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芮岚


2008年底横空出世的《零八宪章》，如同一个幽灵，一个宪政主义的幽灵，在中文互联网上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保守主义者（中国官府）和革命党人（暴力反共），都联合起来了，对她在中文世界里的传播进行封杀。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宪政主义，是专制主义的天敌，暴力革命的对手。

数百年来，作为限制政治权力（王权、神权）的宪政主义，通过三权分立、人权保护和民主程序等一系列制度性措施，为欧美国家带来了几个世纪的进步与繁荣。以法治为形式、以民主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为终极目标的宪政制度，也成为构建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基石。

100多年来，欧美国家实行宪政产生的现代文明，深深吸引了被战争打开国门的亚洲各国，日本一马当先，从1868年到1889年历时21年的明治维新，完成了“君主立宪”“脱亚入欧”的步伐，政治开明、国力强盛的日本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和1904年日俄战争，分别击败了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清帝国和沙皇俄国。

一个土狭民寡的蕞尔小国，仅仅凭着数十年的宪政改革，就实现了民富国强的梦想，一举而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列强。这样的质变与飞跃，惊羡了日本的两个邻国，也是日本的手下败将：中国和俄国的民间和政府，在开明官员、知识分子和商界的推动下，为了救亡图存、和平转型，先后开展了满清立宪和沙俄立宪的努力。

自清日甲午战争失败、满清割让台湾之后，大清帝国备受耻辱，全国民众救亡图存激情浩荡，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呼吁满清变法以求生存，此后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满清的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努力功败垂成。1900年庚子拳乱引发八国联军进北京，满清再次蒙受奇耻大辱，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以欧洲和日本经验，向国内鼓吹“君主立宪”，在内外压力之下，满清政府1905年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欧日宪政，并在1906年宣布筹备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计划通过9年预备立宪实现满清“虚君共和”的宪政制度。

在海内外立宪党人立宪运动努力之下，满清国内民众迅速觉醒，民权意识增强，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的建立，以及地方有限自治，也逐步削弱了各省督抚和中央政府的权力。突兀而至的清末政治格局转变和开明，既给了那些渴望和平转型、社会代价最小的立宪党人一个快速实现宪政的美好梦想，也为武昌起义能够擦枪走火、星火燎原创造了社会基础。

沙皇俄国自1904年日俄战争战败以及国内矛盾爆发，引发了1905年全国大骚乱，并导致了沙俄政府开始立宪的步伐：制定类似于宪法的基本法，成立国家杜马（议会）并实行多党制，从1906年到1917年，俄国民众意识觉醒，政治改革步伐加快，这个阶段的俄国立宪曾经鼓舞了以梁启超为首的满清立宪党人。

然而，与欧洲宪政不同，俄清的君主立宪过程，都是一场宪政与革命赛跑的过程。专制政权因其专制的屠刀，制造了他们最仇恨的敌人---革命党人。中国为孙文，俄国为列宁。革命党人也呼吁“救国”“民主”“共和”“宪政”，然而他们选择的道路却与立宪党人的和平转型完全不同，他们期待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去建设一个“共和国”。

立宪党人为了说服清廷、沙皇同意开展“君主立宪”的理论，诸如“立宪可以解决内忧外患、富民强国”、“立宪可以保证皇族利益与安全”等，随着两国立宪引发的革命，以及沙皇全家的丧命和满清皇廷被驱逐出紫禁城，而成为后世专制者永远警惕的“甜言蜜语”。

到底是立宪后“政治宽松、民众觉醒”的社会环境催生了革命，还是专制者的“假立宪”逼出了革命，这个历史问题成为后世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永远争辩的话题。中国和俄国，在立宪与革命的竞赛中，革命胜利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7年的二月革命，宣布了满清立宪、沙俄立宪的死亡。

以革命寻求“民主”“宪政”“共和”的革命党人，最终发现，当自己为政治理想而不惜诉诸不择手段的暴力方式时，却打开了“暴力革命的潘朵拉盒子”，更加暴力、更加黑暗的革命党就会接踵而至，直到终极恶魔的诞生。暴力革命的多米诺骨牌，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和俄国百年历史的素描。

中国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被国民革命建立的党国所推翻，“吾党吾宗”的党国又被共产革命的人民共和国所推翻。俄国二月革命建立的俄国临时政府，被十月革命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及其之后的苏联所推翻，苏东剧变的天鹅绒革命之后被俄联邦所取代。

100年后，当普京继续谋求个人独裁，中共牢牢防范“08宪章”之际，中俄两国，离革命近了，离宪政远了，宪政仍然追不上革命，中国依然远离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