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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耀邦，推进转型
――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角色
张博树
（本文是为《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一书所作的导言，这本书已由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以纪念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逝世20周年）
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内少见的开明领导人，改革派领袖，当代中国转型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1989年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了八九公民维宪爱国运动和六四天安门事件，遂成为中国当代史的分水岭。
今年是耀邦先生逝世20周年，写作、编辑、出版本书首先是为了寄托有良知的中国人对耀邦先生的怀念之情。
但是，又不仅此。胡耀邦去世20年，中国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造成权贵资本泛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结构失衡，在根本意义上阻碍中国回归人类普世文明，当年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而且其严重、恶劣程度已经远甚于当年。20年来所取得的所有经济成就在一个助长贪腐的体制面前，均显得黯然失色。
这就是我们当下面对的现实。它意味着，我们今日纪念耀邦，必然怀着一份深深的现实关怀；这种纪念，除了缅怀故人，更是为了推进耀邦先生未竟的事业，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宪政转型。本书题为“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其意即在于此。
我更想提醒读者关注的是本书的作者。
这是一群老共产党人，他们有的曾是耀邦先生的老战友、老部下，与耀邦有过密切的工作联系或私人接触；有的是耀邦主政时重要的党政官员、学者专家。作为赞成改革的体制内人士，他们当年都是耀邦主张和政策的积极支持者、践行者。20年后，这批可敬的老人大多已经进入垂暮之年，但忧国忧民的衷肠一点也没有变。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他们对这个党、这个体制有了更加透彻的体察和认识，对中国要走什么路有了更加清醒、明确的理性自觉。这样一个老共产党人群体的出现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我把它理解为中共党内民主派形成的某种准备，甚至起点。
这篇导言，我就想结合纪念耀邦，谈谈“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角色”这个话题。我们将依次讨论：什么是“党内民主派”（党内民主派的定义）？何以说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一面旗帜？耀邦去世20年，当今中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形势出现哪些新变化、新特点？为什么人们希望党内民主派能引领中共实现自身的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这些问题的澄清，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和许多重大课题的理解。
在这个基础上，我将很荣幸地向读者介绍辑入本书的各篇鸿文，与读者分享我的阅读体会，并以此表达晚辈对这些老共产党人的敬意。
中共党内民主派的界定
中国共产党是根据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创建的革命政党，在政党分类上，属于现代极权主义政党类型。严密的组织、服从领袖、禁止一切派别活动是极权主义政党的基本特征。毛泽东当政时的中国共产党曾经把这些特征发挥到极致。在那时，不大可能出现对立于党的最高领袖的不同政见。比如刘少奇，即便他在建国初期有一些不同于毛的主张，但遭到毛的批评整肃后迅即俯首称臣，紧跟唯恐不及。林彪揣度毛的心理颇有心得，大智若愚的“韬晦”之术也算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但最终仍不免在“接班人”的位置上功亏一篑，成了中共历史上又一次“路线斗争”的牺牲品。总之，在毛那个时代，中共党内甚至没有按照它自己的党章规定应属正常或起码的“民主生活”，出现不同政见、形成有组织的党内派别更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一个专制性政党内部出现分化，产生不同的政治主张，只有在这个党生逢的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作为极权主义政党的党本身也开始走向衰落时，才有可能发生。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形。
从大的时间尺度看，20世纪是中国的大变化、大动荡期。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特别是制度转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这个转型的目标本来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用来取代在中国延续了2000年之久的皇权专制制度。但是，历史发展本身往往充满了悖谬。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把西方激进的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并与俄式革命战略相结合，形成共产党自己的改造社会的理想和纲领。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党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竟然取得非凡的成功，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打败了自己的对手，从而获得按照党的既定理念去改造中国的现实机会。
当然，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是一出乌托邦悲剧。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从告别专制、走向共和意义看，本来代表着中国现代社会政治转型的正确选择；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致力于建设一个“阶级专政”基础上的“新社会”，其实倒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扭曲，乃至背离。可叹的是这样一个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真理，中国人是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方才认识。――当年的中共领导人和千千万万普通的共产党员，不是都曾真诚地相信自己所要建设的，才是“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么？！1949年的成功，赋予中国共产党巨大的政治合法性，也成就了一个革命政党向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极权主义执政党的身份转变。这个党曾经是强有力的，不仅因其“革命”理念的深入人心，而且因其出色的组织控制和动员能力；而这两者，又都与一个魅力领袖的存在结合在一起，并互为因果。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条件，那就是中国社会这块巨大的土壤。这是块富含专制文化基因的土壤。一个极权主义执政党只有植根于这样的土壤中，才能根深叶茂，如鱼得水。
然而，时代在变，中国也在变。既然这个党的理念追求在历史哲学意义上本来是错的，虚幻的，那么历史本身就总要创造出纠正这种错误的条件和机会。1976年毛泽东去世，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样的机会终于开始显现。改革开放其实是对当代人类普世价值的回归，也是对1912年所代表的制度选择的回归。尽管当政的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意、也不太可能一下子就承认，但套用一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这是一个历史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还要看到，这个伟大进程不但对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对执政党本身的影响同样极其深远。社会选择和价值倾向的多元化会在执政党内部引起反响，引起党内成员认知和组织意义上的分化，从而最终改变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态。社会的民主化要求执政的共产党自身也必须发生变化，执政党的自我转型已经被提上日程，而这必然意味着，共产党作为专制主义政党的衰落将不可避免。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分化首先是认知意义上的分化。
我们看到，这些年来，共产党内出现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当年参加革命本来是为了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大半生的经历证明，这个他们亲手参与创建的体制非但建不成这样一个“新中国”，反倒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只有宪政民主，那个原来被马克思主义批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建构，才是人类的光明正道。他们是这个党的成员中的最早一批觉悟者。“两头真”可谓对这批老共产党人的如实写照，那就是，当年参加革命、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是真；现在提倡宪政民主、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同样为真。正是这样一个“两头真”老共产党人群体的出现，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形成做出重要开局。
对中共体制内变化素有研究的旅澳学者冯崇义先生曾经把判别中共党内民主派的标准归纳为如下三项：“第一，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体系，尽管在学理上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认识程度可以有深浅不同。第二，反对一党专政。从民主的角度反对个人迷信、领袖独裁但并不明确反对一党专政的人，至多也只能算是半个民主派。第三，在行动上从中共内部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区别于有思想而没行动的党内潜在民主派、也区别于作为公开的反对派从事民主运动的党外民主派”。“严格说来，中共党内民主派实际上指的两部分人，即极少数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派和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自由主义民主倾向但未必完全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半民主派’”。（参见冯崇义“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中共党内民主派”等文）
我基本上赞同崇义兄关于中共党内民主派的这个界定，需要补充的是：这里的“派”只是广义而言，指具有相同或近似价值取向的党内成员所组成的松散群体；识别他们的“共同性”的，首先、而且（就目前而言）主要是他们认知上的特征，而不是组织上的特征。这就是说，广义的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出现，首先是中共党内认知分化的结果。它有可能发展为中共党内的某种组织派别，甚至导致中共的组织分化，但这是未来的事，远不是当下。
但党内认知分化作为一个事实的存在，仍然意义重大。在当代中国改革的伟大进程中，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孕育产生乃至隆重登场，就将以此为始。
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一面旗帜
中共党内民主派有两面旗帜，一面是胡耀邦，一面是赵紫阳。二位都曾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又都在这个职务上被党内保守势力拉下马来。
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有名的“红小鬼”，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耀邦当年曾颇受毛泽东器重，长期主持共青团工作，尽管在60年代特别是文革中受到过迫害，却从没有动摇他对共产主义的原初信仰。文革后复出，耀邦积极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大力平反冤假错案，重新评估党的历史，极力反对个人崇拜和“终身制”，倡导“说真话”，爱护和保护知识分子，营造宽容的社会氛围，坚持“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在经济、科技、教育、农村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国家发展战略、和平外交等领域提出广泛的改革设想或举措，凡此种种，均是为了拯救这个党，试图重新恢复这个制度的生机，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耀邦确曾真诚地相信，经过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党的原初理想的实现仍然是可能的。
当然，耀邦的局限也在这里。耀邦先生虽勤奋好学，但在认知方面未能超出传统马列意识形态的囿限。耀邦为人真挚、坦荡，人格高尚，这在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中是极其难得的。但是，他的独立人格一旦与“组织原则”发生冲突，就往往发生变形，这使耀邦内心深处充满痛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自由化”问题上，耀邦虽尽力与邓、陈周旋，乃至抗争，但也免不了委曲求全，对两个“左王”反击不力，所以如此，除了现实政治斗争的复杂、残酷外，耀邦自己并未从根本上反思一党制社会主义的弊端，是重要原因之一。认知方面是一个因素，心理方面是另一个因素。长期的党内生活、巨大的意识形态传统和禁锢使得即使耀邦这样的人也未敢触动心灵深处的禁区，这种无意识的自我防卫机制是尚待科学研究揭示的重要秘密。1987年胡耀邦含冤下台。在生命的最后两年耀邦同吴江、李锐、于光远等人的交流说明他已在思考一些更深层面的问题，可惜历史没有能给他足够的时间完成这种思考。
总之，无论就认知层面还是就组织行为层面言，胡耀邦仍然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人，是一个并未同旧体制决裂、仍然试图在传统轨道内为这个党和这个国家寻求出路的探寻者。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说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一面旗帜呢？
我以为，可以从下面两个含义上理解这个命题：
首先，耀邦的认知理路虽然总体上仍未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羁绊，但他的思考中已经包含大量可供挖掘的新的思想元素，这些思想元素或认知元素带有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因子，经过提炼、提升，完全可以转化为当今中国政治改革和宪政转型所需要的思想资源和体制内动员力量。
举个例子。早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的1977年，耀邦就曾指出：“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直到‘两个凡是’，都是教条主义的。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历次政治运动积累起来的冤假错案，各种错误的组织结论，把干部知识分子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们的亲属、朋友，被剥夺了担任适当工作的权利，无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页56）
“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此话讲得何等之好！虽然耀邦这句话有它特定的语境和所指，但却蕴含了太多可供思考、可供挖掘的东西。关于民主，耀邦曾坦率承认自己还没有“研究清楚”，但他明确指出“民主问题没有研究清楚前，各种各样看法都可能提出来，但都不可当作定论”。（同上，页330）这里表现的是一种开明态度，因为既然还没有“定论”，就应当允许人们就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发表不同的见解或主张。关于“党性”，耀邦曾这样讲：“以前我们很长时间把党性理解为听党的话，任何情况下服从组织决定，理解为就是组织性纪律性。看来，这不应是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我想，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才是党性的核心。”（同上，页729）尽管耀邦自己也没有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提出这个观点本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十分难能可贵。关于这个党的现状和未来，耀邦则时不时表露出深深的忧虑：“现在是我们当权，现在是我们登台表演，今后10年中间，我们这些人究竟演出什么戏来？是演出一场威武雄壮的话剧来，还是演出一场悲剧来？是演出一场笑剧来，还是演出一场丑剧来？”（同上，页332）耀邦对这个党走向衰退心存警惕，对党内越演越烈的腐败现象痛心疾首，大声疾呼“不要忘记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几年就垮台的教训”。（同上，页1092）虽然从目前掌握的资料言，耀邦尚未将自己的沉思上升到从理念和制度层面为共产党另寻出路的高度，宪政、多党制、建设一个强大成熟的公民社会等尚未系统进入耀邦的思考视野，但耀邦主张大胆探索，不要为这样的探索设置禁区，已经预设了一个人道的、理性的观察问题的立场和出发点。而且，我们不要忘记，耀邦是顶着多大的压力在做这样的事情啊！
只有深入体察耀邦当年处境之险恶，才能理解耀邦精神之可贵。耀邦去世后两年，六四突变，软禁中的赵紫阳继续了耀邦的思考，把耀邦很多还没有来得及想明白的问题彻底搞清楚了，赵紫阳也成了中共体制内第一个公开与专制体制决裂的前领导人。胡、赵的思想遗产，是当今和未来中共党内民主派的重要精神财富，是中国改革事业的宝贵精神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一面旗帜，难道不是恰如其分么？
其次，更重要的是，胡耀邦和一大批以他为代表的力主改革开放的共产党人，是极权政治达于顶峰后走向反面的产物，是这个党痛定思痛过程中产生的体制内新生力量。尽管这个力量还很弱小，在认知、行为方式等方面远未挣脱旧体制的影响，但他们却在客观上代表着某种新的方向。共产党作为一个极权主义执政党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和转型，才能从一个专制政党转变为宪政民主体制框架内的民主政党。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对中共来说，这也是一个痛苦、艰难的自我解构和重建过程。它需要一系列的刺激和推动，包括来自自身内部的刺激和推动。胡耀邦和他的党内改革派同事恰恰充当了这样一种推手的角色。尽管在当时，他们自己也未必清楚意识到这种角色，但历史发展往往是这样的，行动者在大的历史转变年代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进步的工具，甚至火车头。
耀邦曾经痛切地指出：“要看到，我们的国家野蛮落后。一个国家要有正常的政治生活，首先执政党有正常的政治生活。”“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正常的政治生活，就等于灭亡，实际上是一个躯壳。”（同上，页211）正是基于这一点，基于对文革等痛苦经验的深刻反思，耀邦坚决反对任何个人崇拜，力主废除事实上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耀邦曾表示，希望中国也能有自己的华盛顿，“我一定只干一届，到70岁就退下来，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同上，页790）事实上，过去30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所取得的为数不多的进展，其中之一就是结束了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现象，至少在形式上。这与耀邦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然，邓小平也积极主张废除终身制，但他的言辞和行动并不一致。邓在十三大后名义上退出了政治局，实际上却仍然是共产党的太上皇。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要改变之，谈何容易？！
耀邦倡导全面的改革观。他主张中国的改革必须“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同上，页826）1986年，耀邦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个文件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参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页426）应该说，这如实反映了胡耀邦和80年代主张改革的一批共产党人的共同认识。他们希望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凡此种种，均在客观意义上有助于推进执政党的自身转型。后来历史又一次发生大的逆转，六四天安门事件结束了80年代的改革蜜月，但历史却记录下耀邦和他的改革同道的奋斗足迹。今天和未来中共党内民主派对改革事业的继续推进，都是对那一段历史的承续和拓展。
在这个意义上，把胡耀邦视为党内改革派的前驱和中共党内民主派的旗帜，也显得极其自然，并符合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
当今中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形势出现哪些新特点？
耀邦逝世20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正面看，中国的经济总量有了很大增长，国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经济生活中的自由选择度在加强，这个国家已经从开放中领略到市场经济的无限好处。但是，与此同时，贪腐也在增长，也在膨胀，而且这个膨胀的速度远快于国民财富总体增长的速度，更快于普通国民收入提高的速度。人们用“权贵资本”来形容这个日益庞大的贪腐集团，因为他们很多是靠非法利用公权力发的财，然后再凭借这些不义之财进一步染指、控制公权力。这股巨大的贪腐势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躯体上最大的毒瘤。
那么何以至此？这就要回到六四发生后执政者对自身状况的基本估计和他们采取的应对之策。六四无疑是中共当政者建政40年遇到的最大危机，用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普通市民，几乎使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邓小平何尝不懂得这个道理？所谓“大气候”、“小气候”不过是给武力镇压找一点说辞，他自己也清楚，老百姓对“官倒”、腐败的愤恨才是这么多人走上街头的真正原因。为了稳定局面、收回人心，六四后、特别是邓小平南巡后的中共执政者采取了两套并行的办法：一套是狠抓经济，促进增长，我们可以称之“GDP”战略。执政者的逻辑是，经济发展了，老百姓得到“实惠”，人心就可收回，政权就可稳定。这样，人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GDP会成为过去20年中央考核地方各级政府“政绩”的硬指标。另一套办法就是体制内的反贪腐战略。尽管信心不足，党的领导者至少希望这样的努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体制内腐败的蔓延趋势。体制内反腐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把它作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挡箭牌和替代品。党的领导人努力让他的党员和普通臣民相信，似乎依靠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就可以解决权力监督和权力制衡的难题。两套战略的总目标是维持“稳定”，说的再透彻些，是为了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也就是执政地位。而这样两套战略的实施必然同时意味着，上个世纪80年代党内曾经酝酿过的政治体制改革将被长期搁置，因为今天的领导人甚至不再具有勇气领导这样的改革；至于多元化和以宪政建设为目标的政治改革，则更是被彻底否定，因为这样的改革被解读为要从根本上“革”共产党的“命”。党的“第三代”或者更新一代领导人肩膀太嫩，心胸又太小，他们似乎扛不起“丢掉祖宗江山”的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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