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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时序上，人们的怀疑往往是先从"内部"开始。（甚至连"文化革命"也产生过类似的效应。因为"文革"和"十七年"构成了明显的矛盾，所以它曾经对整整一代人发生过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只不过在当时，毛泽东前后的一致性并未动摇，相反地得到戏剧性地强化，所以它又造成了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
六、旗子、刀子和转弯子（２）
以上，我们分析了华国锋"凡是派"的真实立场。下面，我们来检查一下邓小平为首的"实践派".
还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也就是"两个凡是"正式提出后两个月，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希望重新出来工作。信中说到："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到了一九七八年九月，此时，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全面展开。邓小平讲了话。他明确批评了"两个凡是"，指出那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而是损害毛泽东思想。在当年十二月举行的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由于邓小平一派的有力进攻，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否定毛泽东晚年决策的决议，其中包括否定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次全会被公认为是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的失败和以邓小平为首的"实践派"的胜利。次年三月，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同时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维护"旗子"和"刀子"这两个问题上，邓小平一派与华国锋一派并无区别。双方的分歧仅在于"转弯子"的幅度上。分歧的原因无非是两条。第一是双方政治路线的不同。华国锋上台后虽然也对"过去的方针"作了若干修正，但其思想仍然脱不出极左的模式，这从他还在那里设想要建设多少个"大庆"、多少个"大寨"便可看出；而早在六二年就同刘少奇一道主张过"三自一包"的邓小平，无疑要比华国锋"右"得多。第二是双方的态势不同。华国锋是靠着毛泽东的独立提拔而越过了党内一大批实力雄厚的同僚直达权力顶峰。因此他必须借助于毛泽东的权威来保护自己的地位。而在党政军内拥有广泛权力基础的邓小平却是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打倒的，所以，邓小平本人和支持他的政治势力都必须直接地对毛泽东进行部分否定才能确立自己的权力位置。
七、旗子、刀子和转弯子（３）
然而，正如前面分析到的那样，"弯子"转大了，势必会引发人们的怀疑情绪，从而会严重地削弱"旗子"和"刀子"的效用。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一派和华国锋一派倒有着共同的体认。事实上，"一举粉碎'四人帮'"本身就是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为了抑制由此而引出的怀疑与批判思潮，华国锋毫不迟疑地动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譬如，广州的"李一哲"就是在这时、而不是在此前"四人帮"掌权时被捕入狱的。还有，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五日，一部分年青人在天安门前活动，要求为四五事件平反并呼吁邓小平复出，也立即遭到华国锋的镇压。这和邓小平在三中全会奠定权力地位后下令逮捕魏京生、封闭民主墙的行为属于同样的性质。换句话，不论是华国锋的"凡是派"还是邓小平的"实践派"，当其面临权力斗争的需要，同样都会采取"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同样都会大力标榜自己的正统性，从而维护住"旗子"和"刀子".在这里，最有意味的区别也许还不是在于转弯的幅度上，而是在于转弯的方式上。影响转弯方式的因素固然很多，不过，转弯者的态势常常是个关键。
再以林彪事件为例。研究林彪改变计划可以发现，其中实际上备有两套脚本。一套是以阴谋手段除掉毛泽东，从而以"钦定接班人"的身份顺利接班，另一套是以"五七一工程记要"为号召公开与毛泽东对抗从而夺得政权。假如迫于情势，林彪不得不按照第二套脚本行事，那就会出现两种观念公开斗争的局面，这就破坏了意识形态的唯一性或一元性，因而便可能为社会留出某种自由空间。华国锋既然是凭着"圣旨""顺承大统"，又是靠着迅雷不及掩耳的宫廷政变手段击败了"四人帮"，这就造成了最高权力顺利交接的表象。诚然，在这一交接过程中，对原有意识形态的解释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但这种解释的唯一性却依然如故。所以他就能更及时、更有效地抑制住怀疑思潮的公开蔓延。然而，"实践派"之取代"凡是派"，在很大程度上却是通过前者公开反对后者而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种声音并存的非常局面。于是，怀疑的观点、批评的观点就有了一定的表现机会。这就形成了人们所说的"思想解放运动".
其实类似的现象在古代中国也出现过。"鼎革之际的每位帝王在登基以前都要求言论自由，以使自己装神弄鬼，广造图谶；一旦黄袍加身，则立禁民间淫词".如果这种变更的方式越公开，持续的时间越长，它留下了自由空间也就越大。但是，由于鼎革者的本意无非是用新的神话取代旧的神话，所以它通常并不会导致真正的自由。
八、因为是实用主义，所以象教条主义
从表面上看，"凡是派"简直就是教条主义，而"实践派"则很象是实用主义。不过深入分析下去，我们就会知道，这种归结并不那麽靠得住。"凡是派"并非在一切事情上都"凡是".毛泽东讲过的话、作过的决策，"凡是派"认为对自己有用的就坚持，对自己没用的就放弃，其实也"实用"得很。"实践派"虽然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大幅"修正"，但仍然要发誓"四个坚持"，同样显得相当"教条".假如我们采用最粗俗的定义，把"实用主义"理解为"有用就是真理"；那麽我们就应该说，共产党领导人都是些实用主义者。他们之所以要坚持某些教条，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教条是真理，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教条有用处。好比"挂羊头卖狗肉"，卖主明知他摊上的东西是狗肉而非羊肉，因而在名须符实的意义上，"羊头"不是真理；但卖主认为只有挂出羊头的招牌，狗肉才能卖得出去，所以在有用的意义上，"羊头"正好就是"真理".因为他们是实用主义，所以他们看起来象教条主义。
当然，我上面所说的实用主义，严格讲来和美国的詹姆士、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有所不同。我们说邓小平派搞实用主义，无非是指：一、邓小平一派比较重视实际物质利益，多少放弃了"思想革命化"一类精神性目标；二、在政治上采取了越来越多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权术。对中共领导人而言，意识形态不是、或不再是一套打算认真实行、因而对自身具有约束力的理念系统和理想目标，而仅仅是用来维护权力的工具或手段。他们自己并不信，但他们强迫别人信；事实上，他们也不一定是强迫别人信，他们只能借此来堵住别人的口而已。六四以后，国内主张"新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宣称"四个坚持"实际上是一套"禁忌体系".殊不知这层秘密在中共领导人那里早就是心照不宣的了。
九、关于"禁忌"
关于"禁忌"有必要多谈几句。
第一，禁忌的意义就在于禁忌，其具体内容如何倒还在其次。因此人们大可不必对之咬文嚼字、过分认真对待。所以，当有些天真的人们以发现新大陆的兴奋，谈论着"如今中共自己也已经背离了四个坚持".谈论着"四个坚持只剩下一个或一个半"时，他们实在是不得要领。不论中共当前的所作所为和它口头上标榜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多少引人注目的差别，也不论在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已经到什麽程度，但只要这套意识形态还被公开地坚持着，只要它仍然不容批评、不容争辩，禁忌就依然是禁忌。它也就依然发挥着"旗子"和"刀子"的政治功用。
第二，禁忌一旦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是禁忌，它就越来越不是禁忌。
好比谎言。谎言一旦被识破为谎言，谎言就开始丧失了谎言的功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懂得，中共宣扬的那套意识形态无非是自欺欺人，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垄断。所以这套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具有意识形态的作用。
过去，人们接受这套意识形态；如今，人们只是在忍受它。
十、几点结论
以上，我们分析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政治意义。需要补充的是，这场讨论毕竟不是一场政治斗争。许多人参与这场讨论，毕竟不仅仅是为了用一套新的神话取代过去那套旧的神话。由于这些人的严肃努力，使得这场讨论确实产生了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的不足再做一番说明。如果我们以为邓小平一派的错误无非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地遵循这一原则；而只要我们真正地贯彻这一原则，我们就会引出真正的自由、引出真正符合民主精神的政权合法性概念，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
先前我们曾指出，实践标准的缺陷之一便是它未能区分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换言之，实践标准充其量可以证明手段的真理性或工具的真理性，但却不能证明目标、目的的真理性。有的"实践派"理论家注意到目的的问题。他们意识到，除非我们事先明确自己的目的，然后再看实践的结果是否与预期的目的相符合，否则，"实践标准"一说便无从谈起。这话当然不错。可惜它只涉及到问题的一小半。更复杂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证明人们预设的目的本身是正确的呢？一个窃贼想偷钱，他成功地偷到了钱而未被抓获。在这里，实践证明了偷窃本身是"正确"的吗？偷窃本身是否正确，难道果真是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的吗？在整个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并非无人提出这种批评。很遗憾，和历来所谓"讨论"一样，那些更深刻的观点反而常常被人们忽视。
"实践派"理论家按照"实践目的是检验实践成败的标准"，提出了一个生产力的标准。一种制度、一种政策，如果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们便是正确的。不难看出，在这个"生产力标准"背后，暗含着一大堆例如历史规律性和经济决定论等可疑的假定。故置不论。我这里要讲的是，"实践派"理论家没有理解到，对于同样一个目的，完全可能有不只一个方法、手段去完成它。
更重要的是，你凭什麽断定生产力目的本身是绝对正确的呢？例如环境保护论者肯定就不会无条件地赞同你这个目的。例如在围绕三峡工程是否上马的争论中，反对者一边就有人是站在非经济的立场讲话的。你们彼此之间的孰是孰非又该如何判定呢？"实践派"理论家们显然未能意识到这种挑战。他们总是无意中假定了人类追求的目标或目的是单一的、唯一的、或内在统一的。他们不但不懂得事实与价值的区别，而且也不懂得各种不同的价值之间可能存在着冲突。因此，尽管真正地贯彻实践标准（而不是象"实践派"政客们那样口是心非、半途而废），有可能导致某种自由，但它和自由主义依然是很不相同的。
基于同理，实践标准理论与民主宪政的政权合法性概念也并不一致。严格意义上的合法性概念涉及到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它要问的是正当性而非正确性。这又是"实践派"理论家们未曾注意到的一个精微的区别。共产党把自己统治的基础建立在唯有自己最正确、自己是绝对真理的化身这一点之上，看起来很高明，其实却包含着一系列麻烦。
首先，一个把自身合法性建立在唯有自己最正确的政权，往往会是一个严厉压制批评意见的政权。因为对于这种政权，任何批评都意味着挑战合法性。
所以，哪怕是为了维持权力的起码的稳定性，你也非压制异议不可。
其次，一个执意要确保实现自己政策目的政权，往往也会是一个全能主义的政权、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因为除非它控制了绝大部分乃至全部资源，否则它很难保证自己"说得到，做得到".
再者，既然实践标准只能证明过去，不能证明今后。假如我们真要依据实践标准去认可权力，我们只能使任何权力都悬浮于不确定状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价值的问题。"实践派"相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种客观的真理，它既规定了目的，又规定了手段。人们的任务是发现它，遵循它，也就是应该按照真理办事。依据这种真理观，自由选择，便如同恩格斯所说，无非是犹豫不决的同义词，所以成了一个有待克服、而不是必须尊重的东西。这就很容易——如果不是必然的话——导致那种假借科学或真理之名的全面专制。即便这种专制在实际中可能由于实践标准的后验性与不充分性而有所软化，但它仍然是和自由民主彼此冲突的。民主宪政的政权合法性是来自于一整套民主的规则与程序。构成这套民主规则、民主程序的观念基础，乃是对个人自由、个人尊严等价值的充分尊重和共同信守。因此，民主政治就能够在提供了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同时，导致出多元和开放的政治局面。显然，我们不能把民主社会的基本共识和极权社会所标榜的那套所谓"客观真理"混为一谈。
毫无疑问，在邓小平路线和毛泽东路线之间、在"实践派"和"凡是派"之间，确实存在着重大区别。我们决不可低估这种区别的意义。但我要强调的是二者的共同性。我尤其要强调的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和真理标准问题并无直接联系。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无论是作为政治斗争，还是作为哲学争论，关于真理标准的这场论战都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出更多的意义。
1993年6月
柏林墙随想
一
柏林墙倒掉了。
作为铁幕的具体象征，柏林墙把柏林一分为二，把德国一分为二，把欧洲一分为二，把世界一分为二。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至少，是这种结束的开端。
二
围墙的作用，是防止外人任意进来，而非限制内人自由出去：除非是监狱的围墙。柏林墙正是为了防止东德人自己自由走出东德，因而那正好证明东德是一座大牢狱。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门边界，都具有相同的特性，因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牢狱。
上述推理是如此的简明，奇怪的是，为甚么我们直到今天才弄明白？二十八年前柏林墙的修建，本身就供认了社会主义在道义上的完全破灭，为甚么在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仍迷信于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
三
十年前，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当时，我们一批搞哲学的朋友们即对这场讨论的肤浅和混乱甚为不满，也试图把它引向一个稍高一些的水平上来，不过这种努力并没有获得明显的效果，中国的知识界在十年来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实际上这些成就经得起严密的推敲和时间的考验的并不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为例，这个命题的最大谬误便在于它不懂得：价值真理和事实真理的区别。价值真理恰恰是超越事实的。如果我们坚持以实践的成败来判定某一价值判断的是非，势必推出[成王败寇]的结论。除非我们遵从黑格尔和马克思。把人类历史视为一必然合理的过程，否则该命题的谬误应是不言而喻。
撇开上述一点不谈，此间我还要指出下面两点：
一、实践的结果是可以被歪曲、被掩饰、被埋没的，因此，倘没有充分的信息自由，人们将无从判断实践的结果究竟为何。
二、更重要的是，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它需要人们对之解释，而解释又离不开一定的概念系统。所以，如果没有各种概念系统的自由争论，人们便很难对实践的结果赋予恰当的意义说明。
回到柏林墙的问题上来。我们老早就知道了柏林墙的存在，但我们迟迟未能从这一明明白白的事实中引申出它应有的结论，因为我们长期受着这样的一套概念系统的支配，按照这套系统，我们把自由枧为奴役，而把奴役视为自由。后来，我们把柏林墙认作是专制的象征，那并不是我们发现了甚么新的事实，而只是我们对一件早已知晓的事实给出于与前不同的另一种解释。在这裹，世界本身并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我们的头脑，是我们在自觉不自觉之中改换了概念系统。
四
那么，究竟是怎样一种迷惑心智的概念系统，能够使得当中的我们，面对着禁止自由的柏林墙，还真诚地唱起社会主义无比优越的颂歌？今天，在我们这些为自由民主而战的人士的头脑中，是否就真正地理解了自由民主的真谛？
这个问题很大，很复杂，决非这一纸短文能够阐发清楚的，不过我可以尝试着绘出一些最基本的思路。
五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裹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甚么要自相矛盾呢？我们为甚么要为人民创造了美好的生活，然后又用七道大锁把边境封锁起来呢？」他说：「我觉得在苏维埃掌权五十年后，天堂的大门还要锁起来是不可想象的。」
赫鲁晓夫不愧是共产党领导人中最有见识的一位。注意，我在「最有见识」四字前面还加上了「共产党领导人」这一限制语。因为不论是赫鲁晓夫，乃至戈尔巴乔夫，他们的所言所行，如果放诸在民主国家领导人的身上，都是稀松平常、不足为奇的。似乎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评价共产党领导人，人们就会自动地把标准下移好几个档次。这就是为甚么当年邓小平不过是允许农民包产到户——那其实比古代帝王们对农民的政策还差老大一截－——－就被捧成风云人物而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我常常感慨说：要当领袖，最好莫过于当共产党国家的领袖，无论你干下多少蠢事坏事，人们都会因为你是共产党领袖而看作是理所当然从而不予深究，一旦你干上一两件稍微象样子的事情时，左中右各派都会对你夸奖不已。
赫鲁晓夫发现了矛盾：共产党人自称为人民建成天堂，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用七道大锁把人民锁在裹面。这表明了共产党对人民的深刻的不信任。
大致上说，共产党对人民的不信任是出于以下两种原因：
第一，共产党认为人民是幼稚的，分不清好歹的。只有通过共产党的长期的教育灌输，人民才可能逐步变得成熟。开明如赫鲁晓夫者，也只是说苏维埃掌权「五十年后」天堂的大门还要锁起来是不可想象的。言外之意是在此之前的封锁仍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第二。不少共产党人暗中相信，人性是下贱的，它天然地易被罪恶所吸引而排拒美德。因此，为了保证人民的善良纯朴，需要使他们远离罪恶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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