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符号肯定与实际运行否定也是多年来的一大特色，人们已经浑然不觉。你会发现，一方面，人们在历史政治符号的肯定中坚信几十年的一切；另一方面，又在眼前现实中不断革除这一切，因为否定才可以带来进步。在这矛盾的生活里，一些人甚至是很多人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记忆结果：当年合理今天合情，当年应该如今必需，当年一切都对，现在什么也没错。好像在说当年只有春节才供应三两瓜子很英明，眼前的天天瓜子皮满地也非常伟大。

　　1978年以后，我们最大的现实觉悟就是明白了《东方红》和《国际歌》原来根本不能放在一起高唱；1978年以后，我们最流行的现实话语就是嘲笑讲了几十年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需要我们去解放”。现在，政治符号记忆经过30年的顽强坚持，终于改变了我们那时的事实记忆，包括我们曾经的觉悟和话语，那时的事实记忆也在政治符号记忆的始终延续和自己的时过境迁中最终不见了。2007年10月11日，我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剧院一次重要的官方演出中听见了1959年诞生的歌曲《唱得幸福落满坡》。一位农民在大跃进的第二年表现出这种心情并不奇怪，令人惊讶的是今天舞台上的著名主持人李扬却说：“这首歌反映出当时中国农民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三年大饥荒，千万人死于非命，因为什么，这似乎是个定论。官方的中共党史、中共《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所有官方表述，几乎都否定了大跃进，改革开放在农村的最大成果就是撤销了人民公社。我想主持人和撰稿人也无意为人民公社为大跃进翻案，无非由于长时期的政治符号记忆灌输，英明、伟大、胜利成为铁定形容，而具体现实的记忆在这种强力符号记忆下便很难呈现出来。

　　近些年在“八○后”及其父母中间，我曾经多次询问过：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不料由于政治符号记忆与现实生活的严重剥离，几乎没有人再可以准确回答这一当代中国历史最为重大的问题了。因为依据现存的政治符号记忆，改革开放已经近乎吃饱了撑的！

　　社会环境

　　在很长时间里，我们对抗战历史的记忆只是一小部分；在很长的岁月里，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记忆只有几次革命、几次起事、几次侵略战争，而当时的中国其实还发生了许多重大事情，还有许多社会变迁和制度建设。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我们的记忆从来只限于一隅，仅限于一小部分人；可是，这30年的中国还有更广泛的地区，还有更多的人，还有一个控制全国的政权，还出现了许多影响深远、决定当时中国社会走向的历史事件，我们却一无所知。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发生了许多大事，产生了许多重要人物，但是在我们的长期记忆里，只存在一些国家的政党和领袖的名字，甚至还对他们的总理、部长了如指掌。有的是因为天天喊打倒，有的是由于每日喊支援，有的大概老上报纸老接见。诗人北岛曾经回忆纽约的一次乘出租汽车的经历。他问那位司机是哪里人，不料司机大为光火，说别问了，说了你也不知道。北岛追问为什么，他回答已经有许多乘客问过，但都说没听过，使他很没面子。北岛依然追问，说自己说不定知道呢。司机终于说出了阿尔巴尼亚，北岛不但知道，还说出了首都和过去那位领袖与总理的名字。司机兴奋得连车资都免了。北岛说的没错，那个时代的我们每个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谁不知道霍查、谢胡，谁不知道地拉那。有些记忆力强的人还知道他们的国防部长巴卢库，这个名字恐怕连今天的阿尔巴尼亚人都闻所未闻了。

　　这样的独特记忆来自于当时我们所处环境的左右，我们只能具有如此的记忆。这种记忆表明，记忆深受环境的影响，假如处于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中，这种记忆连犹豫的可能都不存在。

　　由于大多数人不阅读不思考，一种当下的社会舆论常常也成为改变记忆的因素。我们过去的记忆里，起码整整30年是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是打倒以色列，是全力支援以色列的对立面。不想，前些年的几个湮没几十年的二战故事被舆论挖掘出来，大面积重新提起，立即将从前的记忆一概抹去。我走到任何地方，直至日本、俄罗斯，都有中国人在告诉我，以色列人对中国人特别友好，那是因为中国人在二战期间帮助过犹太人。其实，日本一位外交官也为犹太难民发放了大量签证，一些国家也接纳了大量犹太难民。而在那几个二战旧事被重新发掘前，说实话，据我所知，以色列人对中国人一直都不错，但在我们这里的社会记忆中基本不占位置。其实，与当时的中国人接纳犹太人类似的，更有理由被提起，被书写的，就是在二十世纪初，大量“白俄”涌到中国，遍布许多城市。中国人接纳了他们，他们也为中国带来了优秀的艺术，交响乐、芭蕾舞，最早的中国艺术家大都经受过他们的培育。直至当今，“白俄”的许多后代还生活在中国。这一段历史，很少有人叙述，也没听见有人说如今已经变了颜色的俄国人因此感激了中国。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像我们这样的社会，昨是今非是一大特征，这就令我们的记忆历史更富有色彩，更带有研究价值。记住并研究我们的记忆历史，特别是近现代的记忆历史，可以深入显现社会的变化、人的心路历程。记忆历史，从某种意义可以说，就是我们的所有历史。

　　写于2007年9月25日

　　定稿于2008年10月6日

　　注：我们曾经历了一个很长时期的人人关心政治的时代，好议论政治成了现代民族习惯。但多数人的现代政治素养却很低，阅读又相当贫乏，理性思维基本不具备，连一般的逻辑训练都没有，加上各种限制，所以，大多数人的话语很难发表出来，报章杂志书籍发布的文字，也就是官方、专家、媒体的公开记忆，常常并不代表多数人，甚至也不代表他们自己。这样，网络和私人交谈就成了我了解记忆的主要途径。关于二十多年前的那些记忆，我主要查出当时的报纸记载，还有我当时的阅读与交谈的记忆；当今的记忆，我主要取自网络和各类谈话、访问。与我谈话、被我访问的人均确有其人，但恕我隐去姓名。

　　【小资料】

　　按：瑞典汉学家、文革史家沈迈克给本刊发来了他所收藏的文革小报《保定工人》1968年8月20日刊登的保定地区革命委员会和保定市革命委员会名单（据原件扫描）。本刊据此整理录入，并请余汝信先生对照有关史料作了个别订正。现刊登以供研究者参考。并向沈迈克、余汝信先生深致谢忱。

　　（原载于〈记忆〉2009年1月11日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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