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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共产主义及其殉难者
日期:11/3/2009 来源:SOHO小报 作者:刘苏里 金雁


刘苏里:我听你说过理解东欧的“三把钥匙”?

金雁:曾经有人说解开东欧现代史三有把钥匙,第一把整个东欧国家一样的,就是指1947—48年,可以叫做“风云突变的1947年”,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结束人民民主阶段,至此两个阵营的对立形成,在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下,东欧各国原则上只能保持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往来。第三把是1989年,这些东欧国家也基本上相同了。至于中间的一把,各东欧国家不一样,波兰是1980年,匈牙利是1956年,捷克是1968年,反抗体制的运动此起彼伏。

刘苏里:从纳吉和吉拉斯这两个人入手,打开了一个尘封了很久,很多人甚至忘却了的制度的鬼门关。此外,人们并不真的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因为在我们国家80年代初之后,没有认真反思这件事情,更没有批判。

金雁:解了东欧国家,我对中国真的有点悲观。为什么说吉拉斯、纳吉是先知先觉呢?他们在冷战年代就已经有了与体制决裂的决心,这就很了不起。与“持不同政见”运动不同,那是在70年代,中间已经经过了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以及赫尔辛基协议后的国际压力,所以说吉拉斯和纳吉这两个人的现实意义高就高在这里。

刘苏里:我完全赞成你给他们“先知”的定性。

这里还有个问题,我希望你展开说的,东欧知识界和它党内的改革力量是不是有种互动?

金雁:有的国家是这样的,比如匈牙利,纳吉几次下台身边都环绕着大批的知识分子,号称“纳吉集团”。他个人的道德感召力以及“六月政策”中要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发展轻工业,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取消农产品流通限制,不要过早地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允许小私有企业合法化,加强法制建设,设立检察院,审理违法案件,这些政策都很得民心。“六月政策”的拥护者在纳吉身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体制外思想流派,大家对他是双重认同:第一是人格和道德认同,第二是政治认同,而且这种认同绝对是“铁杆”的。像裴多菲俱乐部也是知识界与党内民主派联合行动。

刘苏里:除了知识界和官方改革派的这种互动外,民众与政权的沟通,知识界好像也起到桥梁作用。就是民众通过知识界既可以在政权的层面上反应他们的诉求和一些情绪,反过来讲,执政党在几十年之内没有那么干净、彻底,毫不留情地扫除知识界任何可能的异见,甚至某种敌意,使得政权觉得,与人民如果达成某种妥协、和解,也要通过这样一个中介才能完成。

金雁:还有一点你可以看见,知识分子与工人的互动关系,像库龙、米齐尼克这些人对波兰团结工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团结工会的“智囊”。有了这个“智囊”的存在,就使团结工会的水平和眼界拔高了一个层次。因为大的政治变革当中,产业工人和知识界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它可以把各种各样的力量集中在这个平台上,包括捷克的公民论坛,也是一个大平台,各个小圈子、小团体,什么独立作家笔会、马萨里克协会等等不同思想的组成,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底线”联合而串联起来,不会出现一个社会一旦爆发危机时,要么哗众取宠激进得要命,要么理性的声音根本出不来,只顾一时一事,不考虑长远。匈牙利虽然已经做了一些,但大潮涌起的时候仍有鱼龙混杂的现象出现,苏联才有借口镇压纳吉。1989年的时候东欧就做得很好,很多国家都避免了1956年匈牙利的状况,所谓“天鹅绒革命”就是一种和平过渡。1989年东欧应该是一个奇迹,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刘苏里:苏联解体也是一个奇迹,基本没有流血,非常和平。

金雁:他们的社会基础一直比我们多元,即便是共产党掌权也没有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不可能这么彻底。波兰的一个特例就是教会的深入人心,在波兰,教会的合法性高于一切世俗政权,教会在所有人心目当中就是一个民族的“魂魄”,就是一个民族的替换词,民族存亡的时候,只要教会存在民族就有希望。怎么能拿掉教会呢?任何政权拿掉了教会还有什么合法性?统一工人党也不可能撼动教会的,宗教给人的超越精神超过共产主义的这种理想主义,即便是在经济转轨的这20年里,教会也是斡旋左右两派平稳交权的背后“推手”。

刘苏里:有一个更强的,更超越的力量在支撑着社会、人心。

金雁:这样一种牺牲精神是超越了世俗的此岸世界的,中国人没有宗教,而且中国人一旦断了饭碗、断了升官发财之路,就会像丧家之犬一样,大多数人只能投靠,当然也有有骨气的、叫人打心眼里敬佩的人,但在整个民族中所占的比例太低了。波兰人的勇气第一来自宗教传统,第二来自团结工会的组织有序,它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让这些工人领袖毫无后顾之忧地去坐牢。团结工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对经济转轨有了新的认识,团结工会刚开始只是要求政治体制变革,根本对经济转轨没有感觉,因为工会力量的强大是附着在大企业身上的,如果大企业私有化了就没有工会存在的意义了。被抓进去那些一线工人领袖,他们家属要吃饭,团结工会就自己开办一些地下黑工厂来救济坐牢人员的家属,在这个过程中,团结工会的人发现小打小闹的地下生意也不赔钱。所以就使得那些进到牢里的一线工人领袖无比坚定地“愿把这牢底坐穿”,少有卖身求荣叛变的。波兰第一点宗教传统,使得坐牢的人认为,我付出的这个理想比你那个正义、崇高,道德正义感一直就比旧体制的“气场”强大得多,所以殉难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第二,我的身家老小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他们不会流落街头的,不会遭人歧视。所以团结工会,一线、二线、三线前赴后继,第一线进到牢里面的话,第二线马上就出来了,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刘苏里:所以才会产生纳吉、吉拉斯这样的代表人物。宁可牺牲,也不屈膝。

金雁:尤其是纳吉,他本来有另外的选择,但是他勇敢地选择了死,在他最后的“政治遗言”中他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遗愿的,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

刘苏里:殉难者的精神尺度,应该还有别的来由,比如??

金雁:纳吉我觉思想上主要是受布哈林的影响很大。你看“六月政策”,很多东西跟布哈林的思想有一定的继承性,但纳吉比布哈林对体制看得透彻,布哈林不算殉难者,基本上没有走出列宁主义的范畴,被一些人称之为“跪着造反”。纳吉也看到在这之前拉科西做的这些紧靠苏联的事情,遭到了整个匈牙利人民的唾弃。他们认为苏联人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是斯大林主义的,这种与本民族发展不相符合的本来就是“异质”的东西,匈牙利整个发展状况,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等,现实摆在这里。他很早的时候就说过,集体化你要搞下去就是个灾难。

这跟他在苏联呆了14年有关,与拉科西紧跟苏联体制相反的是,他把苏联体制的弊病看得很清楚。“这条路对那些曾经真诚地相信过、真诚地希望过、真诚地犯过错误和真实地想要挽救这个制度的人来说,更是痛苦和充满矛盾”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跟吉拉斯相象的是理论上他有一套东西,他是非常理智的坚定的,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吉拉斯的理论性要更强一些,也走得更远一点,吉拉斯一套的理论推理下去,一步步从列宁主义推到马克思主义,发现这个体系当中有多少个这样的毛病。吉拉斯的反思最彻底,尤其是他是在冷战时代早期,1957年出版的《新阶级》已经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虽然当时然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中走出来,最后一直到12年后的《不完美的社会》才明确宣布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成为持不同政见的先驱,他撰写的《新阶级》33年后才在南斯拉夫出版,可见他的前瞻性。

刘苏里:这是一个怎样的高度啊。在一个铁桶般,或橡皮囊般的环境中,机器人和货币人的精神只有低度,哪儿有高度?!

金雁:达到这个高度的没有。只有体制外的,体制内的没有。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权力淘汰机制,—越往高层善良的人越少,整个社会都被控制动员起来,使人不能在社会之外孤立的作战,在高压之下的人们都戴着面具生活,一旦松动就会出现大批的质疑者和反对者,会突发一种“羊赶下坡狼”的局面。一个就是它的善良淘汰机制,就是所有有点人道主义的、心慈手软的、所以有点良心的在党内激烈残酷的斗争当中,都早就出局了,我记得当时挑选捷尔任斯基作为秘密警察的头目,列宁说“要求有一双绝对干净的手去干这个不干净的工作”,可见布尔什维克党内也知道秘密警察是干“不干净”的工作。这个制度里很难产生思想家,因为要生存下去,任何新的思想必须第一部先把自己隐藏起来,这个社会抬高了侏儒,毁掉了伟大人物。这么残酷的政治较量中,既要做到很高的位置,又要有良知,而且还要具有理论素养,条件的确很苛刻,其实想一想,有时不需要太深刻的东西,有勇气把真话讲出来就足够了,勇气本身就是一种象征。

刘苏里:让我们向先知和殉难者们致敬!金雁,也向你致敬。你今天谈的真好,远远超出我的预期。谢谢你!


—— 原载: SOHO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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