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个T中间，第一个T，也不是那么好做，但相对来讲，人们发 生的争议不多，要从第一个T迈进第二个T，就很难，人才，要有很好的教育制度，要有很好的创新制度，要有很好的财政制度，因为创新需要钱，风险投资，这是 非常不容易的，很好的人事制度、招聘制度、工资制度。人才也要相应的回报。但是从第二个T要到第三个T，才是最难的，这才是最根本的制度性的保障，就是用 稳定的方方面面的宽容大环境，这是最最重要的。
19世纪以来，美国成为了全世界头号强国，它也不是没有经历过挑战，经历过很多次挑战， 但至少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它把所有的挑战都打败了，虽然自己也受了很多伤。日本挑战它，把日本干掉，德国挑战它，把德国干掉，北美和西班牙要干，把北美和 西班牙赶走了。很基本一点，打败日本和德国干吗？因为德国希腊特迫害科学家。本来日本天皇不想投降的，但一个原子弹下去日本就倒下了，后面是什么，后面是 宽容。所以第三T才是所有形形色色的Power后面最伟大的，希望每一个中国人，希望每一个有能力对创造、保障、改进第三个T环境的人，都尽自己一份力 量，我们这个城市，这个区域，这个国家，就会变得越来越有发展的前景，越来越有更加光辉的明天，谢谢诸位！
李文凯：非常感谢丁学良教授用这样启发的方式，来讲关于一个国家崛起的研究。接下来有20分钟让大家与丁老师做交流。
现场提问：请你推荐一下好的经济学家，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对中国经济改革未来的曲线做一个期待。
丁学良： 第一个问题不回答了，就是我的书里第六章有一些指标，把什么叫好经济作家讲得很清楚。第二个问题。中国的政治改革，第一，我非常反对那种过分激进的空想主 义者，认为所有的问题都会波及到改革，政治改革，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了。所以政治改革越来越全面越好，我在国外呆了二十多年，去了转型的国家，去了不知道 多少次，我刚刚从东南亚回来。第二，我也反对另外一个观念，因为政治改革具有一定的风险，越推迟越好。看起来这两个观念是对立，但其实是相通的，第二种的 改革有风险，所以越这种风险是推迟越好，但采取第二个方案，更加刺激了第一种观念。你要想社会的民众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一种理性、稳妥的想法占主导，这个 社会就不会大乱，政治改革就会大乱。想要有这样的好效果，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取渐进的改革，要起步，起步不要太大，动作不要太快，方面不要太多，措施不 要太激烈。只有慢慢起步，在社会里，在试验中，就要找到解决政治改革的问题，还有比较稳健的方法。就像小孩子的成长一样，在座大部分都有看过小孩子长大的 经验，不能因为小孩子学走路，会摔破脑袋，不让孩子学走路。还不能让小孩子在学走路时，就想当奥林匹克冠军。即使马上不要在最最难度高的在推政治改革，我 们现在很多要从行政改革来走，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是有关联的。行政改革是在制度比较具体的，组织得比较中层、下层做很多事业，这样会提高行政的效率，提高 透明度，这样会降低成本，会改善政府和民间、企业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去改革了。公务员公开招聘，我不认为这是政治改革。但公务员招聘的幅 度越来越大，越来越透明，筛选的过程做得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公正，这本身就是一种行政改革，但是会为以后的政治改变建立非常好的条件。这就是我对你问题的 回答。
现场提问：请丁教授谈一下关于香港普选的一些问题，谢谢丁教授。
丁学良： 香港普选，我不在香港，但是我只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香港这次普选，我没有参加，我只能这么说，香港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人均所得最高的城市， 27000美元，广州很富有但连上海都比不上。第二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对外最开放的城市。第三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普遍教育水平最高的城 市。第四，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法制相对比较稳定的社会。有了这四个条件，香港的政治改革，应该在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先走一步。在香港这个社会 里面，试行的很多办法，虽然不能照单孤立的（因为条件不一样），但毕竟可以为中国下一步的政治改革提供很好的参照。为什么这么说？我也认为中国的政治改 革，也应该在全国选两到三个最好的城市来实行，比如选上海、北京、深圳、广州。
现场提问：丁教授你好。在2007年 中，中国经济也做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像在9月25日，中保公司的成立，也是中国甚至金融界的大事情，而且在今年初，德国也发表评论2008年是中国年。请 你针对2007年，还有2008年的预展中国怎么样从资源输出大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大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情况。
丁学良： 做社会经济的预测冒很大的风险，对中国做预测，要冒世界上最大的风险，因为中国是世界的1/4-1/5，你能把世界的1/4-1/5预测好，就是发大财 了。在05-06年，我接受国内媒体的两次采访，一次是北京的《中华工商时报》，一次是深圳的，我就讲了两个基本的道理，现在中国是有走出去，但你要想走 出去，走得好，关键是要在中国练好自己的基本功，不要指望中国的基本功练不好，可以到国际上拼一拼，你看具体的案例，有一些公司，有大的，中的，小的，在 中国觉得自己很强，到了国外投资，都是摔了跟头，因为环境不一样。在国内，媒体看到操作方面有问题，老板就打电话到上级去，说不要报出来。还有公司到东南 亚进行投资，我当时很担忧的，他们政府给中国公司一块地，然后中国就发现当地老百姓很穷，也很老实，就把占的地，往外扩，一往外扩，人家就不满意了。而且 还把人家几百年的大树砍光，还把人家几百年的祖坟挖掉，人家就游行示威。中国要想走出去，要想在国际的经济舞台，国际的市场上做得很好，你要把内功、基本 功练好，而且还要端着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你不能够把国内的市场上养出来的很多坏习惯带出去。你到外面看看，谁有本事说，老子不怕，我就干。
现场提问：我想问一下丁老师，刚才说到香港的民主，加了很多条件，比如教育、收入这些，那我想问一下，古希腊、罗马民主制度是不是运转得很正常？那个 时候没有教育、没有收入，也一样运转得很正常。而且中国GDP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增长率也是很高的，也是将近10%，从数字上来看，很多东西，不能反应真 实的情况，文革结束之后，是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但数字上还是10%的增长率。丁老师，你觉得台湾的政治转型，韩国、西班牙的转型，是渐进的，还是急进的。
丁学良：你提了三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就是最简单的问题，文革时候的经济增长，数字看起来也不错，我从来不把它当做一回事，道理很简单，第一，当时的统计数字可靠的程度，我们不能相信，你什么都会造假，为什么这个统计数字不会造假。
现场提问：那为什么现在的数字可以相信呢？
丁学良： 现在可靠得多，现在还有媒体对中国的数字提出疑问，文革时候哪敢，马上就毙掉的。即使文革的时候，有一部分的数字是真的，但没有经济效益，因为文革时候， 没有今天所讲的相当程度的市场程度的约束，比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文革时，每年年底的报表，报告对于工厂来讲，只有拼命把产品搞出来，达到一个数字。但 产品本身，能不能卖得出去，从来没有人问，还有产品合不合格，从来没有人问。文化大革命时，基本上每个省都有自己的汽车厂，你到工厂去，有几辆车是可以开 的。
第二个问题，很难回答的，是讲古希腊，我的书没有讲古希腊，但第四章印度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启示，间接回答这个问题，经济条件、普遍 教育条件、交通条件，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民主制约条件，但不能把这个制约条件看成是绝对的，制约条件是影响一个社会民主制度发展的一个概率。就 是可能的概率更高或是更低一点，但不能命定它。因为从很多方面看，印度比不上中国。在网上也有人说，丁学良是不是在国外受教育的缘故，总是用数字来说，人均GDP、每个国家拥有电视的户数多少、能上网的多少等等。一个国家其他方面的历史因素、文化因素环境的因素、政治领导层的因素，都会对一个社会领域民主的发展，相对成功、相对不成功做出影响。
古希腊有一点，古希腊的民主有很重要的历史地方，当时古希腊城邦国如果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属于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最高的。而且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有 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是在城邦，在一个城市，规模与国家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规模越大，越难，规模越小，越好适应。规模大，最上层与最下层的层次太多，而且 地区的差异太多。国内很多人说新加坡，为什么可以把反腐败、廉政搞得那么好，是不是用这种制度，就可以把腐败、廉政搞得很好。我说你只看这一点，没有看另 外一点，新加坡是450万人，如果一个反腐败的领导人有三五个助手就可以把全部情况了解清楚，如果下面是4500人，最高的领导人可以把全国的官员都看 了。所以规模太重要了。
第三个问题，台湾的政治怎么样，我只能这么说，台湾这次立法会选择，连国民党都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结果，以前每 一次大选，我都去观察，以前都是台湾的官方邀请，住台山饭店，到哪里还有便衣警察保护，自从陈水扁上台之后，我们这个待遇就没有了。要我自己花钱去，我也 没有兴趣，我可以去的地方太多了。但这次选择，有一点，就是在国民党大胜之后，国务院出来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马英九和助手的表情没有凝重，并不是装出来 的，真的是心里很沉重，因为态度的选取，过去十几年，一个叫做中北效益，一个叫做西瓜效应，就是一个党胜了，不能让他老在台上，就是这次让你上，下次让另 外一个党上，在国民党体制下，也有做得不错，但还把票投给党外，因为是为了制衡。但国民党现在有担心，现在国民党控制了立法局，又控制了总统，可能就在3 月份的选举时投给民进党。还有西瓜效应，有一些瓜子的票投下来是一个大西瓜，那就麻烦。总统选举，很难讲。而且千万不要忘记，如果马英九选总统胜利的趋势 不可怀疑，也有可能挨两颗子弹，但绝对不是在肚皮上划过去，一定会打到要害，这个可能性相当大的。
--------------------------
原载《南方网》
此新闻共有3页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