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


从土改、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到小岗式的承包，再到即将开始的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如果进一步的指向是农民拥有土地产权，那么，这一历史的指向其实就是土改以前。千百年来，农民自然是土地的主人，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土改是以强力的方式使部分农民手中的土地流转到了全体农民手里，它喊出的口号是“耕者有其田”。这里不便讨论土改方式，但口号本身具有自然正义。只是好景不长，农民到手的土地还没捂热，它便一步步离开农民，以集体的名义，最终成为国家的土地了。

谁应该真正是土地的主人，农民，还是国家。按照常识，自然是农民。土地是农民的衣食父母，农民之于土地，好像鱼儿离不开水。这是一种自然关系，正如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是一种自然权利。可是，就是这种人类绵延已久的自然状况被一种人为的乌托邦打破了，国家本来应该保护农民的土地产权，结果它越俎代庖，反而成了最大的土地产权者。我不明白，国家又不事耕种，它要土地干吗，特别是农业土地。土改之后，土地本来是（农民的）权利，由此转化为（国家的）权力。农民生命中的最重要的权利之一，就这样被权力上缴了。

因此，有学者把由土地流转所代表的土地产权化倾向，称之为“还权于民”，这是很准确的表述。土改以后的集体化（其实是国家化）对亿万农民极不公正，而且几十年下来的农业集体化经济难以维系，又证明其效率极差。既无公正，又不效率，实在找不到不把土地归还给农民的理由，何况这本来就是在还历史的欠账（想想土改前对农民的许诺，曾几何时，这许诺竟连张纸都不如）。更重要的是，返土归农，就是回归一种本来的、自然的农业文明状况。这是先秦时代农业文明中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里的“帝力”就是权力。让土地脱离权力，回归权利，让农民成为土地的真正的主人而非国家，这是一种自然归位。

殊为不解的是一些知识精英，尤其是一些研究“三农”出身的精英，却反对土地回归农民。他们认为：“土地是8亿农民的社会保障”，“既然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是8亿农民的社会保障，怎么可以买卖呢？”原来他们担心：“土地一旦被私有化，中国农民在2到3年内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失去土地，比如说农民生病了，因为缺钱而不得不卖掉土地……”我实在看不懂这里的逻辑，因为我不是研究农业的专家。专家的声音值得倾听，但我不免发生疑问。如果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那么就把它直接交到农民手上。且不说，几十年来的土地非私有，土地到底保障了农民什么。假如土地真正在农民手中，1959-1961，我的可怜的农民兄弟也不会那么巨大幅度地自然减员。这里的逻辑何其怪异，承认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却不愿让农民真正拥有自己的土地，谁能给它自圆其说。另外奇怪的是这样一种推定：农民一旦有了土地，两三年间他们就会卖掉。似乎精英比这些农民更爱惜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这也太小看农民了吧，也不符合我祖父为农以及自己做过知青的生活经验。怪诞还在继续，知识精英害怕农民生病卖地。其实，农民为了治病，如果有地可卖，倘能救命，这便是返土归农的功德了，它毕竟保障了农民的性命。假如无地可卖，又人命关天，农民岂不活活等死。难道现实中这样的例子还少。能举出这个例子的学者，我不但没有感到他是为农民着想，反而感到了一种冷酷。

精英有时是可怕的，他们为农民好的方式，不是让农民自己做主，而是擅自代表农民。好像农民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只有他们知道。然而，土地不归还权利，是让权力为权利作主。土地归还农民，是让权利为自己作主。让农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吧，不要再让权力掌握农民的命运，哪怕它是精英。我们一直都说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不如先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如果他们不能成为土地的主人，他们成为国家的主人，也肯定是空话。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