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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森阳一：的确如此。就是要剥夺人的语言能力，把他/她推回到零岁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要设法利用语言具有的最基本的属性，这样就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众所周知，开始快速习得、学习语言的2～5岁的婴儿，睡觉之前经常会要求大人给他们讲一些故事，同样，换成现在的孩子的话，他们可能会要求大人给读一些连环画。那么，为什么处于特别喜欢问“为什么”的这个阶段的婴儿如此喜欢听故事呢?因为一系列的因果关系的连锁被非常稳定地设定在故事里面。这个时期的孩子不会要求大人给他们讲新的故事。对同一个故事他们喜欢按同一种方式重复不断地听。那么，对操纵语言的人来说，又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故事呢?因为在这种被普通老百姓长时间讲说的故事中，有一种非常稳定的、被设定好的因果关系，而这些因果关系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世界。
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在近代以前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传说、神话、故事里面，有人们通过语言去建构起来的因果连锁的基本形式存在于其中。通过这种让大人给讲故事的形式，孩子们也凭借故事的手法、将自己的经验用语言这种手段建构到自己的世界里。因此，在某个语言体系里，每个个体的记忆方式跟该语言体系里面所形成的种种传说、神话、故事形式之间，其实有很深的关联。生活在该语言圈里的人们的记忆，是通过这种故事形式，来形成集体的、社会的记忆的。因此，在这种所谓的“心脑控制社会”中，大众媒体主要是通过以这种故事为媒介所形成的社会的、集体的记忆来起作用的。因此，作为心脑控制的手法，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方法是重视把世界上所流通的神话、传说中所共有的人物形象作为原型进行分类的荣格派分析心理学。
陈多友：那么，如此说来，是不是就引发了一种极其吊诡的现象的出现?即正试图对民众实施心脑控制的资本和权力方，势必会将人文学家，特别是人类学家、文学家、心理学家等等在各自学问上的所有积累，都作为控制社会的方法来加以利用。
小森阳一：此言得之，比如说，我小森阳一本人在年轻时代所钻研的一些理论成果，事实上现在也全部被这些恶势力所挪用，对于这一点我自己也必须负起某种责任。
陈多友：是啊，学术如果没有向量规定，说不定就会走向反面。所以，古人才会说“吾日三省吾身”呐。那么，接下来，请你谈谈，媒体是怎么样通过操纵语言把人们拖回到掌握语言以前的那种快/不快的二元对立的状态之中去的，好吗?
小森阳一：那我就介绍一下实施者所采用的一些方法。其基本要点也即，在语言里除了有客观的概念之外，同时，也有种肯定的价值跟否定的价值这一二元对立结构潜藏于其中。比如说，在日语里，对一些客观问题，例如关于气温的高低问题就有好几种表述。假如把气温高叫作“热”，把气温低叫做“凉快”的话，“热”就是不快“凉快”就是快。但是，同样是气温这种客观的东西，假如把气温高说成“温暖”，把气温低说成“冷”的时候，“温暖”就是快，“冷”就是不快。所以，在语言的表述里面，在对某一个具体事实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利用语言里面预设的肯定与否定的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把它作为心脑控制的基础。刚才我举的例子其实很简单，但在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中，在语言所度过的漫长的历史之中，很多语言内部都蕴含了某种肯定与否定的价值，只是我们大家对这种习以为常的东西不太留意罢了。所以，对于想达到心脑控制目的的资本和权力来说，在某一个语言的共同体里面，每个单词、每个短语它们是怎么被无意识化并怎么被和那些潜在意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他们最关心的关键所在。所以，想要实施心脑控制的这些人所关注的是，近现代文学最强烈否定的，用法国解释学学者保尔•利柯尔所使用的术语来说的话就是“死掉的语意”。
陈多友：“死掉的语意”?这似乎属于隐喻的范畴。
小森阳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语言都具有其隐喻意义。也就是说，在某个语言共同体中被反复使用的，大家已经不再认知它为一种比喻的那些表现，实际上它们依旧是和社会基础紧密相连的社会的、集体的记忆。所以，要想达到控制心脑目的的人会彻底地进行一些市场调查，这种市场调查最关注的就是前述这种已经约定俗成的比喻、已经死掉的语意。也就是说，只要把每一个词语中含有什么样的快和不快的集体的记忆通过调查寻找出来，并把它们在相应的社会环境中，挪用到政治上加以发挥也就变得可以操作了。
陈多友：有学者称呼这是政治修辞术，需要专门研发炮制，你怎么看待这种语言策略呢?
小森阳一：我们可以称呼它作“政治修辞术”或者别的什么名词，总而言之，它是实现心脑控制的手法。诚然，关于这种手法，有许多专门的研究机构在开发运作。例如，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叫Zaltman的研究所里，研究者们已经把这手法研究出来，把它们商品化后出售，并且已经在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事实上，如今决定美国布什政权政治手法的是一个叫Frankrance 的市场调查专家的研究成果和建议。
陈多友：可以说得具体一些吗?
小森阳一：可以。我想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是布什刚一上台，美国就退出了旨在控制二氧化碳排出量的所谓的《京都议定书》。这是因为，在布什政权诞生之前，石油能源产业是他最大的道义上的支持者和经济上的援助者。当时，为了兑现在竞选时向自己的拥趸们许下的承诺，布什政权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法呢?他首先在舆论方面制造了这么一个流行词，就是把之前人们所说的“地球温暖化”这个措辞，也即英文的“GlobalWarming”改成了大家听起来比较舒服一些的另外一个表述。使用“warming”这个词的话，就一定有了一个方向性，也就是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地球的环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很剧烈的变化，在这个措辞里面潜藏着这样一种危机意识。也就是说，Frankrance 已经留意到了一些跟不快感联系在一起的词汇。他向布什政权建议：把全球气候变暖这种说法废止，改用“气候变化”这个词语，这样的话就可以去除以前词语里面的不快感。也就是Global Warming这个英文词语的表述说，原来用的话，有一种方向性，负的方向性，负的价值取向在里面，但是当把它改称为“气候变化”ClimateChange 这个词的时候，这种方向性，这种价值的判断全部都变得含糊化了，通过这种方式他就得到了来自国民压倒性支持。
第二个例子就是布什政权所采取的以富裕层、富人为对象的减税政策。那时，也出现了重要词语的变更现象。比如说，富人去世给后人留下遗产，针对这种遗产所征收的遗产税原来是用英文“Estate tax”这样一种字眼表述的。当然，用“Es-tate”这个词的话，就会给人留下特权阶级的印象，是使人感到很“快”的一个词汇。因此，市场研究家Frankrance 就建议布什：不要使用这种听起来很舒服的“Estate Tax”这样的词语，应该把它改成一个不快感的词汇，所以他就把同一种税负改成一个叫“Death Tax”(死亡税)的称呼。因为死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十分令人畏惧、有很不吉利的印象，所以，当这种税负改了名称之后，和继承遗产完全没有关系的穷人都觉得应该把这项税收去除掉，因此，遗产税也就抹掉了。
对全世界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第三个例子，就是 2002 年布什在所发表的政府白皮书报告里面，提出了一个新词语“War on Terror”。按照美国法律的定义：“由国权所发动的战争，也就是说由政府发布宣战布告而进行的战争”才是“war”。如果按照这种解释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没发生过一次战争。美军所实施的军事行为只是在联合国宪章指导之下进行的作为制裁或是自卫的战争。
陈多友：前面两个例子都很好理解，但是，第三个例子好像涉及到了非常复杂的国际化知识与逻辑，若是不经过特别宣传，相信普通民众未必清楚“战争”与“制裁或是自卫”之间的差异。
小森阳一：是的。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 条，也就是“个别自卫权的使用是被容许的”这一条款，对阿富汗发动了战争。也就是说，直到前不久，以美国为首的多国军队所实施的“伊拉克攻击战”，似乎也是在以英文“defense”这个词语的名目之下所进行的一次自卫战而已。自越南战以来(除了这次战争之外)，以自卫名义发动的战争从来没有给美国人记忆中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针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以防卫名义发动的战争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2002年，美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伊拉克攻击战。这次战争也是在美英两国联军行使所谓的集团自卫权的名义下，也即在“defense”的名目之下所进行的。
但是，市场研究学家 Frankrance 对此颇不以为然，他建议：不应该使用“defense”这样的字眼，应该把它改成“war”(战争)这样的词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美国范围之内，“war”这个词语，二战以后在美国的英语媒体里面，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比喻在使用的。比如说，像扑灭爱滋病的运动被称为“War on AIDS”，扑灭贫困的运动被说成“Waron Poverty”。这样，它一直是被作为一种比喻性的词语使用的。根据Frankrance的一项研究发现，日常基本上只看电视了解社会的美国普通黎民百姓，对“war”这个词语有非常好的印象，在他们看来“war”这个词语是跟拯救人、解放人联系在一起的。另外，就对作为一个正面意义上的“war”这个词语的记忆而言，美国众多老百姓只记得美国参与的那场正义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之后，关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如何发挥自己正义作用的，成为了历久常新的历史话题。好莱坞的战争电影在反反复复地制造着美国民众对于“war”所持有的这种正面的集团的社会的记忆。大家可能也已经留意到在“War on Ter-ror”这个反恐战争口号中有一个重要的关切点，即以“terror”这个词来做对象语是非常抽象的。依语言使用方法的确切性而言，在称谓作为对手的敌人时，一般应该使用“terrist”这个词语。但是，假如使用了“terrist”这个词语的话，那么，“war”这个字眼就不能使用了。如果要使用“terrist”这个词做目的语的话，与此相对的正确的动词应该是“arrest”逮捕这个词。也就是说，通过使用“terror”这样的抽象的词，“war”这个动词的使用就成为了可能。换言之，只要使用了“terror”这样抽象的目的语，那么，对于这种恐怖行为，按照什么样的基准把它从世界上消灭，其实是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的。所以，对美国来说，既然它没有什么划一的标准，那么无限战争和长期战争也就变得可能了。
因此，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在(诸如美国的)心脑控制社会，资本与政治实际上就是利用某种手段把社会变成一个支持战争日常化、战争持续化的工具的。
陈多友：那么，如此情形在日本社会是如何反映出来的呢?
小森阳一：日本的心脑控制社会的发达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美国。和美国的布什政权一样，在日本，把布什这一套心脑控制伎俩运用到政治手腕上的是2001年上台的小泉政权。
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每天一定要会见电视记者，乐此不疲地接受他们的采访，而且他的发言一定只使用用时仅15秒钟左右的语句，换言之，他使用了类似广告的手法表述自己，并有效地利用此种手法来控制国民大众。日本的媒体把小泉的这种一句话“One phrase”表述手法戏称为“Onepolitics”，也就是一句话政治。但是各个媒体通过大量生产这种一句话政治，电视台得到了很高的收视率，报纸也得以扩大发行量。小泉的心脑控制手法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2005 年夏天他在众议院进行选举时所使用的手法。他当时启用了一个叫世耕宏成的扮演宣传者角色的心腹。世耕宏成通过使用一家叫NTT的日本最有名的传媒公司的餐券来打开大众传媒的门户。世耕宏成在选举之后还出了一本叫《专业广告战略》的书，得意洋洋的把他的全套的心脑控制策略公诸于世。
陈多友：小泉纯一郎政治是一种保守政治，其政治命意显然不同于日本此前的任何政权。这一点应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过，对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应该是：其政治战略是如何成型的?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小森阳一：首先，他的战略里最重要的手法就是制作了一句很有名的口号、或者说一个重要的流行语，那就是“不要挡着我改革”。自民党和专业的公关公司签订了和约，本来按大家的一般性理解的话，“不要挡着我改革”这样的一个否定性的表述，它意味着某种拒绝。
虽然它是否定型的口号，但是“不要挡着我改革”这句话还是被选为竞选口号。这是因为在“改革”这个词里包含着这一时期和日本社会紧密相关的社会记忆、集体记忆，而这些记忆被自民党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刚才我也谈到心脑控制方法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呼唤、召唤一个词语里面潜藏着的本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或者是半意识化的集体记忆，并使其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成为心脑控制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他们对“改革”这个词语进行了研究，研究它有着怎样的意思、这些意思在过去的日本社会是怎样被注入这个词语中的，它又如何蕴藏在民众的集体记忆里，如何使全体当事者共享了某一个故事。自民党研究了在“改革”这个词语里面如何蕴含了长期的记忆、中期的记忆、短期的记忆，他们试图利用这些记忆，对这三个记忆进行召唤并使它们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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