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日，远眺城市污染包围中的武汉市。（法新社图片）

胡少江


全球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本月七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正式召开。会议充满了火药味。各国代表在大会发言中互不相让，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在温室气体减排上也应该做出与之发展程度相应的承诺，否则世界将无法有效地遏制气候变暖的趋势。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自己是发达国家长期排放温室气体的受害者，不仅不应该做出承诺，还应该受到补偿；因此反对任何对发展中国家设定的具有约束力的减排指标。

中国代表团对哥本哈根是有备而来的。在大会开始两周前，中国政府公布了二零二零以前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那就是在要在二零零五年的基础上，实现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排放降低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四十五的目标。这个计划一公布，来自各方面的第一反应似乎都还不错，中国似乎对在世界气候峰会上争取主动有了不少信心。中国不仅宣布了中国总理将参加峰会，而且还派出了发展中国家中规模最大的代表团与会。

但是，第一个回合交锋下来，中国代表团便感到“有点烦”。团长解振华在这个国际会议召开的第一天举行了一个只有中国记者参加的加招待会。经过一天紧张会议的他一脸疲惫地出现在记者会场。只是当确定了会议的参加者只是中国记者之后，他才顿时显得轻松了不少。但是一旦谈及当天的会议，他的不满和烦躁立即显现出来，连续用了三个“不”字来表达对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提高减排的强烈不满。他用的三个“不”就是：不合理、不切实、不科学。

中国代表团的烦躁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减排计划似乎正在招致越来越多的质疑。中国的计划初看上去很美，但是一经推敲，人们便不难发现，中国的“减排计划”其实是一个“增排计划”。如果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二零之间能够实现百分之八以上的经济增长，同时实现排放强度减少百分之四十的目标，那末中国的排放总量实际上将增长一倍左右。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在其他主要排放大国决定减少排放的绝对量的同时，中国却提出这么一个增加排放的绝对量的计划，说起来不太理直气壮。这也是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提高减排的事实基础。

中国代表团烦躁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立场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备受争议。受温室效应影响最大、承受能力最弱的是那些最穷的发展中小国，尤其是那些受海平面上升威胁最大的小岛国。他们的代表在会议的第三天明确地提出，此次会议应该达成一个比《京都议定书》更为严厉的新协议。这个协议不仅应该对发达国家、也应该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具有约束力。中国对这个方案马上提出了反对。中国的立场引起了这些国家的强烈不满，因此中国所期待的发展中国家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计划也就成了水中阁楼。

另一个使得中国代表团烦躁的原因是，像巴西这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在减排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比中国主动。这对中国的国际形像有不少负面影响。巴西政府在参加气候峰会前也提出了减排目标。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作为发展中国家，巴西本来也没有具有约束性的减排义务。但是巴西却自愿做出了绝对减排的承诺。无论是用排放总量、怕放密度、人均排放等任何一个指标来衡量，巴西温室气体排放上的责任都要比中国要小得多。巴西与中国在这一重大国际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对比，使得一向声言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中国在面子上很有些挂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