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才是米奇尼克真正的长处。他说过他的分析始终是对于处境的分析，因此也有说他是“战略家”。今天我们介绍和谈论米奇尼克这个人，并不意味着要照搬波兰的经验，有谁说过波兰与中国一样吗？但是反对派如何拥有一种政治意识、具有政治眼光和自身的政治策略，而不仅仅停留在道德控诉以及揭露的层面，这对于我们恐怕不是一个过时话题。人们是多么容易与他的环境长成一体啊。在压制言论自由的环境之下，人们的思路会仅仅停留在书面写作方面，当然这永远是重要的，但是很可能因此而看不到另外一些事情的意义。米奇尼克在某处将“持异见者”与“反对派”区别开来，这是有意思的。我的理解是，前者是个人性的、文化性的，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的工作，比如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但是这并不代表工作的全部。“伦理并不能成为政治纲领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波兰和苏联关系的前景”。（《新演进》）。
政治如同爱情，是“你”与“我”的关系，是一个人出现在另一个人的身边，是一个人站到了另一个人的身边，是互相看得见眼睛和鼻子，而不是仅凭柏拉图式的想象泛泛而谈。在那个年代，米奇尼克们怎么谈论自己呢？如何说明自己的存在呢？他们会在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框架之下开展自己的工作？如何给自己一些限定，而不被老虎当作美餐一口吃掉？
这就有了“在‘勃列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内才能进行”。这话其实无关意识形态，而是一个地缘政治学的考量，一个十足现实主义的考量。作为“反对派”要怎么活动才好呢？不要闹到引来苏联军队，这是一条大限。经历了1956年出兵匈牙利和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就苏联方面而言，它也不想再次手上沾血；而波兰统一工人党虽然面临苏联压力，但是其中也没有人想以“卖国贼”为业，成为波兰民众千夫所指。但是这并不是说，苏军入侵完全不可能。就它的本性来说，莫斯科一定想这样做。“如果所有的人都失掉了常识、现实感和节制，那么这也许成为不可避免”，米奇尼克分析道。换句话说，老虎没有马上来吃掉你，这在老虎已经是有所顾忌了，你就要做到不急于把自己送到老虎嘴边。这样说其中绝无感激老虎的意思，只是说不要过分为难老虎，要求它在短期之内一定要吃掉你，从而增添它新罪行的名目。其实它有多少罪名这在它已经无所谓了，但是目前他想使得事情能有一点挽回，赢得一点美名。作为老虎，或许它也会想到逐步地改变自己原来的食物习惯，不管这是否真正能够做到。
所谓“苏联军队”、“雅尔塔条约”在今天听起来已经是十分遥远了，但是相关意思可以翻译为——民主的反对派需要在“在现有宪法赋予的框架之内活动”，不要超出这个已有的框架。这个表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如出一辙。称之为“七七宪章”，区区几千字，就是一个中心思想，请掌权的老虎同志们，真正落实这个国家的宪法上已经写明的人权条款，落实你已经向全世界表明已经加入的赫尔辛基人权条约。依拙见，当年的“七七宪章”比我本人也加入签署的“08宪章”更加完美，因为签署七七宪章的人们没有想到对一只“活色生香”的老虎去说，“我想要什么”或者“我认为什么好吃”，而是说，“你必须做到你自己所承诺过的”。比较起来，08宪章的签署者们看上去有点不太了解政治，他们（我们）书生气十足。你怎么可以对老虎说，我也想分享你的大餐，在宪法方面下些功夫。结果老虎说，“我已经知道了你喜欢联邦制。但是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我喜欢吃你。”
运用现有框架，不超出现有框架，还有一个更为深沉的考虑，那就是不希望再次看到某种突然爆发的场景，不希望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突如其来的喷发与骚乱当中，认为那样一种状态，并不能真正推动民族的民主化进程，并不带来新的起点，而且很可能导致倒退。米奇尼克提到当年他们与哈维尔在捷波边境一个叫做白山的地方非法聚会，想来他们就此深入交换过意见，看法完全一致。哈维尔说：这种时刻“有着旺盛的暴躁的仇恨、报复性的愤怒，和一种对于所有忍受的屈辱自己弥补的狂热要求。”而掌权的人们感到自己“曝光于前所未闻的威胁中时，会毫不犹豫地调来上百万外国士兵来拯救他们自己和这个世界。”（1975）当然，如果本国的军队足够的话，便不需要向外搬兵。米奇尼克说：“民主的反对派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更加宽广的问题，它和一种急切爆发的可能性没有必然关系。一种爆发可能导致社会压力的正常渠道被关闭。”（1979）。
在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是两个起点，既是道德的，又是政治的，这两个起点如何统一时，米奇尼克答道：“既然我们已经给出了道德上的起点，承诺要反对专制，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生涯。因此，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希望上的规划，充满希望的规划，它不仅停留于一些道德上的做法和举措，要有一个现实意义上的战略，以期取得一些变化……我们需要找到通向自由的道路本身，如何将自由变成一种日常生活。”因而，这个“自我限制的革命”所启动的层面，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是那些身边的细小末节，人们不需要离开自己原来的位置，只是换一些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便可以加入到这场“革命”中来。
比如，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从今天起就做一个自由的人；比如，不是为了“打倒委员会，而是为了建设你自己”，若是专制曾经轻视你，那么从今天开始你就挺起腰杆做人；比如，不是从一个“全局”开始，而是从一些“局部”开始，从自己能够上手的任何事情出发；比如立即照你自己所说的去做，而不要等着别人做了给你看，你完全可以做给别人看；比如，开始承担起你自己的责任，因为专制制度中，个人是不需要负责的，如此等等。他们有一个说法叫做“asif”，即在目前这种条件下，如同自己是一个自由人那样去行动。只要按照自己认为应该做的那样去做每一件事情，力量就会从自己的脚后跟升起。这时候除了需要勇气，还需要想象力，运用想象力来创造自己的生活（这回米奇尼克在北京与人们交流时，也再次提到了“想象力”）。《新演进》的最后写道，所创造的“不仅仅是一个宪政结构，而是真正的、日益改进的自由人们的共同体。”
如果从现在起，就开始过一种自由而符合尊严的生活，那个结尾（“最终一击”）什么时候到来，已经不重要了，时间表也已经完全不重要了。于是，这个“自我限制的革命”，便彻底区别于列宁主义的“革命观”——不仅在于完全放弃暴力，而且在于不是那么在意权力，也不在意权力的更替，不在意如何将今天当权的人们拉下马，换上一批自己的人上去。这个“自我限制的革命”，是生活的革命，道德的革命，人的尊严的革命。因而，有人将波兰的天鹅绒革命称之为“十诫的革命”（《圣经》中的“十诫”）。
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啊，是不是等待所有条件都齐备了，才开始从事我们的民主呢？我们虽然没有宗教，我们不是也有基本的道德感吗？在这方面有不少中国传统资源。转化是一回事，但不等于完全抹杀。我们的古人完全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生活的，也不是鲁迅先生所写，除了“吃人”之外没别的。这只是一个文学上的隐喻而已，并不是人们实际生活的历史。每个民族都有自己道德精神方面的智慧和积累，否则她不可能延续下来。看看1949年之前的知识分子就略微知道一些。而假如没有来自生活和道德的革命，没有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即使更换权力也没有用。很显然，如果掌权者越是执意与道德为敌、与人的尊严为敌，那么它只能是越来越缺乏基础、摇摇晃晃的。
在现有宪法的框架之内，每个人都来动手进行“日常生活的革命”、“道德的革命”，“尊严的革命”，如此这般，“道德”与“政治”又神奇地统一了起来。
重建社会的自主性
——反对派的政治之二
打个比方来说。比如一个乌尔苏斯的工人因为罢工而被开除和关押，一个拉多姆的工人因为携带了一些违禁传单而被捕，他们家庭的平衡因此就被打破，家中的妻子孩子的生活变得没有来源。就这个家庭的妇女儿童来说，她们起码需要一些经济方面的帮助。按照惯例，能够给贫困家庭提供援助的是官方的慈善机构，能够发放补助的人们希望“统一”发放。因为那也是一种权力，控制的权力。但这时候有人也拿出了200块钱，送给这个急需的家庭，他觉着可以自己在官方的体制之外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人就是KOR——“保卫工人委员会”，是他们给那些受害工人家庭，提供的经济、法律以及医疗方面的援助。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永无休止》，其中女主角的丈夫就是这样一位律师，他车祸身亡之后，女主人又给找了一位年长的律师。扮演这位年长律师的男演员，也是前面提到的在镜头面前说“我有一个够自己用的上帝”那位资深演员。
这个工作就是“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比较起修改宪法，或为某个受难群体平反，以及组个竞争的政党，它看上去不那么敏感。而且因为直接面对具体人们的要求和苦难，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不以政治的面貌出现，而是以社会的面貌出现，看上去比较“非政治化”。如果说狭义的政治即意味着“竞争”，那么波兰的人们不主张以一种竞争的姿态而出现——是民主的，但不是竞争的。这个工作框架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维权”，停留在一些具体工作、具体人们的层面，但是当时他们没有找到“维权”这个词。这个最初启动的阶段，其实是有类比性的。除了帮助具体的人们，拥有“社会”视野，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创造“独立的公众舆论”，要能够面对整个社会说话，提取和创造全社会的共同语言，而不是小圈子自说自画，那样做与极权政府自说自画恰恰形成同构。
放在当时波兰的语境中，这些做法的“政治含义”不可避免地释放出来。称之为“极权主义”，它的本性就是想控制一切，它的权力覆盖社会的每个角落，它希望能够掌握和控制所有的主动权，只有它自己是主动的，别人都是被动的和服从的。因此，力量只是从他自己的方向施加下来，而人们都像是臂膀上缠了绷带，腿上打了石膏，不要动弹、不许动弹，处于麻痹和半麻痹状态。这是它的本性使然，是它从一开始自以为掌握了全部真理那里开始的：一方面是永远正确、万寿无疆，另一方面就只有生活在没有完结的错误、耻辱以及无能为力。
从这样的“世界观”看问题，任何一个不再体制框架之内的起点，从人们从自身出发的起点，都会被看作是对于这个万无一失的权威的“挑战”，看作是对于它的“刺激”。比如说你要去帮助别人，这个举动包含了起码三点它所不喜欢的：第一，你挑开了某个伤口，而它们本来是需要掩饰的。你的意思是说“有人需要帮助”，那就等于批评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第二，你怎么能够成为施加力量者，你怎么能够有力量？你为什么还有力量，而不乖乖地呆在某处原地不动？第三，你想要与另外一些人们接触吗？你是不是通过这种接触，来发展自己的力量，你为什么要强大起来呢？强大的只有我们！试图隔断所有人们互相之间的联系，为此不惜使用所有不合法的途径，让人们陷入“分而治之”的黑暗中，是这个制度最为宏伟的梦想！
尤其是第三点，是现代极权主义不同于古代专制的地方。古代专制比如中国那么多代皇帝，除了极个别极为残暴的，一般来说，只要你不造反，不喊打倒皇帝，而皇帝并不关心那么多你自己的事情，你于是可以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们组个诗社啊、赏月俱乐部什么的，没有人怀疑其中有什么阴谋。实际上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基本上是地方自治、乡村自治，中国传统的乡绅便是所处乡间的社会组织者。同时还有各种行业协会包括宗教团体，将人们凝聚在一起拥有自己的归属，不至于因为孤独隔离而退回到野蛮状态。在孤独带来的虚无中，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今天人们谈论社会溃败，既是人与人关系的溃败，也是人心的溃败，道德的溃败。这是若干年切断了人们之间任何横向联系的结果，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再可能成为互助的和互为依托的关系，而仅仅成为虎狼关系，互相利用、互相倾轧，用冉云飞先生的话来说，造成一个“互害”的社会。
但是国家不可能来解决所有问题，是不是？还有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让别人来一道解决？那些没有什么油水的疑难、遗留问题，是否也允许别人来分担和承担？不行，极权制度答道。在它看来，NGO总是别有企图。它们的结果是，你壮大了你自己（这就等于削弱了我），你的羽翼开始变得丰满，你的权力和说服力变得增强。除非像螺丝钉雷锋同志那样可以，在一种匿名的、偷偷摸摸的情况下，将事情办好。但是有些事情一个人做不了怎么办呢？为什么有人做了起码的本职工作，就上电视、大张旗鼓地给自己鼓掌喝彩，而别人做了其他的许多好事，却必须背着这样那样的嫌疑和黑锅？遭到被歧视和被取缔？
KOR的成员面临不断地逮捕、审讯、被关押和被判刑，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然而即使在高压之下，他们也不想发展成为秘密团体，密谋只会进一步损害社会。所有那些不能在阳光之下进行的，都极具破坏性。不提出直接的政治诉求，并不意味着回避政治。当官方以“政治”的名义抓捕他们的时候，或者抓捕其他工人的时候，为被捕者进行呼吁、奔走、营救就不能不是政治的。完全回避政治，绕着政治走，看到政治的门就不敢进去，这属于市侩的做法。“社会的，就是政治的”，这是在极权主义条件下，“社会”与“政治”之间特殊的“辩证法”。
问题还在于，KOR成为一个独立的新起点，这个原则是否能够得到彻底贯彻，比如说其成员是否同时拥有这种起点，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开展自己的工作，而不受所谓组织形式的约束？回答是肯定的。KOR的工作原则有四条：第一、真实性；第二，公开性；第三，行动的自主性；第四条，互相信任。而后两条，则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它们同时也回答了KOR并非一个严密的组织，不需要有“领导”来吩咐其他人干什么，尤其是让他做不愿意做的事情。里普斯基写了一本关于KOR的书，其中谈到“这个原则是，如果有人想做一件事情，而又不违反KOR的原则，他们应该被允许追寻自己的理念。”而这就尤其需要互相信任的保障：“在共识之内信任每一个人。”
不搞小圈子，不在小圈子弄出另一套权力中心论来，任何起点都被认为有其自身的理由、过程和收获，应该得到信任和鼓励，使得KOR的活动拥有一种真正的开放性，可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KOR的一个长远目标是促使不同地区产生独立自主的新的中心，促使更多KOR式的独立社会组织出现。”里普斯基说。最早就有KOR的成员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组织工人罢工，米奇尼克前往帮助工人进行谈判。接着他们一干人被捕，群情激愤，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导致了团结工会的诞生。而在团结工会成立之后，KOR即宣告解散，库隆与米奇尼克做了团结工会的顾问。也许，这种不求个人得失、不搞小政治，而将整个社会视为一盘棋的做法，面对整个社会来发言做事情，是需要我们借鉴的。
比较起来，哈维尔更加具有哲学及艺术家的气质，他着重强调了恢复“个人的自主性”，即以良心为起点；即便是政治，也希望是良心的政治。米奇尼克和他的同胞所强调的是恢复“社会的自主性”，即从个人扩展到人与人之间，扩展到社会。这是一对孪生的自主性。在北京他谈到了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不一样在于——比较起来，捷克人的做法更加精英，这同样是有意义的。而波兰最大的特点是丰富多样，在各个群体人们内部，都有生气勃勃的公民草根运动。比如在大学内部举办不同的研讨会，地下工会的形式、农民团体的形式等等。
“平行”、“平行机构”这个表达应该来自匈牙利人的表达，但是在当时的东欧流传甚广，即建立各种与政府相平行的平台，不是为了夺取政府的权力，也不是为了与政府作对，而是在它旁边同时建设我们的社会、所有人的社会。
由此也可见出，反对派并不是想将社会拉到自己这方面来，让社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办，弄出一个东西来强加于社会，相反，而是创造条件让社会自我发育，让社会了解它自己要什么、将要去什么方向以及有什么潜力。它让社会及个人发挥自己的高尚想象（见徐贲），而不是一再陷入丑闻和难以自拔的泥潭当中。无疑，东欧的反对派们重新激活了古老的“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激活和体现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公民的首创精神”。90年代之后它一度在美国的大学里、研究机构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光彩。
要结束的是专制统治，不是共产党的统治
——反对派的政治之三
与共产党的关系，如何看待共产党和体制内，是米奇尼克这次来北京为人诟病的主要对象。他在北京回答推友的这一段话被单独拿出来：“我认为在目前民主条件下的共产党人，已经不是共产主义者，只不过是旧制度下的一个党派，他们接受了市场经济，他们变成了资产阶级。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共产人是当权的共产党人，是维护权力的教条的人，他们有时候并不真正仇视民主。”顺便地说，迄今还没有关于米奇尼克与众人谈话问答的完整版。而推特这个工具特点是快，不足是只能容纳140个字，因而不能不是最为简略的。同时即使是再好的翻译，在不熟悉该话题的情况下，在现场也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地准确。因为找不到波兰语翻译，只能请来一位法语翻译，因此必须请米奇尼克先生讲法语，而不是他的母语。因此，虽然是面对面，但还是隔山隔海的。
米奇尼克这段话前半部分适用于目前条件下的前共产主义者，即已经完成民主转型条件下的原共产党人，他们接受了市场经济，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引起人不快的应该是后半段，指称共产党人“有时候并不真正仇视民主”，这被认为是米奇尼克先生“健忘”的体现。但是，这并不是米奇尼克在北京才这样说，也不是因为二十年过去了才这样说，他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他的贯穿始终的基本立场。
在《新演进》中他是这样说的：“实用主义使得这些人削弱了意识形态的教条，而更多谈论教育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世界更有力的科学技术的合作以及开展竞争，显然，这并不是说这些人会去追求民主。一个党的实用主义者没有理由将目标定为民主的转变，定为多元化和真正的自治。但是，他有理由理解及赞同与多元化的力量之间进行协商而不是残酷地镇压。因为他知道镇压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为下一个社会不满的大爆发准备前提。”其中的意思很明显，既然已经成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作为个人他已经不再有什么确信，为什么要一定相信“专制”才是唯一的出路？对于民主他虽然谈不上亲近，谈不上自己去实行，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抱有恶感？难道他们是一些“特殊材料”做成的？比如当他们在强调“民主不适合中国”时，不同时就等于说在说这个东西也许“不错”，就是不能“拿”过来吗？
影响他采取决定的是他屁股底下的那个位置和他自身的利益。而同时不是别的，正是这个位置和利益也要求他不能像从前那样，对任何不同意见进行残酷地镇压，像在东欧五十年代，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在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之后，即进入所谓的“后极权主义”之后，政府不得不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们采取了新的策略——“在容忍和镇压之间进行选择”，米奇尼克在北京说道。发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主要也不是老虎本身，而是持续不断的“公众舆论以及民族经济压力的影响。”
此新闻共有3页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