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颠倒孟德斯鸠，以文化来解释恐怖，当然不是出于懦弱，而是受制于左翼立场的局限。在最好的情况下，左翼也是一个目光如炬，却只睁开一只左眼看世界的残缺者。（我这里说的仅仅是西方语境，另一些语境下的左翼另当别论。）阿伦特的天才在于，她发现了古代暴政与２０世纪极权的根本区别：前者是一种裸体暴政，后者则有全套意识形态论证，故应称"意识形态极权"。这一发现是了不起的贡献，如果由此上溯，会发现新型极权与近代知识分子的特殊联系。知识分子当然是反极权的勇士，但意识形态之所以出现，本身来自他们。从观念分子到观念形态（from idealist to ideology），左翼知识分子起源于法国，近代意识形态也起源于法国。知识分子后来反抗新型极权，可谓"大善"，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新型极权起源于他们酿造的意识形态，则可谓"巨恶"，始作俑者却看不到自己。"大善""巨恶"有如此关系，只有此前那一部宗教史、僧侣史才能比拟。到目前为止，一部知识分子历史既是"反意识形态史"，也是"意识形态制作史"，可惜还是自在史，不是自觉史。中国大陆将ideology译为"意识形态"，可谓中性，但也含情脉脉；台湾译界翻为"意底牢结"，谐音谐意，一语破的。无论是彼岸宇宙体系，还是此岸意识形态，在人类学功能上都是一以贯之，即阿伦特描述的"铁箍带"，社会由此发生"可怕的负面团结"。没有理由美化民众，但也不必美化从僧侣而来的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是不穿袈裟的僧侣，踢翻了僧侣衣钵，接过了宇宙体系，将其改造为此岸意识形态，只是到了新型极权迫害及他们，他们才拍案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