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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时英俊的伯格理）
作者：李元龙
知道石门坎，知道柏格理，完全源于一个偶然事件。
十多年前的一天，途经毕节太平桥时，看到一个废旧书报摊子上有几本书，便停下来，随意翻看着。其中有一本封面以灰色为主，兼有个欧洲风格“城堡”图案，作者是个外国人的书。我疑心这是一本西方式的侦探小说，但下方“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的字样使得我我拿起书随便翻翻，看到了什么传教士，基督教字样。但决定我开口问问女摊主这本书要多少钱的，还是其中的“威宁”这两个字。
摊主喊价两元，我还一元，这本书就归我了。
读了这本书之后，我的灵魂，被深深地，深深地震撼了：王树德，甘铎理，高志华，尤其是柏格理，这些英国循道公会的传教士，在100多年前，带着献身上帝的精神，带着传播基督福音的虔诚，来到了灾难深重，贫穷落后的中国，来到了中国最贫穷的贵州，来到了贵州最贫穷的威宁，来到了威宁最贫穷的石门坎。在西南地区，传教士们事无巨细，鞠躬尽力，做了大量的，有益于当地民众，能为上帝的荣耀增加光环的事情。
从细小的方面来看，劝诫人们戒烟戒酒，调解夫妻关系，规定婚姻年龄，救治吞服鸦片自杀者，为受到豪势、官府欺凌的苗族人挺身而出，为少年儿童种牛痘，等等，等等。从大的方面来说，创办学校，创办医院，创办麻风病院，发明至今尚在使用的老苗文等等，使得四九年前的石门坎创造了多个西南地区，乃至中国教育和医疗领域的第一：
●创制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这种文字以石门坎语音为滇东北方言区的标准音，在川滇黔苗族中广泛传播。
●100年前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也是第一所新式教育学校。
●兴建威宁县第一所中学，也是西南苗疆第一所中学。
●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以及一批苗族知识分子。
●中国第一个倡导和实践双语教学的双语学校。
●中国近代开男女同校先河的学校。
●倡导民间体育运动，石门坎被称为贵州足球的摇篮。
●发育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管辖川滇黔地区100余所学校和机构。
●创建乌蒙山区第一个西医医院。
●乌蒙山区第一个接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的地方，最终控制了天花。
●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氟病的地点在石门坎。
●创办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给饱受摧残的麻风病患者以人道主义关怀。
●石门坎平民医院是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
（据沈红《石门文化百年兴衰》）
不能不在此特别提到柏格理牧师，这位英国循道公会的传教士，他放弃了在英国的公务员职务，23岁来到中国，在中国谈恋爱，结婚，生子，在中国呆了28年，最后，因为抢救石门坎伤寒病患者受到感染，在51岁那年，即1915年9月15日，永远留在了石门坎。还有高志华牧师，他是于1938年，为了保护学生，挺身而出，被歹徒杀死在学生宿舍外面。
天哪，这比那个仅仅因为某人一篇文章就弄得在中华大地家喻户晓的白氏，不知伟大多少倍，并且，这样的人和事，几乎就曾经发生在我的身边，我竟然到了快四十岁时，才知道其人其事，虽然，这与官方的封锁和讳言有很大关系，但我还是惭愧。
但是，受几十年无神论熏陶长大的我当时对宗教、对基督一点兴趣也没，我感兴趣的，是柏格理等传教士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地方何以能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再一个感兴趣的，就是传教士，尤其是柏格里的个人人格魅力。
我随时关注着有关石门坎，有关英国传教士的信息。九十年代中期，在当地电视台得知：为了迎接甘铎理等传教士后代来石门坎瞻仰柏格理的坟墓，当地政府正在重建文革期间被捣毁的柏格理、高志华坟墓。
为了知道更多有关柏格理等的情况，有一天，在遇上一个在当地从事少数民族资料收集整理的所谓离休“老干部”时，我向他打听起有关事宜来。其间，他说传教士“动机不纯”、“没安好心”等，我就与他争论起来。激愤之下，当时，我有可能说了些对他顶礼膜拜的人和组织不敬的话。两三年后，有人告诉我说，这位老干当时被气坏了，第二天，尚愤愤然的他跑到毕节报社，跑到组织部，跑到我工作的老干局，要求曝我的光，处我的分，开除我的工作籍，说是如此“反动透顶”的人，不能让他呆在党政部门吃党的饭穿党的衣还说反动话云云。
工作没有被开除不说，后来，我还范进中举般考进毕节日报社，当起了所谓的记者。
2003年的一天，一个也对柏格里很感兴趣的朋友喜形于色地告诉我，他在毕节一个书店买到了柏格理等著的《在未知的中国》，这是一本包含了我们早就渴望看到的《中国历险记》《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等的一本石门坎“全集”。立时，我来到书店，买了三本《在未知的中国》。我的打算，一本自己留着，两本留着有朝一日朝圣石门坎时，送给还记着柏格理，还对柏格理等传教士感兴趣的当地人。谁知道，围绕着这三本书，后来发生的事，竟然是那样的曲折坎坷，那样的令人唏嘘长叹。
读了《在未知的中国》之后，我更为柏格理等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折服。除了介绍好几个人购买《在未知的中国》外，我还写了一篇约五千字的文章，介绍这本书，介绍柏格理等传教士的业绩。我不仅知道那个组织对宗教很敏感，我还知道，我面对的是党报，该详该略该回避，我认为，我都做到了。谁知稿子摆到两个“领导”的面前时，他们那过于凝重，甚至是紧张的表情，让我感到了一丝丝凉意。果然，他们说，这关系到党的宗教政策，很敏感，弄不好，会出纰漏，所以，宁可过于小心谨慎，也绝对不能失之粗心大意。“小心谨慎”的结果，就是我那篇文章几乎只剩下了一句话：《在未知的中国》出版了。2007年，两位头中的姓刘的那位还写了篇有关石门坎的文章发在《中国民族》上。文章提到石门坎《溯源碑》里的古歌时，他说，他“努力闭上潮润的双眼”。我不知道，他这是感动的泪，还是愧悔的泪，抑或只是矫情的纸上之“泪”。因为，2005年9月9日我落入文字大狱那天，是他让办公室主任把我引诱到他办公室，由某特殊部门几个彪形大汉把我从那里带到省城监狱的。是的，他这篇文章的确是散文，有形无神的，名副其实的“散文”。
2005年，我和几个朋友说好，当年10月长假期间，我们朝圣石门坎去。
2005年9月9日，因为四篇说皇帝没有穿新衣服的文章，我落入文字大狱中，暂时不能朝圣石门坎了。
那本《柏格理日记》，后来出狱后方知，因为我在前言和后记中眉批了“反动话”，害得这本书也被“逮捕”到那个特殊部门，直到我出狱后，才去把它“保释”回来。
假话、鬼话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说特说，真话、人话即使偷偷摸摸地说，还是被害怕真话、人话的人下到大牢里了。我的冤屈向谁诉说，我的灾难，谁能消弭？狱中的我，显得是那样的孤苦、无助。
2005年10月13日那天晚上九时许，身陷看守所，恐惧、绝望中的我突然想起了柏格理，想起了耶稣基督，想起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不听我的，人不能救我，上帝可能会听我的，上帝可能会救我。于是，我一边泪流满面地向上帝忏悔我平生所有的罪过，倾诉我的遭遇，恳求上帝救我于倒悬，一边以从未有过的虔诚宣布皈依了基督。
是的，我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宽恕，慰藉，得到了信心。我的心态自那天起，变得平和多了。就连感冒发烧，这样的在外面非输液不能好的疾病，在监狱里，竟然只吃两三次药，就令我感到神奇无比地好了。我完全意识到，这是对我的神的眷顾，拯救。
哈利路亚！
我写信给妻子，请她将《在未知的中国》与其他书混在一起，送到关押我的看守所来，我需要从中汲取坚持真理，完善自我的勇气和力量。其他的书得到了，《在未知的中国》却落入了未知的，“绝对忠诚”中共的人手中。
转押到毕节看守所后，我再次写信让妻子给我送一本《在未知的中国》。第一次，《在未知的中国》被看守拒之于监狱铁窗外面了。显然，有人害怕基督，害怕真理。又过了数月，这本书终于穿破高墙铁窗，进入监狱，摆放到了我的面前。妻子和免费为我辩护的山东律师也曾经想送本《圣经》到监狱里来，都未能成功。所以，《在未知的中国》来到我的手上时，我激动得几乎掉下泪来。将之作为自己狱中的圣经，我把《在未知的中国》通读了几遍。
2007年9月下旬，出狱刚几天的一天，我到贵阳看望在此读大学的儿子，以及拜望贵阳诸位关注过我的人们。没想到，这次贵阳之行让我得到了一本香港出版，贵阳市委宣传部“异类”王大卫写的《中国石门坎》。从这本复印的书里，我得知了更多的石门坎过去的辉煌和今天的灰暗。
但是，我能查到的资料也好，张坦、王大卫等等的书也好，对于有关石门坎，有感关教士的一些细节，一些关键环节，有的语焉不详，有的欲言又止，有的干脆给回避了。有的，甚至是明显受到主旋律格调影响，有拾人牙慧之嫌。我不是批评，更不是谴责他们。东人达，沈红，张坦，王大卫，说良心话，以他们的身份和他们面临的大环境，他们已经为石门坎做了他们该做、能做的一切，他们是有良知，也是有勇气的人，是有责任感的真正的爱国者，是有使命感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值得我尊敬。但是，我想知道更多有关传教士的真相，想挖掘更多有关石门坎的，有价值的东西。还有，我的灵魂需要净化。
我朝圣石门坎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二
我是于2009年3月的最后一天，即3月31日与几位友人踏上朝圣石门坎的路程的。我很虔诚的来朝圣石门坎，他们来玩。
由于我的敏感身份，由于我这支惹祸的笔，我的身份和真实姓名，都只好对石门坎党政部门的人们半遮起来，也由于不难想象的原因，以下文中涉及人物，如果我认为有必要，我就只好将之隐去。
由于事先在他人嘴里和书上听到、看到过多关于威宁中水镇到石门坎这段四十公里路程过于坎坷的形容，所以，我脑海里通往石门坎的路总是泥泞不堪，寸步难行的。但是，当我驱车行驶在这段路上后，我才发现，虽然将中水到石门坎的公路改建为柏油路的工程正在进行，这里一堆石头，那里一堆泥土，但是，路面却没有“成像”中的坑洼、沟槽，没有成见中的急弯，陡坡，路边也不见令人闻之色变的悬崖绝壁。我对同行者说，对于我这个当过驾驶兵，在云南原始大森林里开过“老乌鸦”——对老解放牌货车的谑称——的人来说，这样的路面，是很好的了。我还对他们说，这可能与人们的成见，以及与写有关石门坎书和文章的人大多来自北方有关，平原地方来的人，见了这样的路，不心惊肉跳才怪。
对于近视眼的我来说，在这条路上开车，最大的障碍是细雨和浓雾。细雨使得车辆与路面的附着系数大大降低，车辆容易打滑。浓雾则让驾驶人员难以提前判断路面情况和发现对面来车。但是，我们乘坐的越野车是一个新手借来的，大家出于安全考虑，都纷纷力挺我开车，我也就当仁不让了。途中，不断有工程车和客运小四轮驶过，显然，如果天晴路干，就是轿车，也能开进石门坎。正是这样的相对过得去的道路情况，40公里的路程，也就两个来小时，我们就穿云破雾，到达石门坎了。
车辆刚驶进石门乡政府所在地，路边一个风格显然与当地民居不同的红砖房，尤其是房子上“石门坎基督教福音堂”的字样和房顶那个红色的十字架跳进了我们的眼帘。车上唯一来过石门坎的那位就说，柏格理和高志华的坟墓就在教堂右边山岗上。虽然雨还在飘，天也接近傍晚，但内心那股对柏格里等崇敬加悲壮的复杂感情还是让我想也没有想，就停下车，走进了教堂。
为了更好地了解石门坎，来此之前，我将《中国石门》等又翻阅了一遍，还在网上调集了一些相关文章阅读。所以，我当起了临时讲解员，对同行人员说，这不是在原先的老教堂遗址上修建的教堂，而是一个澳门基督徒捐款，在新地址上修建的新教堂。工程修建过程中，房屋质量出现了问题，一度停工，后来不知如何解决的，好歹完工交付使用了。看管教堂的苗族妇女笑吟吟地给我们打开了教堂的门，坐在庄严肃穆的教堂里，先行忏悔、祈祷一番，然后新奇而虔敬地参观着教堂里的一切。
完了之后，我们走上小山岗，来到了仰慕已久的柏格理和高志华牧师墓前。此前从书本上得来的“成像”里，柏格理他们的坟墓应该在对面的山上，坟头冲石门坎这边眺望着。来到这里，才发现自己错了。柏格理的坟墓不在对面山上，也没有跟从中国人“向山”的陈规陋习，让坟头冲着一个开阔的方向，以期给活在世上的亲人带来什么好处之类。坟墓选址和坟头的方向，在我看来，好处就两个：一个是能让地下的人与他牵挂的人永不分离，再就是能让地下的他眺望着近在咫尺的莘莘学子。我是从《中国石门坎》里得知柏格理和高志华的尸骨早在文革期间，就被抛尸野外，至今不知所终的，因此泪水伴随着我整个的默哀和祈祷过程。最终，我将阅读《在未知的中国》等时多次出现的那个强烈的愿望对着墓碑，冲着苍天喊了出来：
上帝啊，让基督的福音，再次来到石门坎，来到中国大地，再次拯救苗民，拯救这片土地，拯救这片土地上上多灾多难的同胞们吧！
上帝啊，让基督的光辉，重新照亮石门坎，照亮中国大地，我，我们等得太久太久，我，我们太需要基督的光辉，太需要基督的爱了！
祭奠完毕，按照书上的线索，我们找到了石门坎的“星级宾馆”，当地回族人马盆芬开的泉兴客栈。马盆芬很热情，说王大卫，沈红等等当初都是住他们家。我最关心的，则是“水火”之事。一问，马说，去年，石门坎就有自来水了，客栈因此也修建了一个简易厕所。我一查看，果然如此，心理释然了。否则，王大卫“见识”过的那不堪入目、寸步难行的厕所，就该我们“享用”了。
我们来到了乡政府，见到了那位我早在书里久闻大名的石门坎“活词典”张国辉老师。在书里，还是口头上，绝大多数人都称呼他张秘书，以他现在的身份，我觉得这是个不伦不类的称呼，所以，我们都按照当年苗族人对柏格理等传教士的称呼，尊称张国辉为张老师。
张国辉的父亲叫张文明（1901-1982），我在有关石门坎的书籍、资料上多次看到过这个名字，知道他毕业于光华学校，曾受教于柏格理。
张国辉今年仅59岁，他出生的时候，外籍传教士已经被全部驱逐出石门坎，驱逐出中国。那么，连传教士也没有见过的张国辉，他是如何成为石门坎活词典的？他的叙述，让人感慨不已。
张文明曾在光华等教会学校读书，初中毕业后时，正好云南威信有基督徒苗族同胞来到石门坎，向王树德请求在威信办一所教会学校，于是张文明受召前往威信，当起了教会学校教师。1952年，所谓新政权接管所有教会学校后，张文明又当了六年“人民教师”。1958年，反右风狂噬中华大地，石门坎，这个毕业了4000多名小学生，数百名高初中及中专生，三十多名大学毕业生，四位硕士和博士的曾经的西南文化“圣地”，如今成了贵州反右重镇，成了“小台湾”、“小香港”。张文明，这个当了多年教会教师，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说不清，道不明的人，当然不可能幸免，在其50多岁的时候也被打成了右派。挨自1979年“平反”时，身心俱饱受摧残的张文明已经病卧茅草屋中多时，三年后，张文明离开了人世。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张文明为了唤起本民族学习知识文化，以改变自己和民族命运的激情，创作了至今仍有人传唱的歌曲《打铁要本身硬》。歌中唱到：
谁要帮助你？
谁要拯救你？
知识会帮助你，
文化会拯救你。
世间没有啥依凭，
只靠知识和文化。
有理想，看得远，
兄弟们，姐妹们，
要努力奋进，
为了民族的生存！
……
“如果我的父亲没有没有被打成右派，我就不可能知道这样多有关石门坎过去的事情。”张国辉说，父亲被打成右派后，特别是文革时期，一发接一发批斗张文明的人要他写“交代”、写“检查”，一批又一批打着各个革命派别的专案组，甚至红卫兵也要来找他收集黑材料。1979年后，各级政府部门和省内外专家、学者又把张文明当作石门坎“活历史”，省民委、各级宗教部门又怀揣“扬弃”法宝，来找张文明“抢救历史”。
张国辉说，这样的事情，大多数就在他们当时的家中进行。一次又一次听到有关石门坎过去的事情，时间一长，传教士其人其事也就深深地刻进了自己脑海里，再也不可能忘记。
因为父亲是右派，小学毕业仅读了两个月初中后，张国辉读书的资格，被无情剥夺。就这点文化，在四九年后学校教育质量日渐式微的石门坎，也算是知识分子。为此，八十年代中期，作为没有工作籍的打工者，张老师被招进乡计生办当“小工”，即临时工。还是因为这点文化，张国辉又于九十年代中期，被“重用”到乡镇府做了秘书。直到2002年，他这个干了十来年的“临时”秘书，才由一个正式的干部取代了。从此，张国辉成了闲杂人员。近年来，随着来石门坎采访、观光的人越来越多，乡政府的官员们没有那样多时间，更没有那样多“货源”满足穷根究底的来访者，于是，张国辉被口头戏封为“外事办主任”，只要一有冲石门坎的而来的人，张国辉就责无旁贷地充当导游兼讲解员，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向对石门坎感兴趣的人们倾倒着他知道的，有关石门坎，有关柏格里等的一切。直到去年，张国辉的工作籍总算落实，每个月有1800元工资了。他说，如果前几年他就“退休”，最多五千元钱就一次性打发他了，如今，满六十岁退休，能按照国家干部待遇拿退休工资，他和老伴的生活总算有保障了。
我们谨慎地问，你这里还有没有过去光华学校的课本等资料。张国辉说，哪里还会有什么材料，当年，他们家被抄了四次，每一次抄家，来者就是冲着家中的书籍、资料来的。“我见过当年杨雅各去日本印刷的《圣经》，见过当年父亲他们读过的民国统一教材，还见过苗文、英文课本，当年的老照片，太可惜了，绝大部分都被抄走了。”张老师痛惜地说，本来，他还保存有几张劫后幸存的老照片，1995年国务院“批准”向外界开放石门坎后，一些人来向他借照片，借的时候说的很好听，信誓旦旦说不仅要还，还要准时、完整地归还，可是，事后不是只还一部分，就是干脆不还。“有一本1916年出版的《圣经》，曾经有人想出钱买我的，但出多少钱，我不可能卖给他。后来，出于帮助、支持关注石门坎的人的想法，我把这本《圣经》借给了一个话说得特别好听的人。事后，书是让人还给我了，拿过来一看，复印的。真气人！贵州民族画报社的一个采访者，当年借了我20多张照片，催促无数次，只还了我五张。只有王大卫，借我的书和照片，一张不少，不仅准时还给我，还应我之请，给我寄来了他写的《天地无极》一书。”张国辉最后说，他肚子里的东西，包括那些书籍资料，都是属于石门坎的，不是他个人的，但愿那些人是出于爱护石门坎、抢救石门坎资料的心愿昧下那些资料、照片的，不要遗失、损坏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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