他们在无明状态里无能成为现代文明世界里伟大的公民个体。
要谈论今天的中国生活是困难的，这里有着东土最悲惨的思想，但也是极为破碎的思想。
2006年5月、6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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