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的感觉没持续太久。他们很快发现，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他们不仅要放弃自我，还要侮辱自我、清洗自我，甚至杀死自我。即使努力做到这一切时，他们发现根本没有为所谓的人民服务。整个社会只是一项工程，人民只是工程的材料，作为灵魂工程师，他们的首要工作是让自己和别人都失去灵魂，或是让所有人都只有一种灵魂。这种批量的灵魂，易于堆砌成宏大的工程。它可以是村村都有炼钢炉、一万斤的水稻亩产、一场"破四旧"的运动、百万红卫兵的广场呼喊......一个称职的"灵魂工程师"要在一个历史最黑暗的时刻，写作出"金光大道"；要在大饥荒的前夜，用"科学方法"论证亩产万斤水稻。他能成功地让自己对现实视而不见，或只看到一种"现实"。而做不到这一切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成了国家的边缘人，他们被下放、改造、从"士农工商"中的最高层变成了臭老九。一些最为勇敢的则成为国家的敌人，他们要保持自己的头脑与舌头的独立性，结果永远地失去了头脑与舌头。

这个时代在一九七零年代末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还是严寒后的短暂春天？相对于前三十年，一九八零年代有某种温暖和开放，充满了尝试精神。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似乎又开始重新他们的自我身份。

一些人寻找自己，他们写朦胧诗、在画布上嚎叫，表达内心的压抑；一些人则要充当社会的良心，他们要暴露不公和黑暗，为受害者张目；还有一些则试图加入权力系统，他们要从顶端发令改变中国。尽管仍是一轮又一轮的压制，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家们仍会感慨"我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爱我吗？"但国家却与知识分子、艺术家们达成了一个短暂的甜蜜联盟。国家贫穷、脆弱、丧失了公众的信任，需要他们让分裂的社会重新团结，让公众僵死的内心重新活跃投入到新的活动中，科学技术则是第一生产力，它能为政权提供新的合法性。但这个国家的政权的本质却从未改变，他们所做的一切，不管是态度上的温和、政策上的让步、控制上的和缓，都是为了巩固权力。倘若权力遭遇挑战，所有的态度都将为之一变。很少有人猜测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后果，人们都觉得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同，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不会重演，邓小平本人也深受其害。

但历史还是重演了，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再次成为国家的敌人。那些最著名的、最有风骨的被迫或主动离开了这个国家，还有一些关进了监狱；另一些则将自己的声音隐藏起来；甚至那些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少年，都提前被惩罚，大学开始军事训练，在自由作风最显著的北京大学，军训的时间则长达一年，在你进入燕园熏染知识与教养之前，你要先在石家庄接受一年的军事化生活和意识形态的洗礼。在大学校园、研究机构、作家与艺术家群体中，恐惧与失落的气氛四处蔓延。

三年后，一场或许更为深刻的变化来临了。经济生活成为了整个国家的中心，人人都准备转变成小商小贩。之前的政治危机带来的精神危机，在这场新的社会运动之前，更暴露无遗。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们，面临着新的考验。他们或许曾经被迫害、被污辱、被谴责，但他们在公共生活中从来都占据着某种特殊位置。但现在，他们发现他们变得不重要了。这既是政治压力所致，也由于政权和公众都有了新的热情----政权要在经济增长中获得合法性，公众要在物质世界获得满足，这种满足既安全又具体。一九九三年"人文精神"讨论，像是知识分子所做出最后的一次抗争。但这抗争却暴露出他们内在价值危机。那些世俗精神的拥护者们，以为世俗是解构意识形态的有力手段，却没意识到这是个无解的路径；而那些大谈人文精神的人，却往往是迷乱的集体理想主义者，他们以理想主义与人文主义为名，却充满了对个人自由和权力的蔑视，他们的人文精神背后是一种对权力的依恋。一些最清醒的人意识到，重建个人的内在价值与信念，才是真正的出路，个人的内在独立是变化的前提。多少世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很少具有这种内在的信念。但这些清醒者的声音太微弱了。

九十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八十年代虽彼此批评、却仍有广泛一致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联盟，分崩离析了。追求个人自由、推动社会进步、启蒙大众的共识瓦解了。新崛起的经济学家成为商业社会的响应者，艺术家与电影导演把注意力投向国际市场，而八十年代最为中心的人文知识分子失去了重心。他们一部分流亡海外，似乎失去了脚下的土壤，他们原先对中国的丰富理解也随即被简化成政治姿态；一部分钻进了书斋，学术的呼声迅速提高，思想则被理解成浅薄与热情泛滥，但人们是在学术中重建自我、还是逃避现实，谁都不愿意讲清楚；小说家与诗人们则集体失语，一个大众媒体的时代迅速到来，语言泡沫蓬勃兴旺，水准却不断稀释、衰退，他们的很多工作开始被敏感的新闻记者所替代。

这也是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国家正从各领域逐渐退出，它把国有企业卖给私人，进一放松了对私人生活的干涉。尽管这其中充满了不公，但它仍让人呼吸到更多的自由。你可以选择居住在北京、深圳或青岛，你可以从会计师变成小说家，你可以毫不犹豫向一个姑娘表达自己的爱意，倘若你家境富有，即使学习成绩不佳，还可以去英国、澳大利亚读书，倘若你富有到相当程度，你更可以放纵自己的种种欲望，此刻的中国有你能想象到的一切便利。你说我们没有自由，却可以在聚会上尽情抨击政府，没人会因为这些话把我们扔进监狱了。当然，所有人都知道底线在哪里。政治生活仍是严格垄断的，倘若你稍加挑战，所有享有的自由都可能被剥夺。人们似乎也没兴趣挑战，眼花缭乱的新生活在等着被享受。

知识分子、艺术家们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社会的良心"已成为遥远的追忆，他们甚至放弃了自我身份的特殊性。在这个新到来的年代，他们是另一种商人，别人卖出矿石、劳力、电视机，他们则出卖文字、思想与画笔，他们自认是另一种娱乐提供者。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少有人注意国家在其中充当的角色。人们觉得已经进入了一个商业年代，一切都可以用来交易的，却很少意识到，这并非是真正的自由交易，它是一个被控制社会的另一种逃避的渠道。传统的精英文化，那些优美的、崇高的、正直的、富有个人责任的书籍与艺术，被有形或无形挤压；而得到鼓励的则是愚蠢、纵乐、逃避、嬉笑。

而国家则悄悄地重新进入公共与私人生活。这一次，它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依靠，也不再赤裸裸使用暴力，它要创造一种新的合作精神。老掉牙的意识形态要通过时髦的广告体现，政权再度披上了民族主义的外衣。富有的国家重新变得诱人，不是因为它的内在价值，而是它的订单、它的购买力。它资助大学、研究机构、它给你提供一种和强大者联盟的快感，它给你在一个过度竞争社会里欠缺的归属感。

一场重新国有化的运动已经开始。国有企业吞并私营企业，青年人拼命考取公务员，娱乐明星争先恐后唱赞歌。而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既不再是空洞的"灵魂工程师"、又不是"臭老九"，他们是软实力的一部分。他们要书写这个年代的"金光大道"。中国不正处于新的"金光大道"上吗？它的崛起正激起世界广泛的好奇与谈论。

国家可以委任你来代表，给你提供大笔金钱去周游世界；它也可以向你展开市场，让你频繁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收获艺术家渴望的认可，享受到种种便利和自由；国家比昔日更慷慨了，但是它也有某种原则，其实也谈不上原则，它只是某种模糊的地带，如果你触碰了这些地带，它不一定立刻用某种残暴的方式惩罚你，他甚至仍然允许你继续写作、绘画、拍电影，甚至允许你把它们在国外出版、展出和放映，但是不要抱有希望它能被本国的观众看到。它让你成为自己家中的流放者，很多时候，你生活在这里，描述这里的一切，你周围的人却对此一无所知，国家已经制造了足够多的噪音，让你的声音轻易地淹没其中。

在此刻的中国，你可以读到任何东西，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我们有了互联网，但它没有带来太多的改变。

戴晴这样说。二十年前，她在中国无人不知，一个勇敢、富有才华的新闻记者，不懈的社会活动家。她对寻求真相抱有异乎寻常的热忱，她追寻王实味、储安平的命运。他们都因拒绝在意识形态面前放弃个人的正直和独立的思想，而被淹没在扭曲的历史烟尘中。她编辑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三峡工程的重要文集，提醒人们注意它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她也体验过牢狱之灾。

在过去二十年中，她仍勤奋写作，投身环保活动，但年轻一代已经很少知晓她了。她最近出版的关于张东荪的传记，只能在香港与台湾发行。她当年倾力反对的三峡工程，则一步一步、不可阻挡地成为现实。在此刻中国的公共空间，她的声音消失了。它不是来自于直接的压力与限制，而是让你淹没在更多、更杂乱的信息中，它让你的言论无法转化成有效的行动，而使言论仅仅沦为一种姿态，听众们则变得厌倦、以至于反感。

三峡工程再恰当不过反应出这种新的现实。一九九零年代初，富有正义的学者们仍极力表明自己的反对，即使一向被视作像皮图章的全国人大都有三分之一的代表表明自己的否定立场。但引人争议的工程最终还是在政治权力的主导下通过了，不同意见的专家被剔除出顾问名单。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巨大的移民工程、环境的隐患，吸引了新闻记者的注意，他们见证、描述了大工程下的个人悲剧。他们甚至也揭露出，工程所需的投入比当初计划得要多得多，带来的经济前景则不似当初描绘的美好。但工程已经开始，它有了自身的逻辑，很多组织和个人，都依赖它获取现实利益。而且它是因政治原因而起，终止它则意味着某种政治决策的失误。新一代的政治人物既不愿意冒险去否定上一代的遗产，也不愿意承担未来的历史责任。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日，当三峡大坝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毕时，没有一位高级别的官员出现在现场。

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停顿大坝继续生长。它变得越高大，质疑的声音就愈显微弱。而当抗议只能停留在表层现实，不能进入深入的分析，或通过已有的组织转为行动时，抗议就变得雷同，让人厌倦，公众转而寻找更新鲜有趣的东西。抗议者也身陷无力，而只能更加强调自己的姿态。贾樟柯二零零七年的电影《三峡好人》像是无力情绪的隐喻----错误难以被纠正，一切都已发生，我们最后能做的仅仅是将抗议转化成审美经验。

三峡工程不也正是过去二十年中国社会的隐喻吗？所有的异议声音，都将被某种方式吞噬和挤压掉。这个过程不是一九五七年百花齐放之后的万马齐喑，也不是一九八九年之后的肃杀冷漠，而是让你缓慢地自我放弃，不可救药地被边缘化。

如果说戴晴仍因昔日名声和活跃，仍因居住在中国，而被视作一个标志性的人物，那么这次在法兰克福书展中与她同时倍受争议的贝岭，则更少为人知。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他编辑的《倾向》。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我坐在北京大学东门外一条小巷中的一间咖啡馆里发呆。临桌一个瘦弱的男子正从书包里拿出那几本书，这不是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他正在说服咖啡店的老板能够代卖，这多少有一点点风险。我记得当时随手翻阅过，却没有购买。我和朋友们在兴致盎然的谈论去做一个网站。对我们来说，硅谷是这个时代的中心，即使你热爱写作，也该去思考数字年代的商业规则，或是创办一本像《连线》这样的杂志。《倾向》仍在谈论思想、文学、甚至是流亡作家，它显得太陈旧了，似乎和这个充满希望、机会蜂拥而来的中国社会脱了节。我们都还年轻，希望自己迅速富有、著名、被人喜爱，从硅谷到中关村，一些青年人已经展现了他们直线式的成功奇迹。谁想成为一个愁眉苦脸的流亡作家？

这六十年的中国真是个奇妙历程。前三十年，人们经历了奥威尔的噩梦。他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信息被掩盖，真理被隐瞒，文化受控制。如今奥威尔的噩梦尚未完全醒来，赫胥黎的梦魇又叠加了上来，不需要努力的禁书，没有人愿意读书，汪洋如海的信息吞噬了人们的思考，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我忘记是怎样逐渐知道贝岭的，或许是因为我实在没有能力让自己在新经济浪潮中变得成功和富有。我买到了能买到的所有《倾向》，还找到了他编辑的哈维尔的文集。我喜欢他语言的紧张感，尽管这大有模仿苏珊*桑塔格之嫌。我也得知他创办的中国流亡作家的笔会，我的几个大学时代的朋友也是其中的会员。但对于他们，我似乎总保持着某种距离。似乎是在潜意识里担心自己也会被驱赶到一个边缘地带。他们用中文写作，声音却无法被中国公众听到。与画家或是电影导演不同，他们的语言是地域性的，只有很少人的作品有机会被翻译成别的语言。读一首北岛的英文诗，和看一部有英文字幕的张艺谋的电影，完全是两回事。他们唯一抵达中国公众的方式是网络，但这经常变成了一个滑稽剧场。对中国现状的批评，经常滑向了习惯性的嘲讽。因为中国的问题太多了，所有的问题似乎都遵循同样简单的逻辑，而它们很难因为批评而改变，所以这些嘲讽和批评就不得不一次次重复，直到有一天变成了烦躁的谩骂。

对于一个异议作家，这真是个让人沮丧的游戏。最初你持有对现实的批评态度，是个自由派，但在某一刻你或有意或无意触碰了某个敏感边界，然后你被贴上了"异议"的名称。然后你的名字在公开出版物上消失了。它不仅是政治压力的结果，也因为出版社与媒体的自我审查。他们只能寻求在海外华人的出版物或是网络上表达意见。它感觉自己的表达空间被迅速压缩和抽象，然后不由自主焦躁和压抑，还有一个作家被读者遗忘的恐惧。只有很少的人能在这新的现实中，重新寻找自我，探索写作的意义。大部分人则在海外中文出版物和网络空间上，加倍表现自己的愤怒，他们开始沦为自己姿态的俘虏，他们原本的丰富性和延展性被抽干了，他们"异议"的身份逐渐强烈，而"作家"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减弱。但他们中的很多都是自省之人，他们知道自己陷入了心理危机，于是很多人转而寻求更强大的精神慰籍。在过去的十年中，异议知识分子大规模投身基督教，多少像是这种心理危机的反应。这真是黑色的幽默，在中国经济成长最迅速的十年里，中国最成功的私营企业家最热衷的活动是登山，而且是集体性的，倘若一场雪崩到来，很多企业可能一下子陷入困境。而在中国问题变得日益复杂的十年里，自由知识分子则大谈基督教。八十年，朱利安*本达把那些投身于激烈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之中的潮流，称作"知识分子的背叛"，而如今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突然性、不加分析地拥抱，是另一种背叛吗？

用背叛似乎太残酷了。在中国成为一个异议者从来充满风险。"在我们的文明中只有两种异议者：天真的英雄和标新立异艺术家"，匈牙利作家米克洛斯*哈拉兹蒂曾写道，"他们都注定变得无关紧要。"在米克洛斯写下这些文字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匈牙利模式正大获全胜。匈牙利政府在一九六零年代中期引入了市场经济，并放松了社会管制，它和普通人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给你更好的物质生活，你放弃对政权的挑战。这里有可口可乐、牛仔裤，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羡慕这里甚至还有摇滚乐演出。

专制政体、意识形态控制并未改变，但比起仍旧严酷的其他共产主义阵营国家，匈牙利像是个天堂，它更富有、也更自由，人们说它是"牛肉汤共产主义"。但只有敏锐如米克洛斯才会大声指出，这是天鹅绒监狱。监狱的铁栏杆虽然套上柔软的天鹅绒，但它仍是监狱。

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也获得了某种新的空间，但一种新的危险也随之到来。他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和现有政治权力不仅达成妥协，甚至相互依赖。在这种情况下，异议者遭遇的挑战，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压迫，也来自他的同行、他的读者与观众。他们担心他的挑战，会破坏掉既有稳定的局面，危急他们的个人生活，担心他们已享用到的稳定和富足再度失去。这种焦虑，会转变成怨恨和疏离，他们远离这些异议者，拒绝给他们支持甚至注意力。"绝望的无政府主义是他们保持个人独立的唯一方式。"米克洛斯评论说。

权力对比的失衡、沟通渠道的堵塞，是催生无政府主义者的温床。除去姿态，他们无可依靠，然后他们又被姿态吞噬。戴晴与贝岭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中心时，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而是因为他们的姿态。比戴晴和贝岭更不幸的是四川作家廖亦武。自从他二十年前写了一首触犯政治忌讳的长诗以来，他坐过监牢，四处流亡，坚持他独特个人风格的写作----关于中国底层人物命运的访谈。他的作品出现在纽约的《巴黎评论》这样的精英读物上，翻译成英语和德语，他也是这次法兰克福书展被邀请的作家，但却像之前的几次尝试一样，他根本出不了国门。

"似乎只有通过这样的事，我们才能被外界所知。"他不无绝望地说。他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出版物上，除去朋友的小圈子和一个更小的国际市场，没人知道他的努力。即使人们谈起他说，"异议"的标签也会掩盖对他作品的理解。很多中国人，包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并不喜欢他们表现出的对抗感。当他们变得著名时，往往使这个政权陷入窘态。人们觉得似乎自己刚刚开始分享一个国家的强大给个人带来的荣耀，这些异议者就要在这些荣耀上抹黑。一种奇特的心理已经形成，人们可以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保持惊人的容忍和耐心，却对质疑者毫无耐心，担心他们说出的任何话，都会影响整体的荣耀。

但是一个丧失了异议者，或仅仅把异议者推入绝望的国家与社会，最终会陷入可怕的迟钝与僵化，失去自我纠正的机制与动力。此刻的中国不正陷入一种内在的僵化吗？整个社会看似活跃异常，但仔细探究下去，所有的活动、所有的个体都遵循着同样的单调逻辑。整个中国担心焦虑于自己在世界的地位，希望除去向海外输出工业产品，还能传播自己的文化。但文化本是自由生长出来的，是不同观念碰撞而出的，是人们诚实的感知世界的结果。无法如建造大坝、工厂一样，去塑造教授、培养作家。

对异议者的排斥，像是给我们的思想套入了牢笼，不可触碰的禁忌四处标明。思想和想象力，随之扭曲变形。它也窒息了自我对话的空间。当我们焦虑于不能与世界对话，总是被西方被误解时，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内部从未进行真正的对话，我们不尊重自己的艺术家和思想者，以及自己社会的创造力。人们利用艺术与思想，却从不尊重它，更没兴趣给它创造自由生长的空间。当我们越进行这种自我毁灭时，越对自己缺乏信任，却渴望外界、尤其是更强大国家的认可，越虚张声势地希望向它们输出些什么。

但这就是我们的现实。这个国家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有如此惊心动魄的近代革命，有那么多活生生的、包含人间悲喜剧的个人经验，有那么多彼此交织的矛盾，倘若能够自由呈现与探索这些历程、这些矛盾，这些压抑、自由和荒诞，它将是人类多么重要的精神财富。但我们却漠视这一切，禁止一些勇敢和富有想象力的人去探索。而在一次次禁止之后，一场更大的内在危机到来了，最有才华的人主动放弃了这些探索，因为它知道这些探索注定困难重重，充满了莫名的危险。他开始只在规定的路径上、以被认可的方式来前进。于是，一种致命的平庸最终裹挟了整个社会，其中最杰出的头脑，也不过是为西方的价值系统提供了某种中国经验和案例，他们展现不了独特的方法、思想以及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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