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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之所以成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延续了中国绅士的传统。立宪的努力从第一次的清末立宪，到民国的立宪、抗战建国的立宪，始终贯穿了一点：怎么样协调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与西方宪政制度之间的关系。只有具有绅士心智的人，才能比较好地协调解决这个问题。
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陈独秀这些文人，都采取激进的策略。这样激进的策略本质上来说是没有能力承担建国任务的。新文化运动说，以前你们的努力都失败了，我们现在要进行思想、文化革命，然后建立全新的秩序。问题在于，这样激进的心态最后使得你成了所有人的敌人。建立现代国家，要让现有的社会结构中的每个人重新建立关系，要给他们设计新的规则体系，而不是去消灭他们。新文化运动所鼓吹的激进主义以及它所引起的后来的激进革命党、革命政权，其目的不是让每个人的宗教能够被宽容，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信仰，而是要消灭宗教。它不是让每个人都可以发财、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产权，它的口号是消灭产权。它也不是让每个人，不管男女老幼，长的丑或长的美，有钱的或者没钱的，大家和谐的共处。它的理想是要消灭社会中的某个群体。比如，鲁迅刻薄地描写农民，比如革命党断言谁是反动派，据此，不仅要剥夺他的财产，还要从肉体上消灭他。这样的心态，本质上不是在建立国家，而是在毁灭国家。所以它跟现代的立国事业是背道而驰的，由此建立起来的政权其实是革命的开始。1928年国民政府的建立，是新一轮革命的开始；1949年共和国的建立，也是新一轮革命的开始。而英美建立现代国家是终结了革命。现代的宪政主义革命，目标是终结革命。中国过去一百年的革命，只不过是革命的重新开始，革命再一次上路，所以是“不断革命”。不断革命可以概括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政治的基本态势。国民党革别人的命，共产党革国民党的命，然后不知道谁再革谁的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断激进化的过程？这跟绅士群体在新文化运动之后逐渐消亡有关系，当然这是一个悲剧。
现在回到比较经典的宪政主义革命时期，就是清末的立宪和民国初年的立宪。这两次立宪是传统中国的绅士治国模式的延续，或者说它的一次自我转型。我给清末立宪的定性就叫绅士立宪。它的主体就是绅士，不管是中央和地方的大员，还是上海苏州的绅商，像张謇、汤化龙等人，他们都是社会中的绅士。他们所要做的事情，不是要颠覆社会结构，而是重新安排政治权力。事实上，他们在立宪之前，已经享有非常广泛的治理社会的权力——政府官员也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但他们希望通过立宪来调整权力，使皇权和费孝通先生所讲的绅权之间重新进行安排，也就是扩大绅权并且制度化。清末立宪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地方自治和议会，这两点其实都是绅权自我实现的努力。
中国从1906年开始提出立宪，到1911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了共和国，而且没有经过任何屠杀、暴力，非常平稳的就建立了。很多人都忘记了这段历史，而它为什么会那么迅速的建立起来？用现在的一句话说，这是绅士的华丽转身，它只不过是社会秩序自然的生长。绅士把他原来所享有的权力给予扩展和正规化，以宪法的形式确认下来。以前在传统社会，绅权缺乏制度性保障，现在，绅士们要求把权力用宪法保障下来，所以他们要开议会。以前，慈禧太后要做什么决策，也都会让绅商们都发表意见，就像我们现在政府立法之前公开征求意见一样，但意见最后采纳不采纳，都是统治者的事儿。现在，绅士们所要求的是，采纳不采纳跟统治者没有关系，我们现在直接把法律制定出来了。这就是立宪的基本目标，这场立宪运动的主体就是绅士，而要建立的也是一个绅士治理的国家。
中国的历史从传统社会、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建立第一个共和国，实际上不是断裂，这点非常类似美国的建国。不像法国大革命，跟前现代社会是彻底的断裂。相反，中国是历史的自然的延续。之所以能够保持延续，就是因为宪政秩序的主体跟原来传统的前现代社会的主体是同一群人，所以，历史保持了连续性。这就是我要强调的，为什么以绅士为主体建立的现代国家更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它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但很不幸，最后，它也没有成功，这里面有很多历史的意外。
反思大革命传统
刚才这部分强调的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我刚写了一篇文章，政法大学学报刚发完，对胡适提出批评，以他的思想为靶子，对新文化运动做一次清算。我自己尽可能摆脱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传统，因为现在很多赞美新文化运动的人努力地把新文化运动和后面的所有历史切断，要把它撇清，说它跟后面的历史都没有关系。而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开创了某个比较坏的历史，这个共和国就是它的产物。还有很多人讲，新文化运动开创了现代中国的学术和文化繁荣。有一次我跟张鸣辩论，我说新文化运动是从哪儿来的？新文化运动难道不是因为民国建立，人民享有了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结社自由吗？包括后来大学的自治，这些都不是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相反，新文化运动是这些制度的产物，而新文化运动后来摧毁了这些制度。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请看我那篇论文。
从新文化运动一路下来，首先是国民革命。新文化运动确实是现代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事件，它把现代中国历史分成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我称之为宪政主义时期，或者叫现代的古典时期；第二个时期叫现代时期，或者叫激进主义革命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后，很快，国共两党合作，随之而来的就是国民革命。国民革命跟中国历史上之前所有的时代都不一样，尤其是跟清末的立宪和民国初年的立宪具有根本的差异。革命史观的教科书已经把这点讲的特别清楚。我们现在的共和国跟五四联系在一起，相反，跟清末立宪和民国建立没有关系。但很多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故意忽视这一点。国民革命那时候被称为“大革命”，大革命的含义就是激进主义革命，要摧毁原来的旧社会、旧文化、旧宗教和生活在旧制度下的反动派。这样的传统一路下来就到了1949年革命。
我们讨论60岁的共和国，但根据我自己的阅读，其实这个共和国出生的不明不白。这个共和国只不过是抗战建国失败的产物。抗战建国时期召开政协会议，张君劢在内的民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等到1946年宪法制定，1948年要行宪、召开国民大会，这时候两大党就分裂了。其实在这之前，大家在一块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因为对宪法有分歧，所以就分裂了。分裂之后，共产党和民盟的主体没有参加国民大会选举，国民党和青年党以及张君劢的国家社会党召开了国民大会，成立了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以前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约法》，这时候才正式算是中华民国“宪法”，五权宪法正式颁布实行。但共产党和民盟的主体始终没有给一个说法，也并没有说退出政协体制。所以，60年前他们召开的政协会议，所谓“新”政协是从抗战延续下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到了1954年制定宪法后，才跟抗战时的体制决裂了。这个国家其实应该是1954年建立的。
我前面讲的这些，也许有助于大家理解反右是什么性质的运动。现在无数的解读都说，反右就是要整知识分子，其实不是。反右就是为了打倒民盟，民盟就是原来政协体制下的主要政治力量，而它始终想跟共产党分享权力。五七年大鸣大放，民盟蹦得最高。因为1948年共产党和民盟都不参加国民大会，我相信双方之间是有协议的。等到五四年宪法一颁布，建立了共产党的统治，民盟完全被踢出合作、协商体制。民盟的人肯定很气愤，他们不断找机会要闹腾，所以才有了五七年的反右，反右的主要对象就是民盟。最后几个不平反的人，全是民盟的人。民盟遭到摧毁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服服帖帖地当了参政党。而在此之前的政协体制下，他不是参政党，是执政党之一。
结论：无绅士即无宪政
最后说到中国现实。在五四年体制以后，社会就没有绅士了，所以，中国宪政的支持力量也就没有了。现在如果要再去立宪，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有没有绅士？如果没有绅士，宪政就免谈。这就是我今天要得出的结论。
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中国前提，我有一些悲观，但并不是完全的悲观绝望。事实上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些精英。在80年代之前，没有精英，只有干部，干部不是精英。80年代之后，逐渐出现了精英，因为我们有了私营企业，有了教会的发育。我到处都讲，搞政治学或是社会学研究，对中国社会过去三十年的变化，最需要重视的就是宗教的复兴，其次才是市场的发育。在这些政府之外的群体中，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精英，比如有钱人当然是精英；像商人，律师，大学教授，还有各种各样的NGO组织，包括我，写评论的人，都算社会精英。
但是，精英需要转化成绅士，而基本的途径必须要有道德的振兴，然后是治理能力的训练。道德振兴尤其重要。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特别容易犯道德虚无主义的倾向，尤其是知识分子，特别厌恶道德。但是，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的道德自觉，很难出现绅士群体。没有绅士群体的话，社会就不可能坚固，我们就不可能向政府要求权力、分享权力，更不可能控制政府。宪政的本质就是社会控制政府。13亿人不凝聚，其实是最没有力量的。当社会里有几百万人凝聚在一起，才会有力量，这些人就是我今天所讲的绅士。我们的共和国怎么样才能复辟？其实有待于绅士的复辟。
主持人：
秋风老师今天所讲的，我之前没有预料到会这么反动。他并不是左，又不是典型的右，他具有保守气质的偏右的传统。在强调自由主义的同时又反复强调道德，里面的张力很深。另外要更深刻理解秋风老师，还得寻找他的知识资源，比如哈耶克的思想和奥地利经济学派，他的宪政观可能跟这些有关。下面请刘海波老师做十五分钟的解读。
刘海波：
先说一点，我和秋风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分享保守主义的立场，我们也有一些共同的关于政体科学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优良的政体要有两种公共权力的机制并存：一种是政治的或者叫统治的，一种是判断的或者叫法律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经验，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政体运转的比较良好，而有些不良好。在另外一个方面，尽管我们对保守主义气质如此分享，但我们在具体问题的判断上不尽一致，既有历史的，更有关乎现实的。
一个问题是，秋风所说在政治的改变中绅士会取得好的结果的原因。第一，他们有一定的超越性，克服一己私利，克服本集团的特殊利益，为公共的长远的利益考虑。第二，有治理的具体而微的知识，它不可以从书本上学来。绅士本来就参加了社会的具体治理，他们不同于理论家，他们是超越精神和实践理性相结合得比较好的人。说到历史上的革命，我比较赞成周王室对商的革命，为什么？他们已经有了基本盘，所以这次革命的取代结果比较好。相反如果农民起义，底层造反，打碎这一切，那么结果就不那么良好。这里还有具体到治理结构的问题，并不能表面来看。我也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说明贵族或者拥有大权的国家治理很差，要比专制君主国家还要差，比如被俄、普、奥三次瓜分之前的波兰，你看看它的治理结构是什么样的。还有东汉之后的士族统治，我感觉公认的意见还是认为当时是比较腐朽的，而不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治理结构。但是英国比较奇怪，英国贵族阶级和国王一直是相互约束又相互扶持，把这种结构维持到了相当近代的时候。我考虑也许是因为它比较适度，在英国中世纪的威廉政府的时候，人们认为它比起欧洲大陆来是偏向于中央集权，而不是偏向于割据。到后来欧洲大陆建立了绝对王权的时候，英国才被认为是有贵族的，又转而突出了贵族的因素。为什么？有一个因素是，国王的治理是达到了基层的，也就是说国王并不依靠官僚治理，他对人民的统治是直接的，但是地方的领主们也是一样直接的，有重叠统治的意思，而并非是贵族们跑到朝廷上来建立寡头平衡体制。寡头体制是贵族们到朝廷上，或者国王成为傀儡、或者贵族一平衡就决定了王国大事。但英国不是这样，王国大事是由国王决定的，地方事务是由领主决定的。领主的权力基础是什么？不是民选的，而是世袭的，但也有民意的基础。所以英国领主商量事儿的话，要和农奴们在一个桌上吃饭，商量本区的事务，法国贵族不行。法国贵族跑到了朝廷里，白白拿着俸禄，那时候他高贵得不得了，我还跟农奴吃饭？所以法国贵族变成了隔绝的状态。英法的结构不一样，可能日本是和英国类似的结构。日本的贵族革命，士人自觉，但士是拿刀的士，虽然他也念书，但勇武精神还是非常强的。武士和大名们取代幕府之后，近代革命也还比较成功。我觉得英国、日本这种治理结构不同于寡头们在朝廷上平衡，而是国王的事务归国王，贵族的地方事务归地方，二者同时并存，可能这个结构更好一些。
回到中国，通常中国的士人的家族往往会利用权力赚钱，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是名正言顺的地方公共权力机构，他们反而是利用中央的权力扩大自己的私人财产、土地。前现代社会不怕封建领主农奴制的体制，怕的是地主农民体制，为什么？从经济的角度，如果在农业社会里，地租归了私人，就比较麻烦。但归了领主不也是归了私人吗？不是的，是归了公——地方公共权力机构，因为领主是制度、是公共权力，而大地主不是，大地主是私人的。尤其比较成熟的东亚农业社会，不做到平均地田就得打土豪分田地，今天的尼泊尔和印度还是一样，无法摆脱这个规律。如果地租归少数私人垄断的话，社会会被锁死。我觉得出问题的时候麻烦可能是在土地私有制，而不是国有制。因为名义上是国有制，实际上是领主体制，地租是归了中间的地方政府，而不是归地主，这可能反而是个麻烦的地方。儒家反复强调井田制，要限田，我觉得可能来自当时观察到的道理。
不考虑德行和知识的问题，绅士们的结构可能也挺重要的。比如英国、日本比较成功，波兰非常失败。而中国也不是成功的例子，尽管士大夫阶层的作用不是靠王国的正式权力结构，而更大程度上来自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更靠的是儒家的传统，于是他们有道德的冲动，到朝堂上去约束皇帝。大宋一朝表现的比较典型，但宋朝的政治也有失败的方面，也就是说并不是成功的，因为两次亡国，亡于外来少数民族，这个失败也是比较刻骨铭心的。
接着说说清朝，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怎么一回事儿，秋风只说到了一半，他谈到了平等的政治社会，但他没有谈到现代民族国家有另外一个特质，它要把人民高度整合起来，然后消极的是对外进行抵抗，积极的就是扩张、圈地。原来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洋兵到了大沽口，千把万人可以到北京城，甚至到了抗战时期，东三省的资源足以抗衡全日本，却整合不起来。但日本整合起来了。整合任务的完成有两种途径，因为宪政民主使现代民族国家有强大的有效政府，能够高度把人民动员起来，其他的没有见到这种效果。后来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我们见到了，就是党国体制也做到了，而且国民党做的不够，所以被共产党取代了，因为共产党做的彻底。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国民党只做了一半，所以国民党在抗战中能打淞沪抗战，但有南京战败。远征军一会儿打胜了，一会儿又来一个豫湘桂的溃败。国民党有二陈系，在左的程度上也很像共产党，但是有一些腐败的官僚。它又要搞平均地权，这很社会主义，但由于各种原因又没搞成。国民党到台湾去做，实现了理想，以后我再说为什么台湾是这么回事情。但这是不是可以通过绅士们建立？有可能性，因为陈寅恪说过：“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近乎湘乡南皮之间”，我也是这样的。在当时不是革命的问题，而是说考虑到当时的现状，怎么样唤起士大夫的自觉来完成历史的任务。因为他们一定程度上是在效法日本的武士们，甚至说效法美国立宪的华盛顿、汉密尔顿、麦迪逊他们，但要怎么做？当然有两个群体，士大夫群体的整合力量太低了，因为长期的王朝统治之下，没有有形的机构供给他们，中央没有议会地方也没有。要是结成政党呢？这个也不容易设想，当时士大夫仍然是同气相求，另外也错失了一些历史的条件。这里我不同意秋风所说的孙中山建国这个事情，实际上把这个进程打破了。同时又有偶然的因素，比如袁世凯的极度自私。袁世凯如果是群体领袖，清朝终于答应了签订宪法大纲的话，已经是皇帝象征化了，大权毕竟是归于汉族所说的内阁了，但是你还想做开国总统，又把这个结构打碎了。政治是很微妙复杂的，没有了王权做支撑之后，到了民国就散架了，中央没有权威了。这里我不同意秋风的解释，1912共和国的建立，既是清朝衰敝、自然解体的状态，但也是中央权威彻底衰败的状态，中央权威后来到袁世凯也不能恢复，到蒋介石也不能恢复。蒋介石靠党治体系恢复了一半，后来是毛泽东完成的。从这个而言，政治社会一旦湘乡南皮们失败之后，中间道路实际上是没有的，一直走到毛的那个时候，走到毛的共产党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政治秩序解体了，要再重建另外的政治秩序，理论上有很多路存在，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是靠什么？列宁主义政党，共产党作为纽带，要把全民族整合起来。它成了新中华民族的纽带，搞土地革命，有非常多的残酷，这些我都不说，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何等残酷的一件事情。然后到了1949，那时候打一场朝鲜战争，和美国打了平手，这时候不会设想还有南京屠杀，不是穷不穷的问题，不是技术装备的问题，是政府的有效性问题、整合能力问题，共产党做到了这件事情。
这时候同期的国民党到了台湾，是不是拿张君劢先生的五权宪法治理？不是，它退回去了。国民党搞了改造运动，改造运动是什么？大家读这段历史，看看蒋介石日记，他学共产党，以党治国，党为灵魂，党为纽带，把不坚定分子清除出去。当然这时候也有好处，不坚定分子跑的差不多了，而三民主义有意识形态、有信仰，有团体的凝聚力。他硬搞了一件事儿，也搞了一半，就是土地改革。大陆搞的是土地革命，而土地改革有条件，国民党是外来的，地主是台湾的，另外国民党有黄金可以赎买，温和的赎买就可以实现。大陆搞的太过，但这两件事情我是无法去责怪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是必要的，没收也是可以的，其中的刑事罪犯，比如黄世仁，以前犯过强奸罪，按照当时的刑法处理就可以了，但是占有土地不是罪过，地主们的家人和孩子，一开始就是普通的公民，这样不予牵连就可以了，后半部分是不对的。但我觉得没收也是可以的，因为国家没有可以支付给地主们的补偿金。
完成这两件事情之后，新的政治共同体建立了，1949年是一个极大的断裂。我们新社会的断裂是相当大的，但我们已经成了新社会的公民了，那么现在作为保守主义者，保守回去，怎么办？究竟应该如何？要看到现实。我所谈的宪法主要是政体学的宪法，不仅研究政体的原理，而且研究政体何以能够运转的条件。马基雅维利会这么想，《联邦党人文集》会这么想，托克维尔会这么想，毛泽东、列宁都会这么想，但一般宪法学家不这么想：他认为有了宪法就好象事情了结了，就好了。我说不是的，因为宪法往往是对既成的政治现实的确认。如何使政治现实更优良才是更重要的，然后是宪法。宪法可不是民法或其他政策，其他政策比如现在北京市改变养犬条例，说是费用从五百变成五千，狗立马没有了，它就改造了社会了。但宪法不是，宪法的性质不一样，它往往是对政治现实的确认，怎么让现实优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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