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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外籍教师在清华课堂引起的分歧
四川地震是一场大悲剧，但它可能有助于驱散一种广为流传的荒诞说法：中国新一代学生是物质主义的、自私的。
自2004年以来，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有要为社会出力的冲动力。因此当我听到数百清华学子在灾难发生后，于红十字血站通宵排队捐血和捐赠物资，我毫不惊讶。还有人到了千里之外的地震区，去分发援助。
如今我希望事件可以驱散另一种错误的印象：年轻的中国人是仇外的民族主义者，不辨好坏地为自己的国家欢呼。
清华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政治倾向保守。我的多数同事和很多学生都是共产党员。
然而那里的气氛一点也不保守。最受欢迎的讲师往往是那些公开批评当代中国的讲师。在班上，学生的问题常常很尖锐，我只得引入一些“亲政府”的观点平衡一下。
在四川发生地震几天后，我准备讲授罗尔斯（John Rawls）的公平论。当时，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很庞大，国家情绪变得阴沉。在课堂之前，四名学生到我的办公室，质疑我授课的“抽象”理论的相关性，要求我使用更加具体的例子。因此我努力思考可以抓住学生的例子。
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我自以为好的例子。根据罗尔斯的理论，国家应该首先考虑境遇最差的社会（community）成员。但“社会”的实质是什么呢？国家的义务是否应扩大到边界之外？例如，缅甸的飓风死亡人数比中国地震死亡人数还多。中国是否应该帮助缅甸飓风受害者，哪怕这意味着减少对中国救援任务的援助？
当我完成讲课后，学生们出人意料的沉默，甚至令我感到某种程度的敌意。最后，一名学生表示，中国政府当然应该首先帮助中国人。我问为什么。另一个学生回答道，这是很显然的，受难的是中国人。我问但为什么，为什么呢。我有点不耐烦了。给我一些理由。
一些学生发言了。没有全球机构会根据罗尔斯的公平理论来分发援助。中国民众向国家纳税，因此国家对他们有特别的义务。即使国家想帮助缅甸民众，它也不可能为此做很多事情。
我回答说缅甸政府是真正混帐，妨碍援助抵达民众手中，而且中国政府可以对它发挥一些影响力。一位学生表示这种自由主义理论可能不适合中国。我想回答说儒家理论也可以论证有理由帮助受压迫的外国人，但这时下课铃声响起。在过去，一向礼貌的学生会在离开之前鼓掌表示感谢。但这次没有掌声。
我回家的时候意识到自己走过一个敏感领域。中国电视满是死亡和灾难的画面，士兵在泥泞中跋涉帮助灾民的画面。每一次谈话首先谈的就是对灾民的关心。我向这个班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为这个“错误（wrong-headed）”的例子道歉，并补充说“清华学生为支持地震灾民所做的事情非常令人敬佩，我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在两场悲剧之间作出选择。”
关心更邻近的民众是很自然的事情，特别是在灾难时期。我想我喜欢中国人，但我对他们的观点仍然不够敏感。
或者这只是时间的问题。想象一下，在刚发生“911”袭击后，纽约一位教授要学生辩论是把捐赠的钱物用来救助袭击遇难者的亲属，还是救助海外的战争受害者。他可能被哄出教室。但一年后，这就可能成为讨论的话题了。我想，问题在于一年之后我的学生和我是不是就可以讨论中国的全球责任了。（作者 DANIEL A. BELL 加拿大人，牛津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其代表作《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东方遭遇西方》已被翻译成中文、日文等多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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