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时事评论家，广州）


拿起笑蜀所著的《苏联遗传学劫难纪实》，我本不在意，自以为对“米丘林生物学的旗手”、苏联科学界的政治打手李森科倚仗两代强权蹂躏苏联遗传学界三十年的情形已有所了解，打算翻一翻算了，可是一开卷就放不下。此书这么有吸引力，大概是因为作者采用了小说的结构手法。第一章“神秘的关注”，从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害，大清洗的红色信号弹在苏联升空写起，恐怖与悲哀的气氛笼罩了全书。而“苏联遗传学劫难”的代表人物，“背十字架”的主人公，苏联首席生物学家、首席农学家和首席遗传学家尼·瓦维洛夫院士与李森科正邪两位主人公交织互动的命运，则构成了全书的主线，是一个大悬念，让我不能不一口气读完。

掩卷回味，整理思绪，我首先想弄清楚：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两代强人为什么要力捧、力保那样不得人心的李森科，而不惜让享誉世界的遗传学大师尼·瓦维洛夫在死牢里饿病丧命，不惜悍然解散反对李森科帮派的苏联科学院？尼·瓦维洛夫的导师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狠狠地说：“他们想剥夺农村，迫使农民贫困化来积累资金。瓦维洛夫妨碍了他们，所以就不存在了。”这不过是老人在绝望之中说的气话。斯大林固然想通过农民的“奉献”来加速工业化，但他也不会存心想让农民饿得造反；再说，农业欠收，城市的物资供应随之匮乏，也会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局。赫鲁晓夫任乌克兰共和国第一书记时，恶作剧般地反对李森科推广“春化法”，坚持在乌克兰种冬小麦，粮食丰收了，斯大林同志不是也容忍了吗？

本书作者试图从多个侧面对此给出解释。比如，李森科这样的小人在业务上不可能出人头地，必欲攀附强权才能战胜学术对手，因此他们对权势者忠心耿耿；重用这样的奴才可以“保证苏联学术界的领导权掌握在以李森科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党叫干啥就干啥。

另外，二十年代末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严重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苏联农业产量连年下降，李森科看准了这一点，拍胸脯许诺他的那一套可以成倍地提高农作物产量。在不肯承认制度上的改造失败，而渴望运用技术手段摆脱困窘的当局眼里，他自然是“国宝”了。这个解释也许可以用之于斯大林时期，却不能说明到五六十年代，李森科的牛皮早已吹破，为什么赫鲁晓夫还要在他声名狼藉之后重新起用他，把他推上苏联科学院长的宝座。


独裁者的傲慢


第三种解释是从政治哲学角度讲，斯大林同志需要有人为他的新的政治哲学体系、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是为他定向改造社会的试验（主要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推行计划经济两样）提供合法性说明。李森科在米丘林死后建立的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正好从“自然科学”领域提供这种支持。

这种解释，我觉得也很勉强。如果它对斯大林来说是中肯的，对赫鲁晓夫来说就讲不通了，因为1948年赫鲁晓夫与李森科作对时，他就认定自己反对的只是一种具体的耕作技术，他也不敢反对斯大林的政治哲学。

第四种解释是独裁者的傲慢以及反智心理倾向———比沙皇更沙皇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容不得别人非议他们树立的科学“排头兵”。本书引用了赫鲁晓夫辱骂艺术家的名言：“当我还是一个矿工的时候，我不懂（艺术）。当我是一个党的基层干部的时候，我不懂。但今天我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是党的领袖。因此，今天我非常了解艺术，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段话对权力意志的狂妄确实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得到充分的学术训练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对知识分子尤其是经院派大知识分子抱着深重的疑忌，对知识分子力量的增长怀着强烈的恐惧，所以他们宁肯重用农业专科学校毕业的农艺技师李森科，而对在沙皇时代就是教授的遗传学生物学界泰斗尼·瓦维洛夫及其门生与同事百般猜忌，极力打压。“教授作风”、“大学风度”作为贬义词出现在一度倾向于支持遗传学家们的小日丹诺夫（苏共中央宣传部科技处长）向斯大林的请罪书中。

这种现象对于经历过“文革”的我们来说很好理解。问题是，到了斯大林亲自出面“拯救”米丘林学说的1948年，到赫鲁晓夫力挺李森科而与全苏科学界作对之时，在世界范围内，所谓“米丘林生物学”败局已定呀。独裁者可以在国内指鹿为马，“国际影响”他们也能毫不顾忌吗？

以上这些解释加在一起，仍然不能消除我的疑惑。我只能说：我非独裁者，焉知独裁者之心？可惜本书是纪实而不是小说，对李森科、斯大林这些人的行为动机，既缺乏一手的史料来展现（他们防范后人识破真相的心思缜密得很），又不能想当然地进行心理描摹，因此总觉得反派人物的刻画是“扁平化”的，读起来还不够过瘾。


倔强的科学


令人欣慰的是，倔强的科学是不可战胜的，它永远不会与强权“合作”。在一个专制国家里它可以被压制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更久，但就像乌云遮不住太阳，利剑斩不断长江，尽管李森科之流给孟德尔—摩尔根学派扣上了什么“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反动的”等一大堆污七八糟的帽子，到1955年苏联却不得不用大量外汇从美国人那里购买杂交玉米的种子，而这种杂交玉米的研究正是尼·瓦维洛夫1938年白费气力再三恳请当局高度关注的科研项目。被李森科及其后台视为苏维埃大敌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生物学”、染色体理论，在国际上经过几十年发展，历经细胞遗传学、微生物遗传学两个阶段，进入了分子生物学时代；如今生物工程更是成了最有发展前景的一个学科。维生素、病毒、基因这些被李森科之流刻意封杀的遗传学新词语，现在进入了全人类共同的日常用语。独裁者及其奴才期望的千年帝国早已灰飞烟灭，成了后人的笑柄。

这个局面的出现有两个条件：一，科学无国界，独裁者能压制权力范围内的科学家与科学实验，却不能压制共时的他国科研者。二，事实胜于雄辩，强权改变不了自然规律，科学的真理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阅读本书，最令我感动的是科学精神的“载体”、那些不屈不挠的苏联科学家坚持真理追求正义的高尚人格力量。苏联遗传学界、生物学界、农学界乃至全苏科学界，在血雨腥风中总有不肯俯首称臣的勇士。

到了六十年代赫鲁晓夫时期，遗传学研究在世界上取得突飞猛进发展，苏联遗传学家反对李森科主义的底气更足了。在另一方面，全苏联科学界也为祖国的科研事业着急，他们更加不顾政治强权的高压，直接向赫鲁晓夫庇护的李森科之流叫板。1962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会议，设立了“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试图在这个领域追赶国际同行。分子生物学科委员会成立后提出对李森科把持的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谴责案；此举惹恼了赫鲁晓夫，下令解散该委员会。1963年，列宁奖金评选委员会居然淘汰了两部李森科喽罗的作品，最后不得不由苏共中央执委会派人主持“评选”，无视评委们抗议，确定那两部作品当选。到了1964年，苏联科学院选举院士，李森科的两个马前卒赖米斯洛与努日金在候选名单，结果院士们就是不买账，当局两次命令重选，赖米斯洛三次落选，在生物学部获通过的努日金在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上却破天荒地不予通过。气得赫鲁晓夫下令解散苏联科学院———适逢他被政变赶下台，此事才不了了之。

这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在中国的“反右”与“文革”中，我们能指望有一两场上演吗？说到底，“科学”并非纯自然规律的代称，它也是一个人文的概念，它是要人去承载，去为它的实现和胜利而奋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