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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中国的利益集团的增长点将是那些“兵不在多在于精”的团体，因为它虽然规模较小，但却整齐划一，并且具有情感力量作为组织动员的手段。符合这一条件的团体一般具有比较强烈的意识形态诉求，或议题的吸引力。亦即是说，它比那些受到广泛支持的团体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中国人比较注重人际关系，如此一来，团体越小，特别是具有面对面互动的团体，搭便车者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克服。但是，这种小规模团体交往联络的方便，因为互联网的到来，似乎优势尽失，因为网络的动员能力并不是在熟人之间的，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越人际网络的分割，而迅速走向集体行动。但是，这种动员必须具有比较高的意识形态的动员力才能奏效，因之，宗教团体对这种动员方式应最得心应手。
此外，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越来越复杂，一个利益集团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批专业人员的有效工作，他们对政治与法律的问题了如指掌，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式与具体的行动来实现目标。更重要的是，这些行动决策必须传递到广大的成员中，得到他们的首肯与遵从并化成会员的具体的支持与配合行动。在任何利益集团中，专业人才都是希缺的，而如何吸引这些人才或雇用这些人才，对利益集团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美国，一些利益集团有意设计一种社会活动的回报机制，亦即让这些专门人才来发展某种社会运动的空间与资源，然后在其成功的基础之上给予事业、名义、金钱上的回报。在华盛顿，有许多这样的机会，也的确让某些所谓“社会活动的企业家”得到优厚的回报。但是在中国，由于社会伦理道德的普遍低落，这样的运动企业家的空间往往让一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投机分子所占据，从而成为利益集团的成长的巨大障碍之一。尤其是，当一切向钱看时，最低收入的底线往往成为一个团体生存的真正底线，如此一来，资源希缺的弱势团体就难以形成组织的凝聚，也正由于这个原因，直接代表穷人的利益集团在中国不但为数极少，而且没有一个团体可以达到基本的影响力的水平。
工商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公司会员制来克服以上困难，亦即以公司的名义加入某个“雨伞”组织，在其平台上进行沟通合作乃至协调行动。但对于个体公民所组成的团体而言，就没有这样的便利，要克服上述困难并不是那么容易。工商利益集团的团体会员组织是一种借助公司组织的动员结构，它不必另起炉灶，可以利用现有的组织资源而实现目标，甚至它完全不需要个人的财力资源，也不需要个人所提供的支持。
有鉴于此，对于一般公民个体组成的团体而言，除了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以外，恐怕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信息了，换句话说，信息将是这些利益集团所拥有的最强大的动员资源。当然，如何运用信息，以及如何在信息传播中达到目标，是一门学问，这同样需要专业人才的投入。比如，如何使信息从团体成员那里传递给政策的决策人，而且必须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包装，传递到适当的人手里，这显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可以办到的事情。由于现代社会运作与管理的复杂性，一般公民往往缺乏的专业知识，利益集团的运作使外行了解内情，并且获得具体行动的暗示，这意味着从原则到具体的实施方案，利益集团必须提供一个全套的范本。不错，各个利益团体所提供的信息通常会带有偏见，叫做各抒己见，因之，在公共辩论中如何取胜，特别是如何争取决策者的同情与支持，就是利益集团运作的核心内容以及着眼点。
利益集团要成为运用信息的高手，必须首先成为局内人，而非局外人，亦即对立法过程以及行政部门的决策过程有第一手的了解，而非泛泛了解或道听途说。信息的重要性完全取决于在具体的条件下的可用性，因之，一大堆理论不如一个在具体时间与条件下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美国政治过程常常受到利益集团的游说影响，议员们非常清楚这种情况。但是，利益集团也是他们了解情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一个政策出台究竟谁受益谁受损，在这个过程中很快就可以水落石出，从而成为决策的参考与依据，这样就大大减少了盲目决策的可能性。因之，利益集团可以对政策过程的开放性做出贡献。
此外，利益集团也是一个国家的内部沟通机制，亦即成为政治决策与公民沟通的桥梁。有时，利益集团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启动对某一个问题的调查，或在媒体上推动对问题的讨论与关注。互联网的存在大大降低了通讯成本，因之，一个运作良好的利益集团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通过其成员与支持者的网络，把一个鲜为人知的议题变成公众关注的话题。在美国，所有的利益集团都有自己专门的网页，许多团体利用电子邮件来达到凝聚共识与组织动员的目的，互联网成为媒体造势的技术手段之一，这些经验与模式将成为未来中国利益集团的工具箱的内容。
毫无疑问，信息技术革命与互联网的存在，对于公共利益集团的发展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这些条件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正由于有了这些新的条件，一个较小的团体如果协调得好，人才到位，往往可以用很少的启动资金，在很短的时间内积累巨大的社会效力。反而是，那些比较传统的、试图代表广泛利益的团体很难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换言之，特殊具体的旨趣往往要比笼统一般的旨趣更有发展潜力，而利益集团的核心要素是体现多元化的声音，适应多元化的需要。利益集团既是社会分工多元化的结果，也是市场供需结构多元化的结果。在这种多元结构中，几个年轻人组织的公共利益集团击败实力雄厚的工商利益集团，并非完全不可能。
在西方，许多公共利益集团缺乏基层组织，但在中国这或许是一种安全保障，因为中国政府往往认为组织严密的运作是一种政治上的威胁。靠现代通讯技术起家的公共团体，常常仅有一小批办事人员，而他的支持者兴趣非常单一，很难变成政治诉求或政治运动的工具。换句话说，它不是街头运动的那种组织方式与运作方式，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并不会对社会的基本秩序造成威胁或冲击。这种结构同早期的群众性政治组织截然不同，几乎没有面对面的交往，除了少数几个积极分子外，其他成员甚至没有必要见面。
结论
总之，未来中国总要步入民主转型的道路，公民的广泛政治参与将是未来任何政治安排都必须准备的条件以及发展方向，在这个历史性的变革中，中国的利益集团的发展与成熟将是基础设施，也是实现这种转型的必要准备。利益集团将为公民提供一个从事自我管理，提高自身素质，锻炼自我组织能力，以及和平有序地参与集体行动的训练基地。然而，如何创造这样一个有利于利益团体发展的环境，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因为这意味着要进行一些体制上的突破，包括开放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以及结社自由。唯有这样，中国的利益集团才能突破目前以地理分布与商业利益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走向全国性的资源与组织的平衡发展，从而成为中国社会基本秩序的中流砥柱，并为解决中国诸多社会问题与矛盾贡献力量。
毕竟，未来中国社会的内部和谐与创新活力将取决于公民自治，即自我管理的能力。公民利用这种能力对国家的宏观管理产生引导作用，使整个社会的政经制度走向良性的发展道路。其实，公民的自我管理的能力就是他们手中最大的政治资源，因为，一旦私人企业或政府官员侵犯其权益时，他们就可以运用这能力，调动各种资源来制止侵权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利益集团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亦即帮助公民一步步地扩大自由，并同时为这些自由提供组织与制度上的保障。
——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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