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外国人不远万里，给石门坎带来了进步，带来了文明；百年后，自家人从自家门前给石门坎带来的，则是腐败，是马屎工程，等等。真正的爱，基督的爱，的确是超越国界，超越种族，超越宗教，超越政治的。可悲的是，罪恶亦然。

我只好在心里祈愿：但愿，除了那四根柱子只是看起来弯曲，实际上教学楼根本不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上帝保佑，阿门！

 

下面淡黄色瓷砖教学楼前，苗族信教史和苗族溯源碑躲在坎下，似乎不愿给人瞧见似的。原来，起初繁体字原碑，文革时给“破四旧”了，如今这两块碑，是今年重竖的，简体字的新碑。可惜忘记询问一声，碑上的苗文，是柏格里发明，苗族人不愿放弃的老苗文，还是四九年后政府推行，苗族人“学不好”的新苗文。

不管他了，上楼参观陈列室去。事前的想象，百年建起的老学校，又曾经那样的辉煌，里面的陈列物，不说汗牛充栋，最起码，也不应该如此寥若晨星。那些个陈旧的什么手风琴，留声机还是什么等等，一眼看去，还以为是柏格理他们留下来的，赶紧上前仔细观摩。谁知文字介绍告诉我，那是四九年后的家伙。嘿，我跑大老远，这样的货色不值得我流连。且看那些老照片去，哪怕，我知道这都是翻拍的，但他们的内涵和真实性，都远比那些“50后”耐人寻味。

由此，我见到了青年时期英气逼人的柏格理照片，见到了穿着苗族服装的柏格理及其夫人照片，见到了王树德，高志华，邰幕廉等牧师的照片。还见到了杨汉先、朱焕章等光华老校长的照片。那一张张当年柏格理拍摄的四九年前石门坎景象和石门坎人的旧照，无可辩驳地说明，“解放”前几十年和“解放”后几十年石门坎的景象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只能让你得出一个十分沮丧的结论：今不如昔！关于这一点，沈红，王大卫等等的书里、文章里，也都发出了类似的感叹。

让我稍稍有些意外的是，东人达的《在未知的中国》，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王大卫的《中国石门》在陈列室也“赫然在目”。东人达，这位原先毕节师专的教师，，他的《在未知的中国》是在毕节时采访，调查，写作的。到2003年此书迂回到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时，他早已经是重庆三峡学院的教授。到重庆“了解情况”来了。张坦，仅仅因为《“窄门”前的石门坎》在云南教育出版社面世，便遭遇了单位的“逼宫”——先是报刊资料不再送给他看，后来是开会不通知他参加，再后来，连办公桌，也给他抬到了走廊上。如此僵持了一年，最后，胳膊扭不过大腿的张坦只好主动提出辞职，离开贵州，到成都另谋出路。（见王大卫《中国石门》“成都访张坦”一文）。东人达和张坦的书，好歹是在大陆出版的，王大卫的《中国石门》，包括此书第二版，后来易名为的《寻找那些灵魂》，则都是在香港出版的。泱泱大陆，出版社成百上千，不是因为没有这样的眼光和技术实力，我的小人之心，可能是因为王大卫在此书后记里提到的“没有删去对地方官员的批评，有的言辞甚至是比较尖锐的”，因为书中引用了敏感人士，如今在美国政治避难的何清涟的好几句“语录”，甚至还因为其在“万州访东人达”一节里提到的，《在未知的中国》出版后：“非常有意思的是,云南出版的书，贵州省的安全部门派人‘了解情况’”。我还心不由己地想到，外省的人在海外“反动网站”上发表了上百篇文章，都没进监狱，我只是在海外“网站反动”网站发表了区区四篇文章，就被那个部门弄进监狱，还被判了两年刑。

夜郎国还是夜郎国，没有因为自己给自己戴上三块表就“先进”起来。

陈列室里，《中国石门》，怎么只有上集，没有下集?得到的回答是中国特色的：被某某要人的秘书代这位要人“借”走了。

以我的眼光来看，东人达和张坦的书，用我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其实还有着不少“局限性”。比如，身为中共党员的东人达，他在其《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一书中，引用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来说明传教士的“殖民侵略背景”。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老七，当年这个十分歧视妇女，残酷压榨佃户的土目，明明是一个愚顽不化，只知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人，东人达在书里不仅称赞老七“民族意识十分强烈”，甚至还用歌颂般的话如此描述老七：“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洋教，言辞与勇气，同内地的义和团何其相似。”这样的说法，则与中共的几个官员在初版《柏格理日记》序言和后记里的说法何其相似乃尔。在序言里，杨官员列举了柏格理等传教士在石门坎的几项了不起的成就，但话锋一转，他的结论却是“驴则付汝，姜还树生”似的：“无论他的一切活动效果如何，都在为殖民侵略的大前提和终极目的服务。”

陈、马二官员则在后记里不仅捡拾中共历史教科书里的牙慧，还如东人达般对老七称赞有加：“柏格理在义和团革命运动时，就动用昆明的政府军队护送他从昭通到会泽向中越边界撤离……由此，我们便清清楚楚看出传教士们在干什么勾当。这说明当时的土目老七，更加能看清柏格理的宗教外衣。”张坦的书里，没有拉马恩大旗作虎皮，虽然也有“基督教具有超地域传播的功能和强烈的侵略意识”的字样，虽然提到了朱焕章的死亡，但却“自杀”二字也避讳了，只用“因故身亡”含混带过（见《‘窄门’前的石门坎》128页），但却没有东人达，尤其是没有既得利益的官员们那种对柏格理等基督徒那种前提与结论自相矛盾，眼光游离，甚而至于是敌视般的态度。

在《中国石门》一书里，王大卫记录了一位彝族“退休干部”的话：从柏格理等传教士身上，我们甚至看见了超越宗教、政治、文化和种族的人道精神和人道情怀。

柏格理他们完全超出了地域、政治的范围来到中国大地，来到石门坎传播基督大爱，可是，一些曾经受益于传教士，从威宁走出来的官员，仍然冥顽不化地在政治的鬼打墙怪圈里打转，死活不肯走出来。

谁写石门坎谁倒霉，这是石门坎人根据张坦等人的命运总结出来的一句精炼准确的话。如此合符主旋律的格调，如此为当政者讳的说法，还不能为党棍和政客所容忍，真叫人欲哭无泪，叫人为中华民族感到悲哀，也为执政党感到悲哀。

这边，是柏格理回国休假是带来的种子栽种的“丝栗树”；那边，是张道惠的孩子后来栽种的樱桃树。学校下面下面那棵粗壮、高大的名叫“国槐”的大树，是柏格理探亲时带来的树种，也是柏格理亲手栽种的。关于这棵大树的栽种，当年还有个趣闻。英语的树和苗语的豆，发音十分接近，只是音调不同而已。当年，柏格理带着学生们栽种这些树种时，学生们问柏格理：这栽种的，是什么啊？柏格理用不很地道的苗语回答学生们，栽种的是树子。可是，学生们却听成豆子了。直到第二年，这些“豆子”长到一人高了，学生们才明白过来，柏格理老师去年带领他们栽种的，不是豆子，而是树子。当年在这片地方栽种的，是一大片树子，如今，却只剩下这一棵了。经过去年大凝冻，这棵树子也生病了，它的树枝上长了许多“寄生茶”，树子有了寄生茶，这是患了严重疾病的标志。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罹患寄生茶的树木就会死亡。

树下有个什么“县级文物保护”的石碑，可是，这个石碑被人打倒在地了。我蓦然联想起了柏格理、高志华墓前同样被打倒的小石碑：看来，这不是偶然事件，有人，还在如当年的老七等等那样，还在顽固、愚昧地忌恨耶稣基督，忌恨柏格理他们。我还想起了当年柏格理差点被打死，差点被暗杀……对了，从今天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高志华牧师，他哪里是如传说中，如我们在那些文章里所读到的那样，是被劫财的土匪杀害的，他，分明是被忌恨、仇视耶稣基督，忌恨、仇视高志华他们的魔鬼故意杀害的。所不同的在于：老七等魔鬼四九年前没有达到的目的，四九年以后，由他们的利益代理者为他们达到了——外国传教士们，四九年后被一个不剩地驱逐出了石门坎，驱逐出了威宁，驱逐出了贵州，驱逐出了中国大地。

宗教侵略之说与传教士的被妖魔化，原因再简单不过。大家随便想想，四九年以后，你只能尊谁为救星？文革期间的一首歌的歌词说得再明白不过：救星就是某某某，救星就是某某某。是啊，不把你这个外邦救星撵走并妖魔化，我这个急欲、必欲取而代之的“救星”，只想有“救星”之名，不想干“救星”之实的“救星”，怎会有人承认，怎会有人顶礼膜拜？这与街坊小市民妇人的干仗手法是一脉相承的：贬低对手的目的就一个：抬高自己。柏格理早在1892年6月3日的一则日记里，就对这样的污蔑行径作了一针见血的透视：“一位我们很熟悉的妇女告诉我们一些在街上流传的关于我们的可怕谣言。我认为，这些人本身就不道德，因此才捏造出种种有关我们的事情来。”

淳朴善良的苗民，对传教士的态度，是与党棍、政客完全不一样的。柏格理在1904年7月23日的日记里有如此记载：“我问他们是不是怕我们，有一个人回答：大家听到汉人和诺苏说什么外国人！外国人！起初我们感到害怕。不久以后，我们出来一看，然而发觉你们并不外，是和我们自己一样的人。我们就是一家，只不过你们来自远方。这番话简直就是最伟大的贺词。”试问，四九年后中国大陆的哪一个党棍、政客得到过如此纯真、质朴的赞赏？

宗教侵略之说显然与事实相违背，前提与结论的不沾边。

宗教侵略之说与传教士的被妖魔化，如果说，四九年之前是自下而上，还含有很大愚昧、无知的成分；四九年以后，则完全是一种自上而下，别有用心的诬陷。

王大卫《中国石门》中记载，即使是在家中挂了写有“人民大救星”毛泽东像，封闭如苏科寨的吴善宇老人，也认为，柏格理等英国传教士不是“文化侵略”，更不是“文化特务”。吴善宇老人并不了解伟大领袖其人其事，“人民大救星”五个字，是他从党书报上复制、粘贴下来的。早在少儿时代，我就在一本文革前出版的连环画上看到这样的内容：在义和团攻下的天津一个教堂地下室里，“拳勇”们发现了许多婴孩，这些婴孩，是传教士从民间以美丽的谎言骗来，喂养在地下室，准备搞医学实验，甚至是将婴孩喂养肥胖后，杀来食用的。在一份五十年代贵州省的一份对西南地区传教活动“定性”般的资料上，“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在苗族地区进行侵略活动”，“帝国主义者在宗教掩护下的间谍活动”等句式充斥其间。文革期间，“帝国主义别动队”、“殖民运动的先锋”、“文化侵略的罪人”等争对传教活动的不实之词，更是充斥着各种报刊杂志。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解放”六十年了，宗教侵略说，还远远没有销声匿迹。3月31日在威宁县城时，我们就听到这样的说法。说是，本来，贵州方面本想将石门坎申报为什么文化遗产，但一听说国外宗教团体要将柏格里“封圣”什么的，就被吓的偃旗息鼓了。另一位政府部门的人人云亦云般地说：传教士来石门坎传教，是想达到侵略石门坎，从而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

在看了《中国石门》之后，知道王大卫所在的工作部门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王大卫“发财”的单位，竟然是贵阳市委宣传部，因为，我认为，他这个比东人达还体制内的人，却比东人达对待柏格里等传教士的态度还客观得多。《中国石门》里有着这样的内容：有位分管宗教的领导对大卫个启基说，国外和港台在贫困地区捐资建设学校的目的，是想搞“政治渗透”。大卫听了大惑不解哪里不可以搞“渗透”，为什么偏偏要到边远、贫困地区来搞呢？ 在1910年10月27日的日记里，柏格理有如下记载：

在我们今天的行进途中，经过了一所群山环绕的独立地主庄院，还在小路上遇到一位诺苏地主。他以最不友好的姿态对待我们。他说：“我们痛恨柏格理，因为他来到我们之间，并摧毁了我们的神的威力。”

两年以前，在这座寨子里，诺苏地主对于皈依基督教的苗族人进行了可怕的迫害。那些苗族人被罚交103两银子，他们的租金增加了，他们有点被用自己的头发绑起来、有点给捆住手臂，下面则一律屈膝——地主一边打他们一边吼叫：“为什么不喊你们的耶稣来救你们？”耶稣能为你们做什么？那位外国老师能为你们做什么？”

伯格理也差点被打死，差点被暗杀。在甘铎理所著《在云的那一边——伯格理传记》里，有着这样的记叙：

一些地主对于他们痛恨的那个外国人怀着极大的敌意，因为它是招致他们社会种这场骚动的不受欢迎的罪魁祸首。他们巴不得以折磨下属农奴的同样残酷手段来对待他。他们之中有些人看来急于对柏格理下手，愿意为任何将他伏击并杀死的暴徒提供大价钱。另一些人则公开放出话来，如果他出现在他们的领地上，九立刻把他干掉。

老七这样的土目、地主，在一些人看来，革命、共产的时候，他就是阶级敌人；而在需要“一致对外”的时候，他又成了“团结对象”，甚至是同志。显然，在为反洋教而反洋教，或者说，在反洋教对自己有力的背景之下，暴虐的土目、地主，党棍，以及邪教之间，找到了共同语言。

再稍稍往下，是一个足球场。这就是石门坎足球场，怎么这样狭长?张国辉告诉我们，这只是学校足球场，正宗的石门坎足球场，在另一个地方，比这大多了。当年，贵州省省主席杨森带兵来到石门坎，见到这里居然有足球队，就叫他的足球队与石门坎足球队踢了三场球赛。比赛的结果是2比1，石门坎队胜。据张国辉说，杨森的军队之所以能够踢胜一场，完全是石门坎足球队照顾省主席的面子踢的假球。苗族人有一种用麻线制作，名叫“泡（读作：pao,第一声）弹”的自制玩具，玩时，女生偏爱用手拍打，男生则多用脚踢弄。柏格理本身酷爱足球，喜欢多人一起踢玩。足球被柏格理引进到石门坎后，很快得到当地人的喜爱。为此，人们还给足球起了个土洋结合的名称：皮泡弹。长虽然有125米，但宽仅有25米，且下方就是很深的地坎，这样的足球场，怎么踢足球啊？张国辉说，柏格理因地制宜的足球规则是：人们并排站在地坎这方，将球望坡坎上猛踢，球到达最高点滚落下来后，滚到谁的身边，谁就接着往上又踢。如果你的技术差劲没踢成，球因此滚落到深远的地看下面去，作为惩罚，对不起，那你准备好干粮，下山捡球去吧。当然，这个说法是夸张了的，但是，下面出自李昌平文章里的情况却是可靠的：

杨森输得心服口服，临走时硬是要走了四个球员。中国第一支国家足球队中就有出自石门坎的球员。50年代，贵州省毕节地区参加国家和省足球比赛的队伍中，有一半的队员出自石门坎。在发展教育、文化、技术、经济的同时，柏格理及其追随者十分重视发展体育运动，促进全民强身健体。柏格理在学校里开设了文艺体育课，开展多项运动，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游泳、爬山、拔河、田径、骑马、舞蹈、歌舞等等。每年的端午节，石门坎都要举行全民运动会、歌舞会，进行数十个项目的比赛，给优胜者物质和精神的奖励。1932年，石门坎召开第二十一届运动会，贵州、云南、湖南、四川100多支运动队参加。当时国民党政府威宁县长雷新民亲临现场，惊奇不已，也引起了当时贵州省省长的关注。1934年第二十三届运动会，有2万多四面八方的群众前来观看。

这一场叙说，直说的我这个足球盲脚痒痒的。对了，我带来的那些小皮球，不正好可以充作足球，踢它一场开开心。于是，我与同行者放下背包、相机，拿出几个小皮球，邀请来四五个学生，嘻嘻哈哈地踢开了。大家兴致很高，你来我往，你争我夺，不一会，就踢得汗水淋漓，气喘吁吁。踢完，我给足球小队员们一人分发了一小把水果糖，还有每人一个小“足球”。最后，我邀请小队员们与我合影留念。我心里快慰极了，我想，柏格理知道了刚才的事情，也会因此对我说“OK”的。

中午饭快两点钟了才吃的，吃完后，根据张国辉的带领，我们来到了石门街上的张义祥家。张义祥的爷爷是个布道员，父亲名叫张德泉，生于1915年，2000年去世，也是光华学校毕业。虽然参加过中共的游击团，但张德泉1958年还是被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并被判处15年重刑，投入到大方猫场硫磺矿劳改。刑期满后，深知回到石门坎不会有好日子过的张德泉要求留场谋生，直到1979年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些，才回到离别了21年的故乡。我问张义祥信基督与否，他说，他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相信基督了，现在，只在心里信基督。说完，又仿佛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以前是外人找回迷途的羔羊，现在是迷途的羔羊自己在找回羊群里！

这句话，很符合四九年前后石门坎信奉基督的人们的情形，很能反映石门坎四九年前后宗教信仰自由的程度，很经典的，不是过来人，知情者，有心人，说不出这样高度概括的话来

从张义祥家出来后，我们跟着张国辉，来到了澳大利亚人费立波的坟墓前。关于费立波其人其事，有个叫杨波的贵州人的记录较为完备：

费立波，NGO凯尔国际项目首任中国代表。1985年凯尔国际进入中国。与国家级特困县贵州省威宁县合作在雪山灼圃等地开展高山草场，草地绵羊等扶贫发展项目。1989年凯尔国际撤出中国。经费立波等的积极努力，香港乐施会进入中国，接替凯尔在贵州威宁云南禄劝和澜沧县的农村扶贫综合发展项目。费立波任首任驻华代表。1992年起乐施会在威宁县开展养猪贷款，地膜玉米，洋芋套种，以物放贷，小额信贷等综合项目，主要项目点之一就是威宁石门坎。费立波常年奔波这些极贫地区村寨，与当地农户们同吃同住同生活，建立了极深厚的感情。但终因过度劳累兼环境恶劣生活艰苦，1994年7月15日在其家乡澳大利亚墨尔本逝于脑瘤。享年40岁。费立波遗愿将其骨灰分成四份，永远留在他热爱的家乡墨尔本，和他鞠躬尽瘁做扶贫发展的第二故乡—中国石门坎，禄劝，澜沧。1996年，费立波的哥哥遵其遗愿专程将一份骨灰送到中国石门坎。当时石门坎政治环境极其恶劣。费立波骨灰放入土中，就埋在山上现在坟的位置，但无坟。工作人员作了记号。外人看上去与平地无异。之后乐施会驻石门坎项目办多次打报告申请为费立波建坟立碑。报告打到国安局，不同意，因为“死了还占我们的土地”。2001年，石门坎政治环境稍有放松后，当地人员发起农户集资为费立波建坟，并以石门坎项目农户名义立碑。各寨有代表参加。其情感人。

“死了还占我们的土地”，表面冠冕堂皇，实则用心不良。我还是党报记者时，每有外国人，甚至是香港人到毕节科考，甚至是来毕节扶贫，被精心挑选过的采访记者还要被反复打这样的招呼：我们只要他们的技术和钱，不要多和他们说什么，更不要有任何文字资料落到他们手里。

作为衣冠楚楚的人，我真不知道，他们的心理，是怎么阴暗到这步田地的；作为魔鬼，我倒能理解他们所作所为的根本目的：不是曾经天天叫人们唱“爹亲娘亲不如他亲，天大地大不如它的恩情大”吗，是的，他们就是想取神而代之，让人们远离真正的神，远离真理，做一个个是非不辨，黑白不分的，只知唯己首是瞻的愚民。

晚上九点过钟，我们荣幸地参加了在教堂进行的祈祷和学唱赞美诗聚会。那个教唱赞美诗的人，看起来气质与众不同，加上他在我听来很专业的音乐修养，我想，他应该是学校的音乐教师。外面还在下雨，道路泥泞不堪，这些人却穿破黑夜，来到教堂，用自己质朴、优美的歌喉唱着赞美上帝的诗歌，他们让我肃然起敬。他们自然流畅的祈祷和纯真优雅的歌声将我比较得粗俗无知，让我发自心底地羡慕、敬佩他们。能够与他们坐在一起祈祷，一起学唱赞美诗，真是我莫大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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