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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来的“赵紫阳集团”？——漫议反改革的第三次高潮
杜光
有一位朋友给我发来几篇反对普世价值的文章，一个新概念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赵紫阳集团。一篇文章认为批判陈奎元的文章是“赵紫阳集团的大反攻”，含沙射影地说什么“赵紫阳集团的新头子”如何如何，甚至危言耸听地提出：“赵紫阳集团是当前最危险的敌人”，“眼下我们面临的斗争焦点，是如何防止和反对赵紫阳集团。”
我不禁心中纳闷，赵紫阳从1989年被逐出领导岗位后，就被变相监禁在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6号，连老朋友、老部下都很难见到他，怎么可能纠聚起一个集团出来。2005年去世的时候，要向他遗体告别的人，无不受到无理的刁难。三年多了，怎么会突然跑出个“赵紫阳集团”来。难道他到了泉台还能召集旧部，陈兵点将，发动对陈院长的反攻？他什么时候指定了接班人当那个集团的“新头子”？又怎么会成为“当前最危险的敌人”？是哪些人的“当前最危险的敌人”？他们又准备怎样来“防止和反对赵紫阳集团”？这些问题都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当我把这一切还原为一种历史现象，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林林总总的历史构件之后，就感到豁然开朗。其实事情并不复杂。
赵紫阳是何许人也？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无不清楚，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从老百姓“要吃粮，找紫阳”时的省委书记，到掌控改革大舵的国务院总理，他一直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线，排除万难，破浪前进。八十年代的所谓“胡赵新政”，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相对来说是最民主自由的新时代。胡耀邦主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他对“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抵制，保护了现代文明在中国社会的底线。胡耀邦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调和鼎鼐，保证了赵紫阳在改革大业中独领风骚，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性人物。编造“赵紫阳集团”的神话，说明这些人对赵紫阳开辟的改革路线切齿痛恨，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更使这些毛派人士怀恨在心的是，赵紫阳粉碎了他们先辈发动的第一次反改革的高潮。
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下台，胡赵新政出现危机。反改革的势力乘着反自由化的浪潮，开大会，写文章，作报告，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名，行反对改革之实。他们欢呼“又是一个春天到来了”，得意忘形地肆意诋毁改革。当时有所谓“倒退论”，认为改革是向资本主义倒退；“根源论”，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最深刻的根源来自经济领域”；“扩大论”，提出要把反自由化运动扩大到经济领域；“噩梦论”，觉得改革几年，像做了一场噩梦；“泛滥论”，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各个领域全面泛滥，当然也包括经济领域；“压倒论”，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力量受到压制”，“讲马克思主义还要转入地下”；“等同论”，把宣扬自由反封建和反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提倡自由民主就是反社会主义。从这些论点，不难看出他们反自由化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改革的。一些思想文化界的名人4月间在河北涿州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掀起反自由化高潮的誓师会，会上成立了几个大批判组，列出了一些大批判的题目，要在各个领域“摧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温床和基础”。中央宣传部发布正式文件，把反自由化列为全年的中心任务；新任中宣部长更是扬言“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
针对这些气势汹汹的反改革浪潮，赵紫阳在取得邓小平的同意后，于5月13日召开了“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大会”，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已经扭转，局面已经控制住了，“应当把这场斗争深入健康持久地进行下去”，但“必须紧紧抓住正面教育这个环节”。这样，他就巧妙地既承认反自由化的必要，以免触怒那些主张反自由化而且掌握着他的政治命运的老人，又把反自由化严格限制在“正面教育”的范围内，从而打破了那些人妄图掀起一个反自由化运动，把火烧到经济领域，进而否定改革、把社会拉回毛时代的梦想。毛派第一次的反改革高潮就这样被赵紫阳粉碎了，他们的恼火是可想而知的。
1989年赵紫阳被赶出政坛，毛派人士欣喜若狂，他们打出了两面旗帜，一是姓“社”姓“资”，如：北京有一家报纸在1990年2月22日发表题为《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文，提出究竟要推行资本主义化改革，还是社会主义化改革的问题；江泽民在1991年7月1日的庆祝大会上说：“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这是当前有些文章大谈“资改派”、“社改派”的历史来源）。有些报刊文章的标题就是《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重提姓“社”姓“资”》、《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等等。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新现象，如市场经济、引进外资、建立特区、乡镇企业、私营经济、个体户等等，都或明或暗地指斥为姓“资”。有些文章直接指出，私营经济和个体户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源；那个由于偶然的因缘际会登上高位的领导人，甚至扬言要让私营企业倾家荡产。这些动态，反映了这股势力要扭转改革方向的意图。在这些反改革趋势的影响下，经济体制改革停滞倒退，大量私营企业撤资倒闭，工人失业，社会危机就在眼前。
另一面旗帜是反“和平演变”。他们召开会议，发表文章，出小册子，危言耸听地说：“苏联东欧已经被演变过去了，下一步就要演变中国了”。1961年6月5日，北京的一家报纸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一文，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北京召开的一个由高级官员参加的党建研讨班，直接以反“和平演变”为主题。会上有人提出：“和平演变”有三个社会基础，一是占据了领导岗位的实用主义者，二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的人，三是知识分子。接着，全国有许多部门甚至部队的单位也召开类似的研讨会，反“和平演变”之声，一时甚嚣尘上。与此同时，在有的会上，有人甚至为文化大革命翻案，说什么“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说七八年来一次，现在已经两个七八年了，该来一次了”。
如此等等直接间接地反对改革的言论，特别是说改革姓“资”，实用主义者是“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猫论”、“摸论”就是最鲜明的实用主义），“走资派还在走”，都是邓小平所无法容忍的，于是就有了1992年春天的南方之行。他一路走，一路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和“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著名论断。邓小平以他的高度的政治权威，敉平了反对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反对改革的政治势力并没有就此罢休，九十年代中期的几份“万言书”，反映了他们力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努力。如《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这些以反对改革为主旨的“万言书”，虽然激起小小的波澜，但没有产生什么强烈的反应。倒是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的一篇学习心得《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引起了某些毛左派的狂怒。他们开会声讨，撰文征伐，指斥厉有为“明目张胆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我党中央的一贯方针”，“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宗旨和纲领”，着实鼓噪了一阵，却没有产生他们所期待的社会效应。
近几年来，旨在反对改革的“万言书”式的大作多次出现，但都掀不起反改革的高潮，问题在于缺乏吸引社会关注的适当的切入点。“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虽然仍可利用，但这两面旗帜破旧不堪，缺乏新鲜感。就在这个时候，普世价值的概念横空出世，为毛左派提供了绝妙的机会。
普世价值这个概念，顾名思义，指的是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因而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价值观念。它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出现的，需要经过认真的探讨，不断充实丰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所有文明成果，只要具有上述普适性，都可以纳入普世价值的范围。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推己及人、和而不同、讲信修睦等等，就应当成为普世价值的重要内涵。
目前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集中在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上，而且被说成是“西方的普世价值”，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在西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革命者高举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旗帜，率领民众，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神权君权统治，建立起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结构。一方面，由于“人人生而自由”、“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等理论观念的普适性；另一方面，这些理论观念已经被证实是反封建反专制的利器。所以，处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之下的民族和国家的先进分子，无不将这些观念引以为反封建反专制的战斗口号。于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便最先成为世界性的价值理念。
但这些价值理念的真正意义，还不在于它们的意识形态性质，而在于按照这些理念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几百年来，这些价值理念的基本内涵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虽然思想理论界的各家各派在对它们的阐述上各有侧重），而体现这些价值理念的制度，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趋于完善，更具普适性。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个过程远远没有终结。人类按照普世价值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将还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进步的过程。
我在这里之所以不嫌烦琐地叙述这些道理，是因为批判普世价值的人士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价值理念；他们所反对的，是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来设计和建立的制度。他们反对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来取代一党专政、全面垄断的现有制度；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充分表明，权力不受制约的政治体制，是一切社会弊病的总根源，要把社会放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就必须参照普世价值的理念，改革政治体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是改革与反改革之争；批判普世价值的高潮，实际上是又一次的反改革的高潮。
与前两次反改革的高潮相比，这次反改革的力量已经具有了许多更为有利的条件：由于改革在江泽民时代走入歧途，各领域都出现了全面的腐败，贫富两极分化，产生了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他们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日益频繁，伦理失序，道德沦丧，民心不安，社会动荡。这些现象扩展了反改革的社会基础。毛左派正是利用了民众对现实的不满，把这一切社会弊病都归因于改革开放。但他们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改革，所以在批判普世价值的同时，重演第二次反改革高潮时的故技，挑起姓“社”的大旗，自命为“社改派”，而把坚持改革开放的人士斥之为“资改派”。“赵紫阳集团”就是他们从“资改派”演化出来的新式武器。
稍有当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三十年前从安徽农村发端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八十年代发轫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胡赵体制”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健康发展的新路的伟大实践。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使中华民族得以扬眉吐气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一个并不完美的“铁三角”，却仍不失为能够推动历史前进的最高层政治结构。遗憾的是，邓小平是一个两面性非常突出的人物，当他自认为统治权力和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那维护统治特权的专制性就压倒了推进改革开放的民主性。他先是砍掉了左膀胡耀邦，引起了第一次反改革的高潮，但只有三四个月就被赵紫阳压下去了；接着他又砍掉了右臂赵紫阳，导致了长达两年的第二次反改革高潮，他不得不离开反改革气焰高涨的北京，到南方去发表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讲话，才打退反改革的叫嚣。
可见，改革开放是“邓胡赵体制”的产物。为什么毛左派单挑赵紫阳开刀呢？这是不难理解的。邓小平的历史威望和民间对胡耀邦的崇敬，使反对他们带有更大的风险。赵紫阳则不同，他既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领导者，又是早已被当权者打翻在地，去世三年多，死无葬身之地的政治受难者。拿他来祭旗，既可以否定过去的改革开放，又无政治风险。而把那些锐意改革者纳入“赵紫阳集团”，要他们为社会上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负责，把老百姓的怨气怒气都转移到他们身上，就可以为复辟毛式专制扫清道路。这大概就是毛左派祭起“赵紫阳集团”这颗“番天印”的如意算盘。
这些毛左派真是玩“时间差”的高手。谁都知道，目前中国社会的种种不良现象，如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全面腐败，权贵、豪强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等等，主要是从江泽民当政的九十年代才严重恶化的，这时的赵紫阳被幽闭在家，毫无行动自由，怎么能让他来为此负责呢？这是往前打的“时间差”。还有朝后打的“时间差”，就是把江时代造成的恶果，都算在胡温的账上，向胡温反攻倒算。署名为李必胜者所写的《对30年改革十大失误原因和责任的追问》，就赤裸裸地暴露出他们的卑劣用心。
与第一次、第二次的反改革高潮相比，这次高潮来势更猛，火力更旺。如果说，前两次的口号还主要放在要求当政者改弦易辙上，那么，这次的目标却提高到了改变领导格局的高度。这就不禁使人们浮想联翩，他们是想借助于帮派势力呢，还是被帮派势力所利用，或者，是与帮派势力沆瀣一气？
这个扑朔迷离的背景，使这次改革反改革的斗争显得更加复杂，更加尖锐，也许，更加漫长。前两次高潮有赵紫阳、邓小平那样的权威人物站出来平息反改革的叫嚣，这次能出现这样的人物吗？
2008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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