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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表面上看虽有深文周纳之嫌，但逻辑上却也无懈可击。有鉴于此，该文作者似乎已难逃“阴谋颠覆”之罪责了。
然而，通读全文，特别是考虑到作者在文中用故意的“误读”甚至“盲读”来曲为当局回护的种种苦心，我推翻了自己的判断。譬如，他仅仅强调了“萨伊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赞扬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文化上的'抵抗话语'，却完全不谈该书所表达的对于反霸权者偏激话语(譬如，“阿拉伯人只读阿拉伯的书，只用阿拉伯的方法”)的严肃批评，不谈萨伊德平实地指出的，今天西方文化业已传布全球，其中一些成分已变成普遍性的事实(例如贝多芬的音乐就是全人类遗产的一部分)。作者鲜明的立场使我们再次见识了睽违多年的高度“党性”，因此在直觉上我深感作者对党的动机是纯正的。一切“阴谋论”的罪名，都应予平反昭雪。而该文存在的不足，不过就是一点智商上的问题而已。
自由无肤色：普遍性的复归
有鉴于上述奇特的经验，笔者深感，当人们这些年来经受了各式各样“后学”的轮番疲劳轰炸后，为平衡心智，有必要转过头来聆听一下其他思想家对“民主自由”的仔细的反思和梳理。譬如萨托利(GiovanniSartori)先生的工作，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当代最著名的民主理论思想家之一，萨托利对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作了深刻仔细的分疏，分析了其中的普遍性成分和特殊性成分。
譬如，他通过严谨的分析，指出：“保护人民在自由民主的两个对立因素中是不可缺少的、决定性的因素。而且，我还要指出，这个因素是全球性的、普遍性的，是一个可以输出到任何地方、移植到任何土壤的因素。由于这个因素主要与以组织和法律手段限制和控制权力的行使有关，因而与抵制专断和绝对权力有关，我们在这里可以把一种政治形式(由于它仅仅是一种形式)放在任何文化上面，不管它下面的社会经济结构如何。”
对于动辄以“文化传统”“国情”为名拒绝老百性的基本自由权利的“话语”，他不可辩驳地针对封闭社会的卫道士指出：“询问人们更喜欢什么而又从来不向他提供可作比较的另一方面事物是毫无意义的。”他机智地创造了“逃避危害”的著名法则，从而决定性地使得如李光耀等把自由抨击为“个人主义”的说词归于无效。文中强调指出，在逃避人身伤害方面，处于社会环境内的个人与分散孤立的个人的表现是一样的。因而，人权的要求是超文化、超国界的，具有无庸置疑的普遍性。
另外，他对当代宪政民主国家“财务守门人”失踪的忧虑，也是发人深省的。
在我看来，萨托利这里的寥寥数语，就足以廓清那些“后学”名家们几部大书“反思”自由民主中散布的漫天迷雾，同时又深化了自由主义思考。
不错，人们当然承认自由民主是来源于西方的制度形态。但是，制度的产地是否构成排拒制度本身的理由呢？洋人们是否因造纸印刷术来源于中国就拒绝使用并放弃读书了呢？遍览偶然事件层出不穷的人类史，在文明中生长出某种制度形态，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在互相隔离的人类多种文明中，仅仅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形态，而在其他文明中并未独立自发出现这种形态，这就表明它是个特例。正象中国人发明了文官制度，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一样，具有某种偶然性。马克思式的“历史必然性”是无稽的。然而，一旦各种文明有了空间上的交流和接触，这就提供给了各文明中的人们以比较、选择和检验的可能性，各种制度形态在满足人们的意愿、保障人们生存质量及其延续的竞争能力方面就表现出了差异，其中的优胜者就可能获得各种文化的青睐，从而取得普遍性。
某种形态的产生、发现是偶然和个别的，而检验、评价和选择则是公共的，可普遍化的。事实上，科学就是循着这一程序发展的。它的普遍性和力量即来源于此(顺便说一句，“后学”诸公常引库恩的科学哲学来消解科学的普遍性，然而其中是有误读的，笔者将于另文讨论)。
“后学”常常以文化多元的名义拒绝自由民主宪政体制，指控它欲以一元的体制笼罩原本多彩多姿多元的体制形态。然而如所周知，宪政体制的基础之一正是保障公民个体精神和物质的多元化，即自由。倘若在这一根本方面欲与宪政体制相区别而标榜“多元”，就意味着取消个体多元化，取缔公民自由。因此，或者是现代各文明各民族都享有保障个体自由多元的普遍性的体制；或者是各文明各民族体制“多元化”：有的体制保障个体的多元化，有的体制则强制个体整齐划一舆论一律---实行一元化管制。要言之，或是个体多元，或是体制多元，二者只居其一，你做何选择？
西方“后学”诸公把“人权自由民主”视为西方主流支配其他民族的“霸权话语”。而令人困惑的是，他们这些高妙的“后学”理论却只有在“人权自由民主”这种“霸权话语”的社会中，才能生产发表出来，而他们自己是想也没想过要去那些缺乏上述“霸权话语”的社会中讨生活的。至于问到他们向其他未受“污染”的民族推荐何种非“霸权话语”式的生存方式时，对不起，没有。我想，他们恐怕还不好意思推荐“人权自由民主”的对立面：“极权奴役专制”罢？
事实有时比一千种理论更有力量。其实，关于是否存在普遍性的问题，从前东德到前苏联，从香港到北韩到光复后的越南，环顾世界，你只要去观察一下全球人员逃亡庇护的单向性，就一切大白于天下了。
于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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