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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2008年5月份的一个话题。和朋友聊天时，聊及当时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远离灾区的人，最好的支援方式就是捐资捐款。网上有关募捐的帖子很多，其中不乏这样的呼吁：“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聊到这句话时，我当即表示了不赞同。我说，不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而是“匹夫有难，国家有责”。当时想把这个想法写出，但，灾难眉睫之际，下笔未合时宜。为免遭误会，不妨暂时隐忍。现在可以表述我的看法了。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乃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变体，后者出自清初大儒顾炎武。但，将“天下”转换为“国家”，则有违顾氏本意。因为在顾氏原来的上下文中，是特意将“国”与“天下”作分别的。明亡清兴，改朝换代，在顾氏眼里这是亡国，并非亡天下。且看他这样自问：“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明清转换是换了皇帝，亡国只是对拥有“家天下”的皇帝而言的，与匹夫无关。亡天下不同，那是亡失了维系天下的儒文化。仁义是儒文化的核心，如果仁义阻塞，不得流行，以至野兽吃人，人与人也将互食，天下就彻底亡了（亦即人将不人，社会回到了史前）。
因此，顾炎武进一步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如果保国是君臣之间的事，那么，以仁义保天下则是每个人的事；因为事关自己，即使匹夫，亦有责任。后人（梁启超？）很精彩地将这个意思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见，这里的“天下”是不可易为“国”与“国家”的。
如果可以溯源，周秦以来的统治社会，“国”先是诸侯的封地，“家”又是卿大夫的采邑。无论“国”还是“家”，都是诸侯和卿大夫可以世袭的私产。匹夫就像土地，不过是他们的私产中的一部分。自秦皇始，分封变郡县，“国”与“家”合并，俱为皇帝收编，整个“国”成了皇姓一氏的“家天下”。既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奴役般做臣子的匹夫，又操什么国与家的心呢，至少还轮不上。
所以，顾炎武不说“国家”说“天下”。但，细究起来，“天下”亦非确词。帝制以前，天下是周天子的，包括分出去的封地和采邑。帝制以后，皇帝索性不分，故骆宾王仰天长啸：“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天下在汉为刘，在唐为李，在宋为赵，在明为朱，在清则为爱新觉罗氏。可见，皇权社会的话语谱系中，顾炎武找不到合适的词替代“天下”。其实，根据顾氏的意思，可以把它置换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社会兴亡，人人有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住在社会里。
顾炎武时代不论。现代国家形态主要有两种，一种集权性质，一种民主性质。集权如同皇权，却比皇权更甚。匹夫（个人）在这种国家中贱如草芥，他或她只有责任，没有权利。因此无论皇权，还是集权，都很喜欢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因为责任全在匹夫，权力却尽在国家。
但，这八个字如果放在民主国家，碍难行通。民主的本义是民治，即公民自治。公民选举代表，使之组成政府，由此进行社会管理。政府由纳税人的赋税维持。对外，它代表国家，行使主权。对内，它维护社会，为全民提供公共性的安全、保障和福利。这既是国家的职能，又是国家的义务；而享有这些国家职能和义务的，则是公民的权利。否则，作为匹夫，他或她为何要以赋税供养它。
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我为什么不赞成“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其实，国家有难，总在匹夫。即以汶川大地震言，难道不是无数匹夫在承受。因此，真正的问题是，匹夫有难，国家如何。答曰：它必须履行上述职责，以帮助无数受难的匹夫。如果说我个人对灾区的捐助，还可以是出于人道主义；国家救助则注定没有慈善之类的美名，它义务在此。这就是我所谓的“匹夫有难，国家有责”，而且责无旁贷。
有句话这里必须甄别，美国总统肯尼迪当年就职总统时曾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这位民主党领袖的观点自打我闻之，便无从赞同。民主国家，公民在向国家完税的同时，便完成了他对国家的义务，你还要他做什么。如果要做，就是看守着国家这个庞然大物（亦即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看它能为公民做什么、又如何做。这，既是匹夫的权利，也可以引为匹夫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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