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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第五届中文网志年会上的主题演讲
胡泳
前几天，digitalboy在Twitter上说，“胡泳，将在2009网志年会做第一场演讲，《自由泳不是胡泳》。”然后他自己又批注说：“后半段是谣言”。所以，我们知道，并且要永远记住，网络上的消息是真假参半的。说他这个话真假参半，是因为，我的确在下面的主题演讲中不会讲到自由泳，但是，我会讲到自由。
昨天，我和大家一样，在公路上颠簸了几个小时，来到连州。晚饭时品尝到了著名的“连州腊肉”。说到腊肉，想起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的一个著名标语：“游自然国心，闻华南虎啸，品镇坪腊肉”。当然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是，“赏华南虎照，品镇坪腊肉”，这是2008年网民的一场空前狂欢。很可惜，腊肉的余味在喉咙间尚存，2009年，我们被奉上了一道名为“老妈蹄花”的大餐。在这不寻常的一年的年末，我们聚会在连州，共品连州腊肉，让我们感谢十方神灵，我们来了，聚了，吃了，喝了，就是最大的快乐！
我的演讲题目是：《小时代，大人物，微动力》。
小时代
郭敬明
最近看很多育儿书，甚至把前两年买的王朔的《致女儿书》《和我们的女儿谈话》都翻出来看，昨天在北京飞往广州的飞机上，翻开《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看到这样一段话，讲到如何划分时代，王朔说：“说到大陆地区，有佯狂时期，党同伐异时期，全体变成孙子时期，假装不是孙子时期和全被当成笑话全被消费时期。”我就在想，到底我们这个时代应该给以怎样的命名？我想来想去，觉得郭敬明的一个说法其实蛮贴切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小时代”。
2008年，郭敬明写了一部小说，叫做《小时代1.0折纸时代》。做书的人是这样吹的：故事以经济飞速发展的上海这座风光而时尚的城市为背景，讲述了林萧、南湘、顾里、唐宛如四个从小感情深厚、有着不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女生，先后所经历的友情、爱情乃至亲情的巨大转变，“是一部当下时尚年轻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郭敬明自称小说中的人物是“一群趴在被窝里的渺小的人物”。郭敬明计划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他后四部的创作。体例类似于美国连续剧，分第一季和第N季，内容风格分别用1.0、2.0等区分，用“小时代”中“小人物”的视角，反映大时代的都市变迁和人物命运。我们北大的评论家张颐武说，《小时代》的出现和创作、运营模式，无疑是2008年最值得关注的文学事件。当然，这话信不信由你。
郭敬明的粉丝读后说：凄美！华丽！忧伤……这样的评语，让我想起郭的小说的名字《悲伤逆流成河》，又想起他在以自己为原型的小说《夏至未至》中，将自己描写成了一个帅气、温柔、“眼睛里弥漫着经年不散的雾气”的男孩。
其实，小说的内容，用两个词组可以简单概括：时髦的大上海，混乱的大学生。一本关于大学生的小说，男女关系乱七八糟，读起来像是一本国际时尚名牌的解释字典，D&G、DIOR、CK、H&M等国际品牌反复出现，好似一种炫耀，充满了赤裸裸的物欲与拜金。
今年7月25日上市的《人民文学》600期专号，因收入郭敬明的《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而脱销。小说是从“车从南京西路上开出来已经半个小时了”开始讲起的。车主是一个刚刚取得驾照3个月的新司机，也是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刚刚年过20的人，而其所开的车是“宝马750Li”。“八月热辣辣的阳光从挡风玻璃上迎面朝我撞过来，视线里一直都是这样仿佛曝光过度的照片般的视觉效果。”这个调调的确让我有点忧伤，因为我，枉自比郭敬明年长了这许多，压根都不知这车长啥样儿。
当然，还有一色穿戴名牌的少年，也让我忧伤。郭敬明让他的年轻的主角们生活在繁华的上海，过着养尊处优、极其奢华的生活，但还要告诉大家这些小孩是不幸福的。正如他自己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当代最成功的作家”却还是不开心一样。在郭敬明的小说里，男生一再幻想自己就是王子，而家境不好的女生相信一定会有王子爱她爱得死心塌地。对此，我只能引用郭敬明的同龄人韩寒对他的批评：“事实上，郭敬明提供的道路不能让人开心，他告诉人家爱马仕有多好（顺便说一句，爱马仕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但是以他的读者的购买力，可能买本他的杂志都够呛了，你给他灌输这种思想，而且看他书的孩子还小，多是90后，他给他们灌输这样的价值观是不对的。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分对错，但是分贵贱，他灌输的价值观是很贱的价值观。真正的价值观是你有一个理想，可能物质实现得了，可能物质实现不了，但是他给的价值观是最纯粹的物质。”用郭敬明的话讲，就是要“活得很物质”。
我非常想避免像一个唠叨的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批评我们的下一代，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郭敬明就是在“小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个都市青年的典型：外表好像很西方和很现代，说起“美国偶像”和“变形金刚”如数家珍，其实心态是很守旧的和畸形的。譬如，抄袭剽窃被判决后，郭敬明接受赔款判决却拒绝道歉，反映了他极端缺乏公民意识，更说不上有“法律高于一切”的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反而是80后作家中相对清醒的一个，那个叫张悦然的女孩出来批评郭敬明的这种举动，“因为我们即将会为缺失公义、正义、荣誉、良知、廉耻而窒息”。
这种外表和心态的分裂绝非郭敬明一人所独有。从来没有这样一代中国年轻人——表面上看，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彻底地全球化了，然而，这并不能打破一个悖论：他们在物理世界已经获得很大自由，包括可以任职于跨国公司，出入国门学习和旅行，但是在精神上并不能自由思考。他们向往模仿西方生活，甚至在享受西方社会环境，可是，他们的心态是跟西方社会价值观念是格格不入的。
2008年三四月份发生了西藏事件和若干西方主要城市抵制奥运火炬传递事件。以80后为主体的境内外中国青年，通过网络迅速自发组织起来，形成了所谓“四月青年”运动。这是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这其中，有个著名的网站叫做Anti-CNN.com，旨在收集、整理并发布西方主流媒体作假诬陷中国的证据。在它的网站上，你可以看到一段十分醒目的话：
公元2008年10月20日 中国青年报撰文《“四月青年”的历史使命》。文章随后被新华网转载并更名为《历史会记住2008年的“四月青年”》，引起强烈反响。
有人评论说，历史会记住2008年的“四月青年”。他们“被正义感所呼唤而挺身站起”， “得益于对西方民主自由的重新认识……不会像上代某些人那样迷失在西方作为霸权手段的伪学说丛林当中浑噩一生”；同时，他们“从容地要求公正，执著地坚持正义，克制地展开竞争，他们有着比前辈们更好的知识准备和更成熟的理性”。
果真如此吗？我们只需指出一点就够了：“80后”的中国留学生在西方酣畅挥洒着他们的集会和言论自由，然而其诉求却是，要伟大祖国剥夺国内人民他正在享有的这种自由。这令很多残留80年代理想痕迹的上一代人感到痛苦，就连林培瑞这样的中国友人也很痛苦。林培瑞说，原来以为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总在一点一点进步，但看到年轻人竟然又发生了这样的逆转，真是失望。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四月青年”的历史使命》试着给出了答案。
让我们先来看看构成“四月青年”的两个典型群体。
这一代留学生群体在海外的打拼和竞争，往往是一场孤独的奋斗。这一过程，作为个体的留学生所面临的困难、挫折、歧视、排挤甚至敌意，远远超过在祖国。……在试图挤入主流社会核心圈子的努力遭受挫折后，他们力求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冲动屡屡受阻，自然而然开始怀念母体。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和快速崛起，本身就对海外留学生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这样，海外留学生群体回归民族认同和国家主义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向。“没出国就不能真正懂得爱国”。中国的强大本身，不但会给他们带来现实机遇，也会为他们在海外漂泊无依的情感世界中增添力量。
毋庸讳言，国内青年同样面对强大的危机感。就业难题常常困扰着新生代大学生。……本土企业聚集于廉价的低端制造业，缺乏足够多的“白领岗位”，吸纳不了连续“扩招”的大学生。因此，许多优秀的中国青年为了高工资和高待遇削尖脑袋挤进外企，压低了白领就业的总体薪酬水平，造成本土劳动力的恶性竞争，抬高了外方资本的谈判筹码，还必须承受与母体文化相隔阂的疏离感。
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对内的诸多社会难题的“解套”，必须由中国对外的经济竞争的力量体现和胜负结果来决定。因此，这个时代要求“四月青年”必须同国家经济战略转型的大背景紧密地捆绑起来，以国家崛起为目标，以民族振兴为依托，只有这样，他们自身的成长才有足够的空间，他们自身的利益诉求才能不断得到实现。这就是“四月青年”的历史使命。
原来“四月青年”的历史使命就是这么功利，这么拜金。在这样的价值观之下，一点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刺激他们“反西方”行为发生猛烈的爆发。如果郭敬明确实反映了中国“80后”中很多人的精神面貌，那么，不要说他们很容易被刺激起来反西方，就是他们被刺激起来反其他的东西，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郭敬明所代表的80后青年时尚文化同主流文化是合流的。诚如《纽约时报》编辑部概括所言，官方不大干涉80后时尚写作不是没有道理的。不管他们多么爱炫耀，他们的指向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商业主义和个人主义，因此，他们不会给体制带来威胁，而是和体制展开合作。
诸君不要误解，以为我对80后一整代人持有年长者精英式的批评态度。我对年长者也持批评态度，40－50年代的人、60－70年代的人，在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建树上，一点也不比80－90年代的人做得更好。
王蒙
先讲40－50年代的人，我们也有一个符号性人物，那就是王蒙。评论家王干曾说王蒙是“新中国的一面镜子”，革命是王蒙的“起点”。共和国的第一代青年被称为“相信的一代”，王蒙11岁就与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地下组织建立联系，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庆祝革命的胜利，庆祝新中国的建立，这是这一代的一个基本底色。
正是王蒙，在中国作协副主席的位置上，介绍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而且，他曾在湖南卫视文化节目《零点锋云》中，与80后作家张悦然展开对话。王蒙对80后作品的整体印象是“没有昨天”，指出现在年轻作家写的生活场景，任何国家的年轻人都能写出来，看不出来是中国特有的，他认为80后作家在躲避历史。
“躲避历史”，换言之，就是没有把历史学好。王蒙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准确的——郭敬明，这位作协最年轻的成员，曾亲口说过，“对历史，哪怕是不久前的历史，毫无兴趣”。
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每个人从小学就开始学习历史课，一直到高中，十多年的时间都没有把历史学好，这又是谁的责任呢？在诸多文字中，吴祚来的批评颇具杀伤力，他的批评是，王蒙当年在《读书》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躲避崇高”，而“80后走上文学舞台的十五年，我们发现它正是王蒙‘躲避崇高’的十五年。”“先有王蒙先生的‘躲避崇高’，后有80后一代虚置历史，成为‘漂浮人’或‘浮游生物’”。
80后是被喂大的一代。有人说，60后尚有“文革”可反思，有风云激荡的80年代可回味，70后们也赶上个尾巴，但80后一代又经历了什么？尤其在精神文化领域。让他们从哪里知道昨天呢？从历史课本、语文课本吗？好在有了网络，否则他们得是多么营养不良的一代人。他们的“没有昨天”，并不是主动的个人选择，而是无奈的先天不足。
然而，问题并不止于此。80后作家的作品——也许是绝大多数当代作家的作品——最致命的问题并不在于“躲避历史”，而在于“躲避现实”。在他们的作品中，看不到多少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干预，更谈不上批判与反思了，而只有一些个人的闲愁野恨，抑或小资式的吟风弄月，除了个人欲望被压抑的痛苦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感觉了。
我认为，80后陷入“躲避历史”与“躲避现实”这双重困境，40－50年代的人难辞其咎。我们不妨看一下王蒙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例如，龙应台目睹台湾的中国人没有社会责任感，不敢也不会与不文明现象作斗争，便写了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文章，掀起了一场“龙卷风”，对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人和大陆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王蒙却说“万不可生气，已经生了气也不能自认生气”；“轻举妄动，意气用事，高调虚火，声嘶力竭，手舞足蹈，呼天抢地，唯我独革，只能害人害己，一事无成，丑态百出。……我们要用理性和智慧，用心胸，用文明和道德，用好心和善意，用永远的建设性态度去求其逐渐解决。”
“建设性”当然是一个好词，王蒙似乎觉得自己找到了法宝。他说：“中国已经动荡了一百六十八年，国人对社会的批判得已经够狠了，现在的人们渴望一种建设性。”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民族，如我们所周知的，也如有识之士所一再指出的，何时真正形成过一场批判思潮来颠覆帝王们需要臣民歌功颂德的传统？在多年的文化专制主义之下，批判态度更是在中国政治语境中销声匿迹，批判精神早已瘫痪失语了。这一切王蒙都是经历过的，从哪里来的“批判够猛”了的奇谈怪论？在政治和商业的双重夹击之下，这个社会哪里还有独立意识、自由境界与批判精神？而一个没有批判性的社会，又哪里来的建设性？
王蒙80年代初曾写过一篇文章谈自己的《青春万岁》。他感叹道：我们白白兜了一大圈回到了原处，如果理想主义再扔了，那就什么都不剩了。可以理解那一辈人的无奈和失落。然而，后来王蒙显然是想通了，到90年代开始大讲“理性”，讲“理解”，讲“躲避崇高”，甚至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全部一锅端了，开始鼓吹赵本山的“文化革命”：“知识精英们从西方发达国家趸进了那么多知识观念，……却因中国与西方的多元制衡社会大异其趣，精英们便只能吞吞吐吐，磨磨唧唧，不能不令人觉得他们是没有找到感觉（如新自由主义）或找错了感觉（如新左派）。他们生活在情况全然不同的中国，却找不到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还不如赵本山。”（王蒙：《赵本山的“文化革命”》，《读书》2009年第4期）
有了这样的历程，王蒙10月18日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讲出那句“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王蒙曾以“蝴蝶”自喻：“你抓住我的头，却抓不住腰，你抓住腿，却抓不住翅膀。”其实，不需要这么美丽的比喻，我们已经看到了王蒙的媚权、媚俗的绝顶聪明与世故。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异化为犬儒主义者的完美标本。
王朔
再来看一下60－70年代的人。犬儒主义者王蒙目光向下，看见了王朔，他将王朔抬到台面上，造像、祭酒，供了起来。
不可否认，王朔的小说最初对主流意识形态是有着消解作用的。这种犬儒主义是对过去泛政治化社会的一个反动。正如王蒙指出的，“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比如江青和林彪摆出了多么神圣的样子演出了多么拙劣和倒胃口的闹剧。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到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的！其次才有王朔。”然而，王蒙对王朔的赞许无法察觉到在王朔对“特深沉”的嘲弄背后，是对一切意义的消解和对精神麻木的拥抱，王朔的人物通过绝对的“玩”认同和妥协于他们所处的社会，他们人物没有改变体制、规则的欲望与能力，却在自我贬抑与调侃反讽中完成了精神对现实的逃避，这恰恰是当时的中国社会需要的。没有什么比王朔小说《顽主》中的这一段更能证明这一点的了：
顽主们对自己的胜利十分欣喜，以致开始向社会发出挑衅：
马青兴冲冲地走到了前面，对行人晃着拳头叫唤着：“谁他妈敢惹我？谁他妈敢惹我？”
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子走近他，低声说：“我敢惹你。”
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
“那他妈谁敢惹咱俩？”
王蒙对王朔的这种“机智”是很赞许的：“敢砍敢抡，而又适当地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们很适应四项原则和市场经济”。“他把读者砍得晕晕乎乎，欢欢喜喜。……发泄一些闷气，搔一搔痒痒筋，到也平安无事。”（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这种文学的流行一时和通行无阻是可以预知的，1989年之后，我们能享受的文学作品就是王朔，这不是偶然的。王朔的东西让大家现实起来，何苦呢！大家都从纠缠不休的政冶漩涡中跳出来吧！踊跃投入到“过把瘾就死”的挣钱狂潮中去吧！
和郭敬明一样，王朔的东西之所以流行，也和官方的认可有关，它有利于安定团结，也有利于经济建设，牺牲的不过是某种精神和理想。王蒙的总结“既不违背四项原则，又能顺应市场经济”真是一语道破天机，《环球时报》等等不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在迅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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