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共产党人中仍有坚持革命理想者，他们至少还有“不能违背人民意愿”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因此，1989年的这第三次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但有更多，更为广泛的普通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参与和同情，而且在党的最高决策阶层出现了分化。时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几乎在一开始就对群众游行中提出的“新闻要说真话”、“新闻属于人民”、“不要逼我说谎”的呼声，给予了积极的响应：“我觉得新闻改革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新闻一定要说真话，千万不能制造假新闻，不能隐瞒事实。新闻报道要真正做到：客观，全面，真实，及时，这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部分”。后来，赵紫阳始终坚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大概应该包括制定《出版法》、《结社法》、《游行、集会法》，对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提出的五大自由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这就可能如赵紫阳所说，“能够在执政党、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沟通和互动模式，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使我们国家不但在经济改革上取得丰硕成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将出现一种新的局面”（《给中共十五大的信》）。这样，中国就能够在政治民主化的路程上迈进一大步。

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决策阶层作出了武装镇压的选择，而其镇压的范围、规模与强度远远超过了1981年初，他们坚持的仍然是陈云的原则：不给民间舆论和社会组织以任何合法的地位，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更加肆无忌惮地剥夺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游行、集会自由，变本加厉地加强党对思想、舆论的控制，政治体制改革第二次被搁置。而这次搁置的结果，就是将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结合为一体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与强化，并占据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主导地位，改革利益的垄断者，由此造成的两级分化和环境、资源的破坏，都是空前的，其所导致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的全面危机，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二十周年的今天，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于是，又有了第三次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同步推行的任务的提出，这固然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任务；但这第三次提出，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也就具有了先天的不足。于是，我们注意到，谈经济体制改革，

发展民营企业，仍不允许私人经营出版社和报刊；谈法制建设，仍将《出版法》、《结社法》、《游行、集会法》的制订悬置；只谈所谓“知情权，发表权，监督权”，而着意回避“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等等。这表明，今天的执政者仍然要坚持党对舆论的绝对控制，坚持国家对出版的绝对垄断，坚持对民间社会组织的压制和控制：维护党的唯一者地位，维护一党专政，仍然是他们不可逾越的底线。但时代毕竟不同，要完全剥夺人民的五大自由，越来越困难，成本也越来越高了。网络的出现，就在信息封锁、舆论控制上撕开了一个裂口，而面对群发事件采取直接的高压付出代价太大，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已成一个必须考虑的选择，等等，都为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提供了某种空间。但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而不能期待政治家的恩赐。何方先生在他的《从延安一路走来》里说得很好：“要搞政改，消极等待是不行的，必须积极起来争取，老百姓团结起来，督促推动当权派一起搞政改”，“就是要和现在的顽固派作斗争，希望通过‘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想不经过斗争，自然就可以实现宪政，那只能是梦想”。

中国的改革，必须走一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道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人民行使宪法赋予的以五大自由为核心的民主权利，实行广泛政治参与为基础。将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市民排斥在外的，由国家与党掌控一切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以巩固一党专政为目的的改革，必然走向歧途，必然导致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的全面危机。这就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也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以后的中国历史给我们的最大教训。

2009年1月29日——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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