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20年前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

作者 : 杜光

（征求意见稿之三十四）


1988年7月12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宣告了自己的诞生。研究会的宗旨是“广泛联络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团体和个人，通过对政治体制改革的 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为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服务。”它虽然自我定性为“全国性的群众学术团体”，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主题的特殊敏感性，不能不具有浓厚的 官方色彩：研究会的名誉会长是党内元老薄一波，担任会长的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周杰，另聘请24位有关部委的领导人为顾问。

研 究会在它的章程里规定自己的任务是“（一）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和政策研究，在研究活动中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二） 促进国内外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三）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提供咨询。（四）进行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和活动。”为了 完成这些任务，研究会有着开展活动的广阔空间，只要认真踏实地进行研究和活动，就可以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出有益的贡献。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研究会成 立只有一年，便因为发生“六四”镇压而政治形势突变，不得不于1989年7月决定“暂时”停止活动，偃旗息鼓。之所以是“暂时”停止活动，是希望不久就能形势好转，出现政治体制改革的良好环境，研究会便可以恢复活动。谁知道这一停竟停了19年。 什么时候能够看到恢复活动的曙光呢？这就很难说了，也许永远恢复不了而成为历史的陈迹。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记下这个研究会的活动情况和短暂的生命历程，让 后人知道，在那个改革即将发生逆转的岁月里，曾经有人为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执着地组织理论研究，宣传鼓吹，摇旗呐喊。他们的努力虽然因为情势的突变而没 有奏效，但这种精神却仍然值得后人延续、继承，发扬光大。在中国政治体制没有脱离专制主义的阴影之前，政治体制改革依然是摆在中国人民和一切政治力量面前 的严重课题。

（一）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1987年7月25日， 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里提出：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 满活力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政治报告提出了七个的改革任务，第一条就是党政分 开。

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并把党政分开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邓小平在1986年6月和9月的几次讲话里提出来的。9月18日，赵紫阳邀请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等座谈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启动的问题。23日，他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建议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等5人组成，研讨小组的任务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设计蓝图，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研讨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办公室的基本工作方法是阅读材料，议论问题，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负责。赵紫阳的建议经过常委分别批示同意后，10月4日便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办公室（以下简称政改办）。

政改办成立后，从中央机关等处陆续抽调了二十余名中青年学者才俊，参加政改办的工作。他们除积极开展自身的研究讨论外，还邀请专家、学者、民主党派成员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建议。11月中旬，根据政改办的建议，又建立了7个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专题研究组，要求他们组织人员，分别就以下专题进行研究：1、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由廖盖隆牵头；2、党政分开，由温家宝牵头，陈俊生、王汉斌参加；3、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由周杰牵头；4、权力下放和机构改革，由贺光辉牵头；5、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由王兆国负责；6、社会主义民主，由胡绳牵头，李定参加；7、社会主义法制，由佘孟孝牵头。

接着，又在中央党校建立了7个同样专题的研究组，由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牵头。

从这个阵势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吸引体制内大量知识精英、志士仁人广泛参与的研讨活动。在1986年11月到1987年4月的时间里，政改办自身召开了三十多次座谈会，14个专题研究组分别举行的座谈讨论，更是不计其数。在此期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在赵紫阳主持召开了7次会议，听取政改办的汇报，讨论、指导进一步开展研讨的具体措施。

1987年4月，政改办在自身研讨和吸收两套各7个专题研究组的研讨成果的基础上，开始起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经过深入讨论、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后，于8月底报送中央研讨小组。9月14日，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总体设想》，决定提交十二届七中全会。9月27日，邓小平在《总体设想》上批示：“完全赞成。”10月20日，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总体设想》。赵紫阳在十三大政治报告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就是经过这样广泛、充分的讨论研究，在集中了无数知识精英的聪明才智的基础上产生的。

中 共十三大提出了以党政分开为首要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但是，怎样贯彻落实，却难度很大。实现党政分开，把国家政权交还给政 府，无疑是克服现行政治体制的各种弊端的最佳选择，它被十三大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选目标，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人民日报》在十三大后不久的11月26日发表了赵紫阳10月14日在十二届七中全会预备会议上的部分讲话内容：《关于党政分开》，赵紫阳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领导体制的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都无法展开。”

如 何开展以党政分开为首要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是实施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最重要的课题。由于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和利益攸关， 推行党政分开的每一个改革措施，都会遭遇到体制内部的强大阻力。为了扫清障碍，非常需要从思想理论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它的性质、意义和步 骤等等，进行系统中肯的研究和广泛深入的宣传，使以党政分开为首要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保证党政分开这个伟大变革得以顺利展开。

另 一方面，十三大以前的研讨，主要是在体制内部的高层进行的，而且一直处于闭门研究的状态，不公开，不登报。这在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形成过程中当然是必要 的，适宜的，但在正式提出改革方案后，为了贯彻实施这个方案，使它能够获得广大民众的赞成和支持，就必须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讨论和 宣传。

这两方面的实际情况，使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成为迫切的需要。

（二）研究会为什么要挂靠在中央党校？

按照社会团体管理办法，任何社会团体都必须挂靠在正式的机关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是挂靠在中央党校的，工作人员多由党校教师兼任，办事机构也设在中央党校。这个情况是同中央党校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特殊条件分不开的。

在 酝酿成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的时候，曾有人建议把研究会挂靠在十三大后成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由研究室主任鲍彤任会长，但这个建议很快就被否 定了。他们拒绝成为研究会挂靠单位的原因，据我分析，有以下三条：首先，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作为党中央的直属机构，负有特殊的政治任务，不适于接受群众性 的研究团体的挂靠；而中央党校虽然也是党中央的直属机构，但毕竟是一个教学和研究部门，挂靠在这里，不会有太明显的官方色彩。其次，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 室是在政改办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改办的任务就是具体组织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讨论，为党中央提供改革方案的参考。十三大的召开，意味着政改办的任务已经完 成，有些人员回原单位，留下来的人数不多，无暇指导、参与并推动研究会的工作；中央党校则不同，它有四五百名教师，还有大量对政治体制改革怀有浓厚兴趣的 研究生，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可供研究会调遣。再次，研究会需要面向广大民众，研究室由于本身的特殊性质和特定任务，在联系群众方面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 党中央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后，各省市地县的政策研究室也纷纷改组为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从中央到地方，构成了一个业务系统，但在联系群众、开展研 究、拓展活动等方面，还将会力不从心。中央党校则不同,复校以后（按：全国党校在文化大 革命期间几乎全部被摧残殆尽，粉碎四人帮后才逐渐恢复），到八十年代中期，全国已经建立起两千七百多所党校，有三万余理论教师，几年来经过业务上的来往， 加上召开多次党校工作会议、党校系统科研工作会议、各个专业的学术讨论会等等渠道，上下级党校和各级党校之间，已经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此外，各级党校出于 教学与科研的需要，同当地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关，都时有交往。这些情况表明，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挂靠在中央党校，依靠这些有利条件，便于尽快地在全 国范围开展活动。

除了上述客观条件外，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央党校自身的主观条件。

中央党校的师生在教学和科研的实践中，一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对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最大的实际——体制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理所当然地给以密切的关注。早在1985年春，中央党校理论部有的研究生就成立政治改革研究小组。他们座谈讨论，调查研究，十分活跃。1985年暑假期间，部分研究生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支持下，对县级领导体制，进行了有重点的调查研究。随后编辑出版的《县级党政领导体制调查报告集》，收集了28篇 关于县级政治体制、机构改革、人事制度等问题的调查报告。其中，《党政分工是县级领导体制改革的关键》（陈怀鹏）、《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远还没有解 决》（黄海、陈小平）、《改善党政关系，促进体制改革》（牛安生、李健），都涉及党政分开问题。这个调查报告集还附录了几篇有关深圳特区政治体制改革的调 查报告，如《对特区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几点看法》（迟福林）、《特区政治改革刍议》（李永春）、《深圳的行政管理体制如何跳出原有的框框》（聂高民）等。

邓小平在1986年6月10日、28日连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并强调党政分开。7月9日，薄一波到中央党校作报告，传达了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同月16日，王兆国也到中央党校作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报告。两个报告，进一步推动了中央党校师生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6月下旬到10月，理论部研究生连续多次举行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题的座谈会、研讨会，其中有两次是和其他高等学校研究生和研究部门联合召开的，在国防大学举行。10月18日，中央党校召开教研室主任会议，组织教师到各地，进行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调查研究。

中央政改办成立后，从中央党校抽调了几个研究生到政改办工作，包括迟福林、吴伟、黄海、陈小平、严书翰等。在政改办10月10日的例会上，迟福林介绍了近一两年来中央党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讨研究情况。根据中央党校在这方面具备的条件，政改办决定在中央党校也建立7个专题研究组，与中央的7个专题组同步进行研究。为了适应这任务，中央党校也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由副校长陈维仁、副秘书长史维国、科研办公室主任杜光三人组成，陈维仁任组长。

研讨小组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7个 专题研究组，并迅速投入研讨活动。各个专题研究组的负责人分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崔佩亭、蓝蔚青；党政分开：史维国、聂高民；党内民主：万福 义、王贵秀；机构改革：王哲民；干部人事：蔡长水；社会主义民主：沈宝祥、董新民；社会主义法制：李用兵。每组成员从七八人到十余人不等，大部分是研究生 和青年教师。中央党校房管处在22号楼三层给我们拨出12间房间和一个会议室，作为研讨小组和各专题研究组的活动场所。从11月下旬开始，这几个活动场所就洋溢着热烈激昂的讨论声、争辩声。特别是到了晚上，白天有工作或上课的人都来到这里，经常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经过再三劝告才回去休息。

为了及时交流情况，反映问题，党校研讨小组从1987年1月15日开始编发《研讨简况》，到6月25日，共出了24期。

在研讨过程中，党校研讨小组和各专题组分别参加了中央研讨小组的各专题组向政改办的汇报和讨论。党校研讨小组成员还参加了赵紫阳主持的历次中央研讨小组会，在2月14日和3月28日的第三次、第四次会议上，陈维仁和史维国分别汇报了中央党校各专题组的研讨情况。

在记叙中央党校的研讨情况时，似乎有必要提一下当时的反自由化高潮。

1987年1月 胡耀邦被迫辞职后，“左派人士”得意忘形，到处开会、讲话、做报告、印文章，掀起了反自由化的高潮。中宣部甚至发布正式文件，把反自由化定为全年的中心任 务。中央党校的一些反自由化积极分子也蠢蠢欲动，有人散布流言，说：“杜光助长了研究生中的自由化思潮。”“中央党校一些青年干部的自由化观点根源就是杜 光。”“这个人三十年来同党离心离德”，“到现在还是一个右派。”有人收集了我在一些文章上的批语，上报给党校领导人。这些人想以我为主要目标，在中央党 校也掀起一场反自由化运动。幸而中央党校当时的校长高扬不为所动，按兵不发，使中央党校不致卷入“左派”煽动的反自由化的漩涡。

赵紫阳5月13日 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刹住了这股反自由化的妖风。在此以前的几个月里，反自由化的消息纷至沓来，许多“左派”人士的讲话、报告 也广为传播，这些情况对中央党校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虽然没有明显的妨碍，但在这个政治阴影的笼罩下，多少也影响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我们的研讨报告就 是在外面的反自由化高潮汹涌期间完成的。

从1987年1月起，各专题组的研讨报告陆续完成初稿。由于初稿是按专题分别撰写的，体例文字不甚一致，内容也有一些交叉重复，很需要进行统一的调整、修改。于是又成立了综合组，由杜光、崔佩亭、王贵秀、董新民四人组成。他们对7个初稿逐一地加以研究讨论，进行修改，最后由研讨小组审议定稿。在修改过程中，研讨小组还邀请部分学员和教师，举行了十多次座谈，听取他们对各专题研讨报告的意见。每份研讨报告都经过反复修改，如社会主义民主的研讨报告是在第八次修改稿的基础上改定的。

中央党校各专题小组最后完成并向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上报了六份研讨报告。第一份报告《党政分开专题研讨报告》于2月8日正式上报。接着，2月22日完成了《关于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的研讨报告》，4月16日上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若干问题的研讨报告》和《关于机构改革的几个问题》，5月6日上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研讨报告》和《关于法制建设的研讨报告》。

与研讨小组开展专题研究的同时，有些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也自发地组织编写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书籍，其中最值得一说的是王伟光和李永春分别主持的两套丛书，王伟光主持编写的是《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丛书，共9册，1988年7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永春主持编写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与资料》丛书，共22册，也在1988年由春秋出版社出版。

在专题研讨报告进入尾声的1987年3月， 政改办考虑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十分需要开展有关的理论研究；为了组织最广泛的理论研究队伍，亟需收集古今中外有关政治体制的著作，汇编一套资料丛书，为研 究者提供便利的条件，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繁荣与发展。于是，就有了“政治体制研究资料丛书”的设想。政改办委托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有关的目录索引，由 中央党校的政改研讨小组组织人员汇编书稿。

这项工作从1987年9月正式开始，由冯仑、洪承华等具体策划。我们动员了校内外的一百多名教师、专家、研究生参加，计划按照6类39个题目，选取国内外的第一手资料，编出58本资料书。这个巨大的工程，也展现出了中央党校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方面的实力。

以上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把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挂靠在中央党校，以中央党校的教师和研究生构成为研究会的主力，是理所当然、势所必至的选择。

（三）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的一年

研究会虽然只存在了一年，但这一年里的生气勃勃的各项活动，为研究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不是“六四”打断了它的蒸蒸日上的势头，它将有可能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作出无可限量的贡献。

（1）组织概况和工作计划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是1987年底开始筹备的。12月16日，陈一谘和严家其来到中央党校，同史维国、杜光探讨成立研究会的问题。3月2日， 中央党校正式致函国家发改委，说明：“为了广泛团结从事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深入开展改革理论的研究，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中 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经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商洽，以中央党校为主发起成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挂靠中央党 校。现报上研究会筹备组名单和章程草案，请予审查，并望准予备案。”同时上报了筹备组成员的名单：史维国（召集人）、陈一谘、严家其、陈群林、杜光、陈小 鲁、高山。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研究会于7月12日举行大会，宣告成立。成立大会前夕，已经有会员1221人，其中个人会员273人，团体会员34个，948人。400多名会员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成立大会，通过了筹备组提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章程》，选举了理事会和常设机构。

按 照这个章程，研究会的领导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执行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的常设机构是常务理事会，由会长、副会长、干事长、副干事长组成；常务理事会的办 事机构是干事会，由干事长、副干事长和各部主任、副主任组成，干事会设会务、研究、联络、出版、事业等五个部。各部干事均由干事长提名，经常务理事会审 定。

在7月12日成立大会通过的常设机构是：名誉会长薄一波，会长周杰，副会长史维国、陈一谘、高放，干事长杜光，副干事长唐欣、盛斌、朱满良，顾问有于恩光、李定、杜润生、宦乡、高扬、范荣康、赵复三、尉健行、崔乃夫、鲍彤、贺光辉、蔡诚等24人。（筹备时原拟由严家其出任副会长，严再三婉拒，需要重新物色一位学术界人士，我提出高放，理由是：1、他的理论专业包括政治体制；2、他对政治体制改革颇有一些独立的见解；3、他长期从事理论教学，桃李满天下，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大家同意我的建议，推举高放为副会长。）

根 据研究会开展活动的需要，研究会建立了学术委员会，由高放兼任主任，崔佩亭任副主任。干事会各部的负责人，分别是：研究部主任王伟光，副主任李忠杰、卢中 原、齐连池；会务部主任侯少文，副主任张峰；事业部主任朱满良，副主任李中印；出版部主任柏铮，副主任姚鹏；联络部主任韩康，副主任马小军。另外，研究会 成立后还陆续建立了几个民间性的研究所，包括：国家公务员研究所，所长仝志敏，副所长初尊贤、李如海；社会调查所，所长于冰，副所长卢中原；环太平洋研究 所，所长史维国，副所长盛斌；国外情报信息研究所，所长王小平，副所长唐云、张海洋；政治理论研究所，所长刘德福，副所长荣剑。已经报来准备成立的还有县 级政权建设研究所、祖国统一理论研究所、政党制度研究所、党章研究所、党内民主与党的建设研究所、政治发展战略研究所等。正在准备建立的还有湖北孝感的社 会调查中心、沙市的企业领导体制研究会。此外，还有两个挂靠在研究会的二级研究机构，一个是青年外语人才联谊会，一个是成都的人事产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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