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知青回城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我看见其中一些变味的历史记录。

传统的历史书写里，总是一些功成名就者的身影在晃动。知青史本来不是这样开头的，因为它借助文学的形式，以伤痕为内容，以控诉为目的。这类文学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像北岛等人就不承认“伤痕文学”，认为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宣传。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文学还是有意义的，至少它记录了一些小人物被卷进荒诞运动之后的悲惨命运。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种记录突然改变了方向。历史毕竟“江山代有才人出”，那时候知青一代正好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当年的控诉者中不少人变成了成功人士。他们回眸历史时，觉得与其把自己的青春描绘得凄凄惨惨，还不如打扮得壮怀激烈。于是一股“青春无悔”的热潮席卷全国，“伤痕文学”中的苦难记忆被成功人士的温情怀旧取代，他们通过展览、影视、回访等方式缅怀自己的动人青春，甚至一些餐馆也因为打扮成当年的模样而生意火爆。

任何历史都是叙述者的建构，每个人在不同的处境中“话说当年”都会有不同的内容和色彩。遗憾的是，那些失败者往往没有发言的机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也“青春无悔”。历史有时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当年“上山下乡”的那1600万知青，个个都成了知名作家、著名导演、企业老总、政府官员，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混淆个人记忆和社会反思、审美立场和制度规范。在个人记忆中，任何人的青春，无论何种处境中，都可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些寂寞而彷徨的青春、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都可以变成记忆中或艺术上审美的题材。但是从社会发展上看，那无论如何都是一场荒唐的运动。曾有人说，“上山下乡”是以一代人的青春来应付“文革”中破坏生产、“红卫兵”组织斗争导致社会混乱及大量失业的危机。这些被称为“知识青年”的人们，其实只有初中、高中文化水平，他们的学业被中断，去到陌生的农村，为农业生产出的力，跟农村为了安置他们付出的努力比起来，当然是得不偿失。而他们从农民那里接受的“再教育”，回城之后也没有用场，被认为是损失掉的光阴。

这一代人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回城之后的拼搏奋斗，为了“夺回”这些损失掉的光阴，他们付出了加倍的努力，使整个国家都处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亢奋状态中。他们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这二十多年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奇迹时代。但是这些并不能归功于他们在“文革”及“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经历，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证明，如果没有那些经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显然会更好。

那一场运动的开始，很多年轻人怀着“满腔革命热情”主动去到农村，但是更多的人，则是被政策强迫驱赶。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人的整个青春年代都被绑架了的时候，他就难以避免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就是对绑架者产生感情和依赖。所以并不奇怪的是，今天在反思“文革”的时候，一些阻碍正好来自当年的“知识青年”。他们以为彻底反思“文革”就会否定自己的青春岁月，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