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颠倒孟德斯鸠,以文化来解释恐怖,当然不是出于懦弱,而是受制于左翼立场的局限。在最好的情况下,左翼也是一个目光如炬,却只睁开一只左眼看世界的残缺者。(我这里说的仅仅是西方语境,另一些语境下的左翼另当别论。)阿伦特的天才在于,她发现了古代暴政与20世纪极权的根本区别:前者是一种裸体暴政,后者则有全套意识形态论证,故应称"意识形态极权"。这一发现是了不起的贡献,如果由此上溯,会发现新型极权与近代知识分子的特殊联系。知识分子当然是反极权的勇士,但意识形态之所以出现,本身来自他们。从观念分子到观念形态(from idealist to ideology),左翼知识分子起源于法国,近代意识形态也起源于法国。知识分子后来反抗新型极权,可谓"大善",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新型极权起源于他们酿造的意识形态,则可谓"巨恶",始作俑者却看不到自己。"大善""巨恶"有如此关系,只有此前那一部宗教史、僧侣史才能比拟。到目前为止,一部知识分子历史既是"反意识形态史",也是"意识形态制作史",可惜还是自在史,不是自觉史。中国大陆将ideology译为"意识形态",可谓中性,但也含情脉脉;台湾译界翻为"意底牢结",谐音谐意,一语破的。无论是彼岸宇宙体系,还是此岸意识形态,在人类学功能上都是一以贯之,即阿伦特描述的"铁箍带",社会由此发生"可怕的负面团结"。没有理由美化民众,但也不必美化从僧侣而来的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是不穿袈裟的僧侣,踢翻了僧侣衣钵,接过了宇宙体系,将其改造为此岸意识形态,只是到了新型极权迫害及他们,他们才拍案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