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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题记：古人云，苛政猛于虎。不受限制的权力，叫它做“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一样的。
不能光看离权力较近的那一头
波兰反对派运动的设计者亚当·米奇尼克来北京，由网上所释放的信息，引发了不同意见的争论。其中一些是善意的提醒，值得关注。这同时也说明了米奇尼克的思想面貌比较复杂，拥有多重维度而具有相当的张力，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目前的争论本身，提供了接近这个人思想的又一个机会。
争论的焦点在米奇尼克所说的有关“和解”、“妥协”“自我限制”以及提及“党内改革力量”方面。无疑这些是米奇尼克思想（及波兰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米奇尼克的思想（及波兰经验）却远远不止于此。在推特上王天成先生说得十分中肯：“他这次访华，建议民间力量依靠党内改革派，这话容易引起误解。这是波兰的经验，但不是波兰经验的全部。由于团结工会的力量，波兰才分裂出党内改革派，提议与团结工会谈判。反对派的强大是前提，这是要记住的。”
应该说，饱受争议的这些内容，只是在一个艰难困苦的长过程中，出现在靠近结尾部分上的东西（它们也更加靠近权力）；但是这个部分，实际上是在这个长过程中，通过靠近开端上的部分来保证、延伸以及呼唤出来的。而我们谈论米奇尼克，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仅仅关注靠近权力的“后半部”，光看故事的结局，而忽视这个故事最初独立的、首创性的起点。
米奇尼克先生经历了那个结尾。这个结尾翻过去也已二十年有余，这之后米奇尼克先生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正像我们并不十分关心他目前头脑中的问题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米奇尼克先生在短期内，一下子回到二十多年前某一个特定阶段中去，尤其是完完全全回到遥远的起点本身。而这个起点其实是最为重要的，起点上的东西是最富有动力、活力和引起激发的。当然，只有在起点上出现的，在终点上才有可能呈现。这个往前“翻页”的动作，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做的，也是一件需要耐心的工作，
米奇尼克称“不了解中国”，这没有什么奇怪的。然而趁此机会，我们是否也试着想一下——身为中国人，懂得中文，我们就一定像我们自己以为的那样，或者像我们应该做到的那样，更加了解这个国家？有能力把握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任何关于中国的认识和表述，都同时释放了这个人自身的某个处境，他本人所处的那个位置，以及他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自身的处境，其中不排除这个人为自己的处境及行为而进行的辩护，到头来却是强化了这种处境。
仅仅从权力更替的结尾部分，理解米奇尼克是远远不够的。认为现在已经论及“转型技巧”，这才叫做不符合我们自身的处境和位置。显然，我们刚刚开始的工作，更加接近米奇尼克（波兰经验）的那个起点，而不是离权力（更迭）接近的终点。我们还有太长的道路要走。
你想要成为那块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
首先在想，为什么阅读米奇尼克的写作，与阅读哈维尔一样，比较能够引起共鸣？
第一，他们始终处身处那个糟糕的环境当中，时时刻刻吸入那种浑浊的空气；他们承受了那个环境中的所有压力，知道自己说出的哪一句话，可能引来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也不认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都只配去死。他们缺少自由，但是可以争取自由；缺少人的尊严，但是可以争取这种尊严。在奋力争取的意义上，他们所享受的自由与尊严，并不比任何人要少。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米奇尼克强调“我发誓永远不离开波兰”，这既是对于波兰的信念，也是对于自由与尊严的信念。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拥有完整的自由与尊严。
第二，承受自身蒙羞的处境，时刻感到脚面上的沉重，意味着在这种局促的条件之下，你不会想到要去发明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你能够做到的，或许只能发明属于自己的真理。你也不能想象存在一种神秘力量，单单挑选了你的真理，给你配发十二名使徒而不给别人，从而让你的真理能够在大地上得到实现。实际上，哈维尔、米奇尼克们他们所说的，只能由他们自己去实行。在这一点上，他们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策士”或者“幕僚”，他们是将“自身”带进有关这个世界的“真理”当中。他们所说的，需要以自己看得见的行动来跟进。你的肉身不能隐藏在你的言辞背后看不见的地方。每当你自己那样去说，你需要同时回答一个问题，你打算怎样去做呢？
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他于八十年代后期拍摄的十个短片《十诫》中的第二诫《进退两难》里，通过人物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有一个够自己用的上帝。这是一个非常坚实的表达：我的上帝让我体悟到的真理，也许它仅仅属于我一个人，但是这个真理，至少与我这样一个具体的人联系了起来，让我受用，让我本人获益。如此，通往真理的道路便与个人的足下联系了起来，他这个人的生活与生命本身，便有可能具有一种真理性，从而得到提升。比较之下，那些策士、幕僚，他们给权威提交方案，却始终将自己排除在外，如同“净身”一般。在这个意义上，策士这个群体更接近传统的宦官，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肉身及其所需要的尊严。
第三，如果真理不能脱离“人自身”，那么历史与现实同样不能。1968年哈维尔与昆德拉争论，反对昆德拉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描绘为一部被外部入侵的宿命史，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在推卸责任，是在为自己不去行动寻找借口。“历史并不在我们之外，我们也不在历史之外”，哈维尔说。他强调我们自己的行为，同样也能够成为历史的起点。1982年团结工会被取缔之后，米奇尼克被关押在比亚沃文卡的监狱里，他写文章引用了波兰诗人米沃什的一句诗：“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了个身”。他自己接着写道：“于是，你想要成为那块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
“你想要成为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而不是别人。因为有你在，事情不应该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不应该停留于现在这个样子。即使现实条件不具备，因为你的存在，也要促使让事情往应该如是的样子去扭转，促使相应的条件能够出现。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引领方向的“石子”。事实证明，哈维尔与米奇尼克他们对了！虽然他们在若干年内经常出入于监狱，但是历史就从囚禁他们的牢房，开始了新的出发。由牢房来指示历史前进的方向，在许多民族民主进程中都有这一幕；这同时也说明这个进程在继续，并进展到了某个阶段。
在这批监狱写作中，米奇尼克特别提到了一种“被囚禁心理”。它既意味着“冷漠”与“去政治化”，同时意味着诸如无力、怨恨等精神状态。“被囚禁者们”因为多年的被边缘化，长期“从自己的理想与语言中被剥离出来”，因而“剩下来的只有仇恨。”仇恨是无助的表现，这些人从来没有环境来培育他们自己的力量，没有习惯养成清晰从容地表达自己的要求，因而容易陷入那种混杂着“盲目”、“孤独”、“怨恨”和“发泄”的情绪当中，并不善于理性地站出来担负起责任。没有人曾经要求和希望他们那样做。
这种被囚禁心理或许还应该包括，在许多方面无意识地模仿自己的对手，甚至抄袭对手。他们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和经历的，而宁愿顺着狱卒的手指引的方向去看这个世界——狱卒愿意表明自己是强大的，他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看法；狱卒愿意向世人证明牢房是万年万万年的，他们也不愿意看到中国正在发生某些重要的变化。任何对于中国也许朝向民主转变的事实（公民努力与抗争的结果），对于中国正在出现的新生力量，他们都不愿意正视。因此，他们生活的意义，就这样与狱卒捆绑在了一起。
哈维尔们的做法相反。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先是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然后从中发展出反对的意义；先是有自己生活的轨道和框架，然后从中发展出反对的轨道和框架。在他们看来，“反对”还包括许多看起来并不相关的事情，比如如何学习做一个公民、如何开会、如何对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们抱一种宽容的态度、与他们一道工作，以及如何遏制自己人性中的恶、化解自己体内曾经吸收过的狼奶等等。
于是你想也要成为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从自己出发，将自己变成所需要条件的一部分，是可以试试的。为什么不？一个人如果他自己也正好参与，准备为我们民族的民主化出一份力，他就不那么太强调外国民主的月亮也比中国圆了。人们总是为自己不去行动而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这不仅是犬儒主义的（犬儒主义是有意识的，是一种人生观），而且也是出于被囚禁的心理和被囚禁的习惯，是按照狱卒对自己的要求，来要求自己。
要么选择民主的反对派，要么选择暴力革命
与目前人们对他的误解完全相反，米奇尼克从一个体制外的起点开始。他没有完全放弃体制内的改革力量，始终在等待和呼吁这种力量的出现，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体制内的人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将民族的民主化寄托在体制本身及体制内的人们身上。在他的开山之作《新演进》（1976）中，他毫不含混地表达：“我还要不揣冒昧地说，多一个杜布切克，多一份对于风起云涌的反对派的损害”。在这篇文章中，他直接使用了“民主的反对派”（thedemocraticopposition）的称呼。这在整个东欧反对派运动中，是非常独树一帜的。哈维尔就没有运用过这个词。这种情况也不像有人喜欢解释的，那是因为波兰如何如何。当然，波兰是一回事，但是若没有米奇尼克他们在其中，波兰就是另一回事。
他的看法建立在现实经验之上。自五十年代开始，一批被称之为修正主义的知识分子，力图赋予这个体制以“人道主义面孔”，对于当权者做法给予了严厉批评，留下了丰富的精神及批判的资源。但是这批人在波兰1968年事件之后遭到严厉肃清。1968年1月，华沙剧院上演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反俄诗剧《先人祭》，演出很快演变为反苏大示威，随即爆发了以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抗议活动，此时为华沙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的米奇尼克是令人瞩目的活跃分子。3月8日，他与一批大学生被当局开除。同时对知识分子大规模整肃开始了。波兰享誉世界的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斯基被开除公职，接着被迫流亡。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提到过他所在的波兰罗兹电影学院，最好的老师们在这个期间被迫流亡，有人去了以色列。从此，修正主义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与党“断了脐带”（米奇尼克）。这个过程其实有点像我们这里的王若水、刘宾雁被清除出党。其中有一部分人仍然留在党内，声称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但其实未必。
米奇尼克继承了老师们这份遗产。他不可能再回过头走这条已经证明是失败的路线。“很难想像，现在有一个运动仍然将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或者其中的一个元素，来推进今天的波兰改革。”（米奇尼克，1976）在被大学开除之后，米奇尼克到一个叫做“罗莎·卢森堡”的工厂当了钳工，这个工厂生产电灯泡。这期间他参加和组织过工人的抗议活动。而促使他与库隆（此人曾经任职波兰共青团中央）、里普斯基(Lipski)在1976年9月做成KOR(保卫工人委员会)，还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原因。
这个时间“知识分子受一种复杂的情绪所折磨，那就是他们在1970年工人流血时保持沉默。”他这句话有一个可以找到的旁证，那便是波兰大导演瓦伊达拍摄的关于团结工会的影片《铁人》（1981），其中有一对父子。1968年3月儿子汤姆亚克要往外冲，被工人父亲一个巴掌打回去，工人阶级不准备参加这个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运动。而在1970年，波兰政府提高生活品的价格，工人们走上街头，父亲和他的工友在窗外眼巴巴地等待学生前来声援，宿舍里的汤姆亚克与他的同学们却把头深深埋进了枕头里。这次冲突有44人被打死，受伤千余人。影片中的父亲在冲突中被打死。接下来儿子不干了。这便酿成了团结工会（1981）两股力量的合流。而KOR可以说是团结工会的前身。1976年在拉多姆和乌尔苏斯工人抗议运动遭到镇压之后，米奇尼克和库隆们决定不能对受难工人坐视不管。顺便地说，米奇尼克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创建“团结工会”，他所参与塑造的KOR的理念，为团结工会所接受和延续。
KOR伊始，不理解的人们讥笑他们是如同发放救济金的“社会工作者”，
看上去无足轻重、无关宏旨，缺乏任何前景。这些貌似“社会工作者”，同时称自己是“民主的反对派”。为什么执意要当这个令人狐疑的“反对派”？不当“反对派”行不行？能不能放弃当一个“反对派”？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新演进》）
必须有这样一个或者多个反对派压力团体的存在，他们若不能在体制内存在，那他们就在体制外存在，但不能不存在。这是因为如果说当权者的做法是缺少价值的，那么必须有人要表达的社会基本价值；如果说当权者的做法是隐瞒真相的，那么必须有人要揭示被遮蔽的真相；如果当权者的许多做法是违反法制的，那么必须要有人要维护这个国家的宪法；如果说当权者因维护自身特权而不惜将社会割裂为不同区域，陷入种种隔离隔阂乃至敌视仇视状态，那么必须有人要恢复基本的社会纽带、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而如果说当权者的做法是“无人负责”，那么必须有人站出来，表明自己愿意对于民族的今天和未来承担起责任。
由于它们的存在，才能够让政府在压力和对话中，能够习惯听取不同声音，调整自己的政策和做法，改变专横任性以及贪婪的习性，从而培养和训练出民主的品格，乃至最终形成民主的格局和制度。仅仅依靠对手本身，指望它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自身就能够走向民主化的道路，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今天，这个道理在中国也已经是妇孺皆知。最近四川好人谭作人先生九十岁的岳母同样也说：“没有不同意见，社会不能进步。”
第二也即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米奇尼克与他的朋友们想要彻底放弃暴力革命的思路，他们必须找一条非暴力的途径来取代它。这就是在不同意见、利益、思想、信仰的人们之间，需要找到一些方法和形式，开始学会共同相处，而不是重复一部人消灭另一部分人的做法。反对派的出发点是民主，这要求他们本身的做法是民主的，即通过和平的、理性的、协商的方法，来表达不同利益的诉求，并解决人们之间的矛盾纠纷。
既要推动民族的民主化，落实让每一个人拥有同等的权利，但是又不能像以往那样，通过一种暴力革命的途径来解决问题，这在米奇尼克们，经过了长期深思熟虑地思考。米奇尼克说道：“极权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暴力的运用。我父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相信革命暴力能够带来社会公正。这给他带来了八年牢狱之灾，那是在1930年代的一次莫斯科审判。他肯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需要重蹈斯大林审判的覆辙吗？我也向自己重复这个问题，答案是暴力毁坏了使用它的人，令其陷入非道德。……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通往公民社会，展望波兰民主》，1988）
放弃暴力，同时意味着放弃暴力革命的那个思想出发点，即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思路，认为只有将对方从肉体上消灭，才能实现所谓“革命”的成功。而在革命成功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这种思路实际上都还会延续。始终将一部分人视为贱民，需要从肉体开始加以鄙视和实行管制，不管他们是“知识分子”，还是“地富反坏右”。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教训，堪称十分严重。
顺便地说，受暴力革命的思想浸淫很深的人，头脑中总是摆脱不掉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想象。他自己过去对别人这么做过，他也担心未来的某一天，这个景象会轮到自己头上。因此不惜一切代价攫取民族的未来，来满足这些人个人的安全感。但是这些人想过没有，仅仅运用暴力（进行统治），或许他们自己的安全得到保障，但是这并不能为他们本人的子子孙孙提供同样的安全，也不能为其他人的子子孙孙带来安全，不能为这个民族的未来的和平提供保障。暴力是最容易模仿的。眼下中国有点盛行的个人恐怖主义，难道不正是这种暴力革命和暴力统治的逻辑延伸以及必然结果？
民主的反对派的思路，是想从根本上结束暴力革命带来的恶性循环，是想通过民主制度的方式，来释放社会不同要求、解决社会矛盾以及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而不是允许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压得粉碎。实际上，反对派甫一诞生，便意味着这些人将要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继续下去，不仅是掌权者和其他人们要适应他们的存在，反对派们也要学会能够与所有的人们一道相处，包括共产党人。这些人绝对不可能是新出壳的神风突击队队员，这与民主的要求相去甚远。最有可能，一个人越是反对派，他便越不极端。因为他想得比较远，也深知自己行为的重量，时时意识到自己作为建设者的责任。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权者是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同样需要在接受暴力反抗与走民主道路之间做一个选择？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了断，同时意味着是选择容忍能够与未来下一轮社会接轨的民主的反对派，还是接受大大小小的暴力以及它们所制造的新的难以弥合的伤口？不管哪个民族，最终总是要走向民主，这个大趋势不可阻挡。专制可能是几十年，一百年，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专制者加起来也就两千年，但是不可能是一万年，更不能是万万年。摆在我们子孙面前的将会是怎样一个世界，或我们交给子孙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是今天那些声称为国家负责的人们不得不考虑的。
自我限制的革命
——反对派的政治之一
我必须将这个问题当面交给米奇尼克，这就是作为反对派如何处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其实，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还在于反对派要不要考虑政治？
当然，道德必然成为反对派的主要战场，一意孤行的专制制度贯穿了一个基本特色，那就是明显违反人们的道德感，结果造成谎言盛行、不负责任至上的沉沦局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互相利用的关系，对上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对下则是轻视冷漠，乃至肆意践踏。但是民主的反对派是否仅仅停留在某种道德情绪上面，是否仅仅是靠道德义愤就能够解决问题？是否越是这样，事情就到了快要解决的地步？
不揣冒昧地说，我的同胞当中不乏有人仍然继承了一种类似巫术的心理，是不发生直接接触的交感巫术那种。潜意识中相信只要我在这里念动几句咒语，那边就有一个人应声倒下了。这帮助说明被压迫者的天空总是低矮的，在他们的多种基本权利受到限制时，他们政治上的想象力也同样会受到损害，但是这并不能够证明，他们便不需要一些政治上的眼光？不可以提出他们政治上的规划？
说到“政治上的规划”，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一些“前景”，这当然是需要的。“08宪章”则是一个前景式的表达，概括地表达了人们究竟想要什么。但是除了“远景”，我们能不能有一些近景？除了我们想要去完成的蓝图，我们能不能考虑眼下能够做起来的？而如何去做，取决于对于眼下形势的分析，对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判断估计，对于自身力量的估计，包括也许要想一想，对方正在干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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