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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会成立后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发展会员。常务理事会认为，研究会初创期间不宜大量发展会员。为慎重起见，第一步先发展团体会员，同时在北京适当吸收个人会员，外地暂不接纳个人会员。以后可以在开展研究活动的过程中逐步扩大组织。
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在7月18日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1988——1989年工作计划纲要》，提出18项活动内容，其中由会务部承担的3项：发展会员；定期召开听取意见的座谈会；每年六七月举行理事会；后来还加上编印《会员通讯》。研究部承担的有4项：组织会员的研究活动；成立课题组，筹办研究所；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筹办政治体制改革信息咨询公司。联络部承担的4项：与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建立联系；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组织会员出国访问进修；筹备1989年将要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国际学术讨论会。事业部承担3项：创办经济实体，实现创收；与国内企业界和基金组织建立联系；开展有偿服务。出版部承担的任务有3项：办好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组织编辑政治体制改革丛书，筹办出版发行公司。另有一项是建立政治体制改革实验基地，由干事长、副干事长直接承担。这个工作纲要，基本上就规范了研究会此后一年的活动。
（2）《政治体制研究资料丛书》
但有一项重要任务没有列入这个纲要，这就是接续《政治体制研究资料丛书》的编辑工作。这套丛书是中央党校研讨小组接受政改办的委托组织编辑的。研讨小组在十三大后即告结束，为了加强这项工作，1987年11月 成立了丛书编委会，由鲍彤、周杰、贺光辉、史维国、严家其、陈一谘等六人组成，但实际工作仍然照常由我们进行。编委会成立的时候，已经有四分之三的书稿完 成初稿。下一步的工作主要是审核、修订，或删或增，统一规范，保证质量。有的书还请了有关的专家作为顾问，进行指导，如《民主政治总论》请了于浩成，《选 举制度》请了萧蔚云，《宪法监督》请了应松年，《政党制度》请了季方。为了及时汇报、交流丛书编辑、修订的情况，我们从1987年11月到1988年5月，印发了14期《编辑简报》。
这套丛书包括政治制度、政党体制、政府机构、人事制度、民主制度、司法制度等六大类，39种，58册， 约三千余万字。各卷内容按照三个部分九个方面的材料汇编：第一部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中外政治家、思想家的有关论述，与该专题有关的重要 文献；第二部分包括中国历史上有关制度的改革，解放以来中国有关制度的改革，社会主义各国有关制度的比较，西方国家有关制度的比较；第三部分包括建国以来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有关理论观点摘编，重要的书目论文索引。
按照分工，这套丛书中的9种12册有关人事制度的资料，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曹志、刘俊林主持，由劳动人事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其他5大类30种46册，由我作为中央党校研讨小组成员负责组织，研究会成立后，我作为研究会的干事长继续主持其事。丛书编好后将全部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1988年7月， 陈一谘通过邓朴方，请邓小平题写书名。我们本来想请他写的是“政治体制研究资料丛书”，他却写成了“政治体制研究丛书”，少了“资料”二字。我们一开始有 点失望，但后来一想，这样反而更好，我们可以把正在编的这套书列为丛书的“资料卷”，以后理论研究开展起来了，研究成果编辑成书，可以列为“理论卷”。在 我们的想象里，将会有大量出版物由于我们的辛勤劳动而问世。现在看起来，当时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
从1987年11月到1988年5月，我们分五批把这套丛书交给华夏出版社。华夏出版社非常重视这套书的出版，为此投入了大量的工作，还聘请了一些社外的出版界人士参与审定书稿。10月25日，华夏出版社在政协礼堂召开《政治体制研究丛书——资料卷》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丛书的主要内容和编辑过程，宣布丛书的书稿已经全部加工整理完毕，正在陆续发印，年内即可有部分卷册问世，预计到1989年9月底全部出齐，向建国四十周年献礼。
1989年 初，北京大学出版社率先出版了《各国公职人员工资福利制度》上中下三册，华夏出版社也有部分卷册已经印出，准备发行。我们本来期望，这套丛书适应了十三大 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将会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并有力地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华夏出版社也希望丛书能大量发行，带来可观的利润。但是，发生在1989年 春夏之际的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却彻底破坏了我们的想当然的期待。由于某些书稿收有赵紫阳、胡耀邦的讲话、文章，这些资料当时都成了不许出现的禁忌，有一部 分丛书华夏出版社已经印好，放在仓库里，不得不重新处理。赵紫阳、胡耀邦的报告、讲话，当然都要拿掉；扉页上的编委会和编辑部名单，因为有鲍彤、陈一谘的 大名而撤消，高山写的总序也被撕下。华夏出版社为此支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费了许多时间，直到1994年才得以正式出版。这个时候，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被领导人从议事日程上取消，这套丛书的滞销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一百多位编书者的劳动没有产生应有的社会效益，华夏出版社因此遭受了十几万元的损失。虽然这个趋势不是我个人所能挽回，但十多年来我一直引以为憾。
这 套丛书在当时没有发挥作用，当然是十分可惜的。但它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的价值是不能抹杀的。近几年来，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逐渐增加，在朝者在 野者都时有论及。我热切地希望，在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中，这套丛书能够得到重视，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除了资料丛书外，研究会的其他活动，也因为形势的剧烈变化而受到极大的影响。1988年夏，邓小平提出“价格改革闯关”，并表示“长痛不如短痛”。8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第十次会议，讨论姚依林主持制定的价格改革方案。这个消息传出后，社会上很快就出现挤兑存款、抢购货物的风潮，这是1950年后三十多年来未曾有过的。价格改革的失败，既引起了民间的不满，也导致了领导重心的转移。吴国光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里是这样描述这个转折的：“从‘新秩序’转到‘整顿秩序’，从改革闯关转为治理环境，从发展民主转为强化党的领导，中国的政治局势在1988年夏季发生了重大的转折。”9月 下旬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相对迟缓下来，而政治体制改革则基本上完全停滞。”这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成立后只有两个多月，形势就变 了，无论是领导机构的政策指导，还是广大民众的关切重点，都已经离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的活动当然不能不受到严重的制约，以致有些活动虽然下了很大工 夫，最后却劳而无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本着研究会成立时的宗旨，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而努力，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兴致勃勃、干劲十足地做了不少 工作。
（3）研究会的其他活动
第一，组织理论和对策的研究，如建立一些专题研究组，确定了参与研究的人员和带头人，课题的主旨和纲要，完成的大体期限，需要支付的最低限度的经费等等。另外，在1988年9月16日的《会员通讯》第二期上，公布了第一批参考选题，欢迎会员选择申报，报来选题或推荐课题者有52位个人会员和6个 集体会员，已经立项的专题组有《中国政党制度的现状与前景》、《各国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县级政权体制研究》、《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日本政治 现代化的过程、条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党内民主之路》，《廉政建设》，还有浙江丽水报来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建设研究》。中央党校的教师和研究生 有的打电话联系，有的当面商谈，有的提出书面申请；校外也有人来电话询问，或寄来论文，反映颇为热烈。可惜，这些努力都被淹没在“六四”的枪声里，有些连 阶段性成果都没有来得及产生，成了虽然绚丽却没有结实的无果之花。
第二，组织了7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座谈会，其中两次邀请有关研究机关和大学的学者参加，两次座谈会的参加者分别是党校的教师和研究生。还有三次座谈会是邀请党校学员，分别就加强法治、廉政建设和企业领导制度进行座谈。
另外，还曾计划召开两次规模较大的研讨会，但都没有开成。一次商得中共江苏省委同意，与南京市委合作，定于1988年12月16日到20日在南京华康宾馆召开“县级领导体制研讨会”，讨论县级领导体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县级领导体制的基本理论，“议行合一”是否可行等。会议筹备基本就绪后，于11月10日发出通知，邀请部分县长、县委书记和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参加，但中途被告知应该停办，只好打住。
另一次是与中共河北省委、保定市委联合召开“为政清廉研讨会”。1989年1月，在保定举行了有研究会副会长史维国和保定市委书记韩立诚参加的筹备工作会议，商定于1989年3月24日到29日在保定古城宾馆召开有800人参加的大型研讨会，由我和保定市委秘书长靳伯仁担任研讨会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并致开幕词。开幕式上将请中央党校校长高扬讲话，闭幕式则请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总结。这两次会议都因为当时全国形势比较紧张，周杰会长临时叫停，使得我们和南京市委、保定市委都非常被动。
按照原定的计划纲要，1989年将召开一次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国际研讨会。我们初步准备在9月里召开一个约有40人参加的小型研讨会，国内25人，国外15人，会期5——7天。为了解决会议的经费问题，我们向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申请资助，他们同意资助3.7万元。我和盛斌在4月20日前往该处签订《批准项目通知书（代合同）》。当时北京的学生运动初起，后来的发展使这个计划无法实行，真是遗憾！
计划中在1988年内还将召开几次小型研讨会，主题分别是：关于多党合作制，社会团体的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与传统文化等，但都没有实现。
第三，同国外学术团体建立联系。
A、研究会邀请日本亚洲政治经济学会理事长、都立大学教授、中日二十一世纪委员会日方顾问冈部达味和琉球大学副教授天儿慧于1988年12月19日至25日前来访问。访问期间，两会介绍了各自情况，就今后建立联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在推进资料交换、学术交流、进行联合研究等问题上达成原则协议，并共同拟就《会谈纪要》。冈部等回国后，在四五月间发来日本亚洲政治经济学会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开展学术交流的意见书，建议在1989年11月4日至5日或11日至12日在东京举行学术座谈会，就中国政治体制的现状、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比较研究、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及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中日双方各出5人与会。意见书除提出邀请杜光、高放二人外，另建议在研究会的4位理事谭健、迟福林、王振耀、王逸舟中，邀请3人与会。但当时国内形势已经十分紧张，我们无法明确答复是否接受他们的邀请，只好通过我们驻日本的联络员李廷江告诉他们，待国内形势比较明朗后再确定。接着发生了“六四”，座谈会无从谈起，此后也没有再同他们联系。
B、1988年10月，我以研究会干事长的名义向国外有关研究机构发出建立资料联系的信函，得到许多积极的回应。美国政策研究所寄来了他们编的四本书；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寄来该所季刊《Orbis》； 布鲁金斯学会发来介绍该会活动、人物和出版物的资料；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来信表示，欢迎研究会的学者访问华盛顿时，与该学院学者进行学术交 流；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安芳湄来信，祝贺研究会成立，并表示希望建立资料交换关系。此外，同斯坦利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也进行了联系和接 触。对于这些建立起初步联系的单位，我们都寄赠了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六四”以后，有些联系单位还发来他们出版的刊物，但我们却没有回应，所以关 系也就中断了。至于与苏联、德国、法国、韩国等学术研究团体建立联系的计划，连书面计划都还没有完成就吹了。
C、经过外交部办公厅同意，研究会致函我国驻美、日、苏、法、英、西德、意大利、印度、新西兰等九国的大使馆，同他们建立联系，请他们在提供国外政治体制的资料方面给予协助。我们则向他们寄发每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第 四，研究会下属的几个研究所也分别开展了一些活动，如：社会调查所在全国三分之一的县里，组织了县级政权建设的社会调查；又受长城空调器厂委托，进行“全 国同行业名优产品市场情况”调查；他们曾经准备邀请美国马里兰州社会调查中心主持人罗宾森教授来华访问，并做一些社会调查，常务理事会没有同意。国家公务 员研究所在1989年二三月间举办了一次国家公务员制度研讨班；还曾计划9月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研讨会”，但后来没有实现；他们还着手编写一套《国家公务员丛书》，第一册《国家公务员概论》已经完稿，“六四”一来，计划就无法完成了。国外情报所在1989年1月编印过一期《国外政治体制改革信息》，办了一期中级英语培训班，还编了二百余种外文期刊的目录索引，发起成立了“北京青年外语人才联谊会”，于1988年10月16日在友谊宾馆举行成立大会。廉政建设专题组编印出版了《廉政制度建设经验专辑》。为了拓展活动范围，有些研究所还同国内外的一些学术团体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成 都的人事产业研究中心的情况比较特殊。它是由成都人才技术交流咨询服务中心成立的。所谓“人事产业”，指的是以人事和资金双担保的形式，组织城市的科技管 理人才支援乡镇企业。这个实验在成都初步取得成功，他们希望推广这个经验，所以成立“人事产业成都研究中心”，并且提出挂靠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我和朱 满良于1989年3月25日 前往成都考察联系后，认为这个实验同时涉及人事制度和企业管理，处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衔接点，很有研究和试验的价值，建议常务理事会接受他们 挂靠，把他们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验基地，得到了常务理事会的赞同。但不久就发生“六四”事件，研究会暂停活动，就没有再联系下去了。
第五，我们还准备：1、组织九十年代理论沙龙，成为比较松散的定期聚会形式。每次有主题，但又不限于这个主题。参加人员多少不拘，还可以带自己的朋友来参加。2、筹备建立出版发行公司；3、酝酿成立政治体制改革信息咨询中心；4、在有条件的城市建立分会；5、在研究会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召开理事会。这些打算都落空了。
第六，编印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编印出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杂志是研究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研究会成立前就已经开始策划准备。按照原定计划，初期出版双月刊，16开本，每期96页，一年后再改成月刊。创刊号在1989年1月15日出版，订阅者六千余户。
这 是一份国内唯一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内容的刊物，选登的文章，全部围绕这个主题，而且特别注重联系实际，不尚空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研究政治体制改 革的理论成果。它本应发挥团结改革力量、唤起民众的积极作用，有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但由于发生了“六四”而形势急转直下，只出了三期便无可奈何 地结束了，第四期已经印好，却因为内部意见分歧而未能发行。
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的具体情况，我正在起草另一篇回忆文章，题为《短命早殇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这里恕不详述。
1989年6月4日的枪声，扑灭了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也扼杀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生命。7月28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举行第四次常务理事会，“暂停活动一个时期，下属各研究所予以撤消”。我提出研究所也暂停活动，不要撤消，但没有被采纳。于是，刚满一周岁的研究会就这样从社会上消失了。
（四）结束语：我们丧失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好时机
中共十三大点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火把，却没有燃起足以烧毁专制政治体制的熊熊大火。先是“价格闯关”转移了指导思想和整个社会的关注重点，接着是“六四”造成了政治形势的全面恶化。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一年里所作的努力烟消云散。我们终于丧失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
今天与20年前相比，政治体制改革的优势和劣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成立的时候，朝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都很高。1987年9月27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提交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上批示：“完全赞成”；10月25日，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里描画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形成为全党的统一意志。在民间，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1985年和1986年在大学校园里兴起的学生运动，都把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列为主要的口号；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学生运动中，政治体制改革更成为学生们两大诉求之一（另一诉求是反腐败）。而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势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程度，包括：1、因政治特权而获得物质利益的官僚，尚未形成为强大的利益共同体，他们以权谋私，大部分是偷偷摸摸的个人行为。2、那些死心塌地地维护旧制度，甚至梦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毛左派，被粉碎四人帮后的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和胡赵新政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打得蒙头转向，还没有清醒过来，用俗话来说，还没有缓过劲来。3、有些群众因受长期的政治思想教育而习惯于接受旧的政治体制，但是，民间思想观念的惰性是可以通过宣传教育而改变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杂志就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
“六四”前的学生运动是政治体制改革 的天赐良机，它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提供了广阔的群众基础。对于因特权而获利的官僚和毛左派，学生运动可以发挥巨大的震慑作用；对于广大的民众，则是深刻 的启蒙和有力的带动。自从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来，朝野的意志取向从没有这样契合过，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可惜，部分当权者为了捍卫他们既得的特权地位， 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学生运动这个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的后援力量，淹没在血水之中，毁灭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
“六四”的镇压，扼杀了民众的政治体 制改革和反腐败两大诉求，这意味着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运用。于是，官商勾结，坐地分赃，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敲诈勒索，贪腐遍地；有权 有势者侵吞国家资产，掠夺民众财富。一个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构成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成为抗拒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所未 有的强大力量。在民间，十九年来，经济改革走上邪路，工人大批下岗，农民土地被占，学校成了学店，医院如同衙门；与官场极度腐败同步，贫富两极分化，弱者 投诉无门。这些社会现实，为毛左派的崛起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他们打着“社改派”的旗号，提出要为“四人帮”翻案，“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成为反对政治体 制改革的理论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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