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篇小说《如焉》在中国的戏剧化命运（2）
苏联有一部很有名的片子《第四十一》，说的是一个苏联女红军和一个被她俘虏的德军上尉流落到一个孤岛。两个人在那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发生了爱情。当孤岛的生活几近绝望的时候，一艘德国军舰从那驶过，德军上尉向他们呼救，而这个女红军最后一瞬间，她的敌对意识瞬间就苏醒了。当德军上尉向海边跑过去，她尽管非常爱他，依然举起了枪把他打死了。梁晋生其实就是在最后一瞬间向如焉射出了子弹。
从实用的角度来说，梁晋生与江晓力当然是一种天衣无缝的结合。江晓力几乎是一个垂帘听政的西太后，可以帮他应对官场上的很多困难和麻烦，也可以帮他开通继续迁升的路径，这对一个从政的男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贤内助。但是从他内心真实的情愫来说，我想他还是更倾心于茹嫣这样的率真的、多情的、善良的女性。
记者：江晓力是一个高干子女，同时深爱着副市长梁晋生，她有一个观点，就是反思历史、改良社会只是某个阶层的事务，容不得别人插手。
胡发云：这是基于一种封建家族制的立场，觉得自家的事情必须由自家来解决的，容不得别人说三道。哪怕我家的小姨子大舅子再坏，轮不上你来指责我们，我们自有自己的家长来管，管得好不好是我们自己家族内部的事情。
记者：她的这个观点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胡发云：这个后果就是那批贪腐的人，或者作恶的人，不会对国家和人民负责，而只对自己的家长负责。我做了错事，我可以在你面前痛哭流涕，我可以在你面前指天发誓，我甚至可以在你面前装孙子，但我不会想到我这样的贪腐和作恶是对人民的一种罪恶，是对民族国家的一种罪恶。
记者：江晓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
胡发云：因为她认为江山是她的父辈打下来的。从文革前一直到现在，这种观念并没有得到一种很清晰、很彻底的分析和批判。文革初期为什么会出现一些那么残暴的场面和事实，这些因为当时的那些青少年、那些接班人们，被告知社会上有一些人在威胁他们的江山，所以他们是可以把那些人往死里整。这一点，经历过文革的人非常清楚，经历过历次运动的人也很清楚。这样的东西我想对于民族和谐，社会公正，对人们的创造力，想象力，是非常大的伤害。
记者：她还有一个观点"叛逆只能有一次"，因此她对不断反思历史和现实的卫老师没有好感。
胡发云：第一次叛逆是功臣，第二次叛逆就是逆臣，这是实用主义的封建忠义理念。实际上所谓的叛逆指的就是一种怀疑精神，扬弃那些错误的、罪恶的东西，而去拥抱正确的、合理的东西。当一个人，缺少自我更新的勇气和力量的时候，他就不再允许出现不同的东西，更不允许出现叛逆了。江晓力对此已经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对于她来说，没有对错，只有胜负。
记者：马克思主义是充满了怀疑精神的。
胡发云：我可以说江晓力们并不懂马恩，她只是把马恩作为一种武器，作为一根棍子，作为一面旗帜，但是马恩的内核是什么，不管正确的部分还是到了今天值得我们怀疑的部分，她都不太清楚。这一类人究竟读了多少马恩，了解到什么程度，达摩是怀疑的，卫老师是怀疑的，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我也是怀疑的。因为我相信她基本上没有时间也没有心境很认真地去读读马恩的书。
马恩最早给予"青马"的，正是怀疑精神。如果把马恩的怀疑精神去掉了，就不会有卫老师当初对于正统的体制和理论的怀疑，而"青马"成员也会成为地地道道喝" 狼奶"长大的一批人，更不会有他们后来的反思精神了。马恩留下的遗产当中，对于我而言最重要的，一个是怀疑精神，一个是人道主义。我记得在70年代初期，盛传燕妮和马克思之间的一个文字游戏，叫"我的自白"。当中提了很多问题，比如喜欢什么颜色、喜欢吃什么东西、喜欢什么作品等等，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问马克思喜欢什么样的格言，马克思说"怀疑一切"。当初我们读到这四个字的时候，简直是如雷贯耳，震撼不已。因为当时是不可能让你怀疑什么东西的，更不要说怀疑一切。而马克思的最喜欢格言是"怀疑一切"。有马克思的这句格言做我们的护身符和挡箭牌的时候，我们觉得心里的底气要足得多了。
记者：江晓力对于爱情的理解也很有特点，虽然自己也是单身，她依然将茹嫣介绍给自己爱着却不能得到的梁晋生；而当她发现茹嫣危害到梁晋生的仕途，又毅然把他们拆开。最后她终于得到了梁晋生。她在SARS期间的表现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对于SARS，她关心的不是这场疫病，而是如何借用这场疫病为自己和所爱的人获得政治资本，请您评说一下。
胡发云：她有一种胜利者的满足，或者一种失而复得的意外。从某种程度上，她要感谢茹嫣，演出开始以后又把舞台让给了她；她也感谢SARS这样一个意外之灾，它把梁晋生逼到死角以后，美女救英雄，让一次完全不可能的爱情失而复得。这样一来，她是小说中最大的一个胜利者。但她的胜利是有代价的，将来她和梁晋生会走多远，小说没写，因为我想生活的逻辑可能也会显示这一点。
◆知识分子的命运——卫老师、达摩和毛子
记者：小说中的人物卫立文卫老师是一位老革命，也是一位老知识分子，他在建国初期少年得志，而后在胡风案中落马，由此开始了漫长的反思，反思自己的遭遇和国家的命运，正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他的思想来源是什么？
胡发云：卫老师早年的思想来源于三个方向：一个是五四新文化，一个是传统文化，一个是当时盛行于全球的左翼思潮。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代表了五四以后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的想法，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里面关于平等、自由、社会公正以及反抗专制的思想，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
记者：如果没有这种遭遇，卫老师是否能够得出后来的思想？
胡发云：在以革命为名的厄运面前，卫老师与许多革命知识分子一样，第一步是追问是不是自己真的错了，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很多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被革命的气势、崇高的道德感所臣服，充满了一种自我批判的精神，充满了一种非常狂热的信仰，还充满了一种因为背叛自己所属的阶级、阶层生活而具有的豪情，这个让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工夫去真正思考一些更深处的问题。在整个战争年代、革命年代以及建政初期那种所谓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们进入到重要岗位、进入到大城市，这样一种状态让他们没有功夫进行一种非常冷静非常理性的思考。如果没有涉入胡风事件，如果仕途上一帆风顺，如果历次运动中他是处于一个把握别人命运的角色，那么卫老师即使到了老年，也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思考者。后来不少革命知识分子都有这样一种后怕。在这一点上，卫老师感谢命运给予他的磨难。这些，在卫老师八十大寿的思想历程反思中，都写到过。
记者：卫老师的反思让我想起巴金，他也是说要"说真话"。
胡发云：我觉得巴金和卫老师有很大的不同。巴金提倡讲真话某种程度是在上个80年代一种情绪化的表达，是一种感性的道德化的姿态。巴金在反思自己、反思共和国历史的道路上，迈出了半步，然后在某种压力下沉默了。而卫老师是以一种剔骨还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决绝姿态下，来对自己进行反思，对革命事业进行反思，对整个国家命运进行反思。他和巴金一样在文革后恢复了待遇，但他为了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考，自愿承受巨大的压力，并且随时准备再一次做出牺牲。
记者："说真话"的口号被一片赞美声淹没了。很少有人愿意追问，怎样才算"讲真话"，还有哪些是应当讲出来的"真话"。
胡发云：巴金提出了这个口号，至于怎么去实施，这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了。有时候，这是一种自我的道德抚慰，甚至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既要想得到广大读者或者是民众的拥戴，又不希望深入的、真实的表达开罪某些人。这就是很多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很多知识分子在表达一种空洞的口号和理念的时候他是没有太多犹豫的，但是要作为一个具体的事件来实施的时候，要是这种实施会伤害到自己，他们往往会退却。
记者：卫老师对教育问题非常关注，文革中野蛮的孩子让他绝望。
胡发云：卫老师本身就是建国初期最早一批编教科书的人。他以胜利者的革命豪情，把一些左翼革命的观念、马克思主义的皮毛以及现实斗争的一些需要，糅合在一起，编成一些实用主义的教科书。当时他会觉得这是革命的需要，但当他后来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他发现当年那些教科书，那些不讲学理、违背真实，或者是带有革命教条主义、革命实用主义的庸俗社会学的东西，给整整一代青少年造成的影响是何等深刻，从这个意义上，卫老师说自己的遭遇是一种报应。他说文革的红卫兵实际上是读他们的教科书长大的。他们的观念，他们的行为，应该说是卫老师他们一代人亲自喂养成的，培养了一群来撕咬自己的一群狼孩。
记者：努力正视历史以及坚持独立思考的卫老师却成为一些人眼里的异类，甚至敌人。
胡发云：他之所以是异类，是因为他没有简单地、违心地、自利地迎合环境。很多像他那样资历的老人都闭嘴了，或者无关痛痒地说一点。很多老人宁愿把一些真话闷在心里或者是在几个密友之间私下交谈，但不会像卫老师那样表达出来，公之于众，形成一种语言的力量。卫老师做到了，虽然他知道自己说话的后果。我觉得这是老一辈革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的一种责任感，宁愿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续接自己年轻时候追求真理的豪情和勇气。这种牺牲精神，可以说是他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一次凤凰涅磐。
记者：这种牺牲精神为什么会招来厌恶甚至仇视呢？
胡发云：如果大伙都是一样，就像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中讲述的那样，所有人都在自己的门上打上叉的时候，强盗就辨不出来哪个是他们要抓的人；而卫老师就是唯独没有在自己的门上打上叉的。这个就让他们感到有点难堪，这种难堪到了一定的时候甚至会变为怨愤与仇恨。
记者："青马"（青年马克思小组）是与卫老师有着精神传承的、成立于文革时期的思想团体。与"青马"的另外一个成员达摩相比，毛子成为一个"功成名就"的思想学者和文化官员，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某种知识分子的两面性。在一定程度上，他似乎背叛了卫老师的教导和"青马"。
胡发云：知识分子的两面性一直都有，但当今表现得尤其淋漓尽致，确实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受到打压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种普洛米休斯式的受难者的道德崇高感。而今天的某些知识分子，一方面受到某种限制或打压，更多的则是受到了利益的诱惑。在一次一次地从利益集团分得一杯残羹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本身的贞洁感，或者说道德感，也在一次一次地被剥夺。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找出很多理由，为自己的这种犬儒主义做辩护。毛子显然是其中的一员。当然，知识分子的恐惧后遗症本身就很厉害，多少年以来，他们身上已经积淀了一块很大的心病，这种恐惧你不知道它来源于哪个方向。
记者：在危险的关口，毛子的翻身之作是替领导写了一篇文章。而后为了挣"装修费"，他又出了一本自己都羞于启齿的书。
胡发云：他说为了装修费，只是一种调侃托词。第一次诱惑没有拒绝的时候，你已经开始遵从某种游戏规则了，第二次第三次你就没有办法再拒绝了。不断失贞的后果，就是失去写出道德文章的底气。失贞以后的畏怯感、自卑感对他们来说，是比纯然的打压是更厉害的消解。只是当你死去之后，你的文字还会存在下去，并受到千秋万代的拷问。
毛子是彻底被恐惧击溃的一个人，所以一旦他发现自己活过来了，居然没受到惩戒，竟然还越活越好，那么对于这种危险的警惕，就可能比常人更高。这一点是他的生存之道。但是他的经历又决定了他不是一个死心塌地的追随者、信奉者，他是一个明白人。他的思想处在一个分裂的状态当中。就像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人一样，私下谈话的时候他什么都明白，但一旦上课堂或者写文章，他就会说另外一套话。你要去笑他，他就说，哎呀，这是混饭吃的，应付差事的，或者说要我说一说，没办法，我只能说两句。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是非常普遍的，大伙彼此彼此，道德感的压力也会小多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层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大的困境。
记者："青马"成员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各奔前程"。
胡发云：在思想的夜路中不断探寻，不断前行，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很多人都可以找到一个理由，在某一点停下来，或走另外一个岔道。停下来之后往哪走，这就成为青马成员们的一个分水岭。有人去了海外，因为环境、经济、地位的改变，以及思乡的情绪，他们失去了继续思考的内在和外在的动力。毛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达摩除了内心的坚守外，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失去的人——不求地位，看淡声名，没有优厚的待遇。所以当一个人不怕失去的时候，他的力量和勇气，就比其他人要大得多。
记者：对于自己的改变，毛子解释说这是为了生活。
胡发云：精神上的东西必须格外珍爱，不要受到玷污。缺钱的时候可以做生意、当小工，不能把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拿来挣钱，否则就是变异了。当毛子说自己装修需要钱因此写那样一本书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这种行为与打工的农民做比较。达摩说，你的挣钱方法远没有他们高尚，比他们要肮脏得多。他们挣钱是出卖体力和技能，获得一份正当的收入。毛子挣钱是靠出卖灵魂，是肮脏的钱。
记者：身处底层的思想者达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也是小说里一个主要的主人公，似乎以往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很少花这么大的笔墨写这样一个人物。他好像吸纳继承了卫老师许多的思想品性。
胡发云：应该说这类知识分子数量还是庞大的。在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他们，他们被淹没在最平凡的生活底层。一般体制内的精英知识分子，几乎忽略了他们的存在。一旦有了网络，这批人就通过这么一个平台浮现出来了。我知道有很多这样的高人，他们像达摩一样，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学术训练，也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力、对于各种文化吸纳的能力，他们内在的需要，他们求知和表达的动力，我觉得远远超出了很多体制内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更多的功利的诱惑，他们做的事情都是他们愿意做的，源于内心的善良、愤怒和真诚的思考。他们能把日常生活的问题提升到理性层面，进行辨析和表达。如果重视这一批人，给予他们更加公正的、更加宽松的表达平台，他们对我们思想文化界的贡献将非常大。
记者：尤其在SARS和孙志刚案中，达摩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的作用更加凸现。请您评说一下。
胡发云：是的，他们就是要努力打破信息的封锁，由于他们和民众的努力，才真正传递出来了民众的声音，才渐渐有了"知情权"的普及和一部恶法的终结。
记者：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达摩似乎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
胡发云：我确实对达摩这种草根知识分子充满了敬意，甚至有一种偏爱，也希望从达摩身上得到一些启示和力量。我希望自己身上保留一种草根的状态。
达摩的理想主义我想已经不是早年的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而是一种更加理性的理想主义。他为一个自己信奉的思想理念在努力。他的生存能力保障了基本的温饱生活，同时与现实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保持着一种血肉相联的亲密关系；而在精神生活领域，他过着"具有贵族情怀"的日子。这种"精神贵族"的自我感觉，达摩一点不比院校里的精英知识分子差。许多精英知识分子知道自己犬儒的软肋，倒是多了一些草根的痞气。达摩的贵族情怀，我觉得是有底气的，所以卫老师给他的评价—— "草根身份，贵族情怀"，是非常准确的。
我知道几个网络上的高手，与院校里的许多学者相比，他们的文章见识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之中有些是商人，在商言商的时候，他们同样斤斤计较、精明强干；还有有一些当老师的，也为了保证升学率而上课，也为了增加收入给学生补课，尽管他内心深处很清楚，也是抵触的。但是他们会反观自己，批判自己。当他们成为写作者、思考者的时候，就会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达摩这个人物出来以后，很多民间知识分子就认为在他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得到了某种鼓舞，或者照见了自己身上存在的某些缺憾。
记者：你认为目前精英知识分子与达摩这样的草根知识分子处于一种怎么的关系。
胡发云：前段时间，作家白桦看了这个小说，给我来了电子邮件。他说："我原以为没有这样一个中国，看来的确还有一个这样的中国，还有一个达摩。毛子却是大量的，知识界大量的人都是毛子。虽然我怀疑在中国有没有一个茹嫣，但我希望有。很多中国的普通人也许就是茹嫣，不知不觉地走出自己的局限，从狭隘的利益走向终极的思考。犬儒主义在中国是'主流'，是'主流'啊！但犬儒主义的结果是什么呢？很可怕！不敢想。俄罗斯知识分子要比中国知识分子有出息得多。"
我想应该有一个窗口，让达摩们伸出头来让大家看一看，有这么一批人，是社会优秀的人，会给社会带来很多好处，做出很多贡献。我想这是我写达摩的一个动机。
这些民间知识分子，大多只在虚拟的网络圈子活动，他们与精英知识分子地位、待遇，观念上的差别，会造成一种隐形的矛盾和冲突。一个世纪以来，甚至可以说世世代代以来，由于上述的那些差别、隔膜与对立，精英知识分子和草根知识分子之间有过多次的冲突。在每一次重大的社会震荡中，这两类人社会地位转换之际，往往互相杀伐，伤亡惨烈。可以说，49年之后，是一次携暴力革命雷霆万钧之力的草根知识分子对精英知识分子的一次历史性清算，而到了今天，当年的草根知识分子已经成长成为新一轮精英知识分子了，他们是否又将面临新一轮草根知识分子的挑战呢？我希望精英知识分子和草根知识分子能够对话、融合，互相吸纳，形成一种更加和谐的建设性关系。而不要某种时候，两拨知识分子因为义气和门阀之见，再一次重演历史上的多次悲剧。
记者：整部小说的视角相当草根，而且直面当下的生活，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专业作家，你是如何做到这些的？生活中的你是怎样的？
胡发云：有一句俗话，有所得有所失。为了我认为更有意义的生活样式，为了我持守的某些价值尺度，我拒绝或放弃了一些东西，比如分派给我的作协头衔，一些我自认为没有意义的官方活动，一些遵命的文学写作……我已经十多年没怎么参加作协的会议或笔会了，也不在任何地方以分派给我的头衔示人。当然，由此也就会失去一些东西，包括分房、职称，标兵劳模一类。我努力让自己凭自己的劳动来收获。我也像达摩一样，做很多日常工作，修理电器，整治家具，清扫房间和许多其他家务，与妻子一起收养流浪遗弃猫狗，我希望自己保留一点草根的情怀和草根的生活状态，没有小车，也没兴趣享受现代都市的各种豪华消费。保持一个距离，保持一点的独立性。尽管我自己在体制内，享受体制内的一些好处，比如工资，医疗，旅游，但我同时还是一个纳税人。我还想提到我的夫人，她也是一个和我一样的人，看淡许多世俗名利福利待遇的。我的小说，很多灵感都源于她，所以这部小说首先是献给她的。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