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奥斯威辛的问题上，当年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等人从事热烈的公共表述公共辩论时，而右派知识分子却选择一种以沉默（缄默）来试图维护他们的尊严，以禁忌来保全荣誉，并希望将自己描述为受害者。

在某种意义上，这位马丁·瓦尔泽很像是德国的米兰·昆德拉。他与格拉斯同年，战争结束之前的短暂时间，也被征召参与防空保卫，属于“高射炮助手一代”。60年代他刚出道时，是一名左派，后来其立场才慢慢发生了变化。他矛头所向是哈贝马斯，认为在公共生活中，人更有可能失掉了他的真实性。这与海德格尔强调的“本真”的传统是一致的。他强调人们有许多经验无法进入公共表述。比如“无力”的体验。

他认为德国人的无力在于缺少自信，缺少自信在于他们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而即使应付奥斯威辛这样的问题，也需要一种共同的民族感情，由集体来承受，而不是个人。他话中也包含有德国是一个受害者的意思，战后分裂的德国是一种“非法干涉”的结果，人们正因此失去对于自己民族的（久远）记忆。他始终带有一种被动的感伤的语调，以此来消解哈贝马斯“重建的政治”。

博雷尔与一般保守的右派有两点不同：第一，他不敌视西方，他的很多观点参照了英国人对待民族的态度，那是一种连续性的态度而非断裂的；第二，他不敌视现代，对于国际大都市文化表现得甚为亲密，并批评左派对于统一的恐惧，是一种类似地方主义的狭隘情感。他在“民族”的概念中注入的是“集体的记忆能力”，记忆与民族的整体性是互相共存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也不反对将德国人认同的问题，与纳粹罪行联系在一起。但他认为一个文化记忆只能培植在一个统一德国的基础之上，因而统一成了民族救治的良方，也是与过去的和解。他以文化自决作为起点和诉求，进一步发展出政治自决和民族统一的要求。

而90年代兴起的“新右派”与统一的进程相伴随，其许多表述在我们听起来，竟是何其相似！在不长的时间之内，他们出版了两本书《西方纽带》与《自信的民族》，其中文章被称认为“质量各异的”(对不合格的委婉表达)，同时“没有一篇是能被称之为学术性的。”他们的年龄比起68年一代来说，显得太年轻，但比起80年非政治一代来说，又太老了。他们觉得自己始终是受压制的，而从左派学者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再度获取文化领导权。他们喜欢互相之间引用彼此的著作。还有一点是，不喜欢女权主义带来的成功。

他们的观点许多是从一种抱怨和嫌憎的情绪出发：就现状而言，他们抱怨自由主义的快乐主义，使得德国人感受不到痛苦和悲剧，这同时释放了对于西方世界的不满；就历史而言，他们宁愿将德国当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而为了重新获得“自信”，则需要和强调所谓民族的“正常化”；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他们强调国家的权威，对“社会的自我组织”心存疑虑。他们在“民族主义”的话题中，注入了更多的“国家主义”，奉行“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原本“民族认同”的话题，在他们那里变成了德国人的国家利益。然而就经常表示要“离开西方”而言，这会对德国有所增益吗？。所有这些东西，比起前面所提到的，对我们的耳朵都更不陌生。看来这个世界上“左派”观点各异，因为他们的成员比较拥有独立性，而右派们几乎都是老调重弹。

“新右派”的高潮是在1994年，但是所有这些沉渣泛起的说法，对于普通民众，也不能引起更大的兴趣。实际上他们也不能抓住任何一个政党，作为自己的政治载体。

柏林墙的倒塌只是一个起点。起点永远不等于终点，新的局面必然带来新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但是，不同的起点带来的不同视野，不应该与原来的起点及其视野相提并论。来自东部的人们，不要说二十年前出生的年轻人，即使是如今三、四十岁的人们，对于原来民主德国的记忆，恐怕早已经很淡了。生活早已经驱使他们迅速进入另外一个轨道，处理一些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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