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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一个自由人的共同体——二零一零台湾《中国民主化展望与探索》国际会议欢迎词
曾建元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台湾发展与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
今年是台湾民主国建国一百一十五周年。一百一十五年前，当台湾被大清国割让予日本，为了使台湾人民的对日抗战，不要陷中国于违反《马关条约》之不义，台湾省巡抚唐景崧在台湾士绅丘逢甲等人的拥护下，采纳中国进步知识分子陈季同的献议，宣告独立建国，图藉由台湾问题之国际化，而得以援引国际力量支持台湾。台湾民主国大胆采用民主共和制度，宪政实施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诚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中华世界未闻之创举，而新楚军杨载云、黑旗军刘永福与台湾义军吴汤兴不分畛域与族群为台湾携手抗日，其侠风义骨、碧血丹心，浩气干云，与天地长存。
今年又值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建国百年前夕，这一亚洲至今历时最久的民主共和国，则刻正在台湾举行五个行政院直辖市（五都）地方自治选举。台湾自终止动员戡乱实施宪政民主已二十年，实行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制度，系依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继承西方权力分立之立宪主义理念为基础设计，现行〈宪法〉则除〈增修条文〉乃依台湾现实之治理需要为增减者外，其基本人权、国民主权和地方自治之保障，悉为依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修改〈五五宪草〉原则、张君劢主稿、雷震主持整理之条文，雷震于民国六十一年手着《中华民国制宪史──制宪的历史轨迹（1912-1945）》一书，指现行〈宪法〉之骨骼实出自曹锟宪法，而曹锟宪法则为民国国会起草〈天坛宪草〉之成果，质言之，当前台湾的宪政民主实为中国百年立宪的结晶，在神州赤化陆沉之后，守护台湾民主，就是守护辛亥革命的香火，为中国守护民主的希望。而台湾民主最大的威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共利用抗战而保存实力，在战后和平建国阶段利用民主与和平而壮大，建国之后，则一反原有之政治承诺，对内建立极权专制之党国，复以民族主义动员，压迫少数民族和台湾，并以其大国姿态，对外代表中国，参与联合国与世界秩序之安排。中华民国被迫局蹴台湾一隅，不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世界各国的威胁利诱，国际人格因而萎缩，所幸国人励精图治，自立自强，尚能屹立海角，为全人类防守普世文明价值之前线。雷震于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失败坐监服刑期满出狱后，目睹蒋中正总统坚持汉贼不两立政策，导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之保卫战彻底溃败，竟使台湾之存亡在国际法法理上反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政问题，乃老骥伏枥，倾尽余生，一如台湾民主国陈季同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之胆识卓见，上书蒋中正，提出〈救亡图存献议〉，主张台湾独立与民主建国，以中华台湾民主国切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主权上纠葛，并力行宪政民主以团结台湾民心与争取自由世界与国之支持。雷震的台湾独立主张虽未受到当局接纳，但他民主化的主张，则与日后蒋经国的本土化政策精神相通，即将台湾国家的统治正当性向台湾民意转化，使台湾成为真正主权在民的国家，此则必须打破大中国的迷思，使台湾国家资源之分配，合乎台湾全体人民之平等需要，此始能由内在激发人民的爱国意识和斗志，而能抵挡失败主义的传染与中共民族主义的分化。
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天安门民主运动，曾经感动过无数台湾人心，因为那时的台湾仍处在动员戡乱时期此一国家紧急状态，大陆人民向共产党党国要求民主与人权，其实也反映着台湾人民面对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心情。惊心动魄的六四屠城，以及全球对于中共的严厉谴责，让国民党决心拉开与共产党的民主发展水平，一九九零年三站台北野百合学生运动，成为李登辉发动宁静革命的触媒，李登辉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突围，当选总统，承诺终止动员戡乱，进行宪政改革，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法新秩序由全中国选出而在台湾增补选的第一届国大亲手建立，即基于国家未统一的状态，全然以台湾长治久安的需要来重新打造，中华民国第九任及其后的历任总统以及第二届以降的历届国民大会与立法院，皆以台湾为范围选出，宣告中华民国台湾共和时代的到来，而终止动员戡乱，亦意谓不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华民国的叛乱团体，事实承认其宪法秩序，在国际法上为主权完整的独立国家，故而两岸关系之定位为特别的国与国关系。
换言之，中华民国的台湾共和，乃带有分裂国家之特性，即国家领土与宪法领域／人民与国民（公民）的不一致性。在第一届国大修宪后，由全面在台湾改选的第二届及其后各届国大所展开的六次修宪，乃皆不存在中国大陆人民及其代表的参与，从人民主权论来看，我们乃可以说，〈中华民国宪法〉及其〈增修条文〉合为台湾的宪法文本，其效力乃不及于中国大陆。台湾自成其独特的宪法秩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秩序有别，两岸间并存着两个宪法秩序，这是一个事实，两岸关系正常化或是台湾的国家正常化，不论采取何种名目加以诠释，这都是客观上必须承认的现实。
现代立宪主义的国家观，乃建立在社会契约论的假设之上，因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应当是一种通过契约的想象所进行的等价交换，这和传统中国把国视为家的伦理延伸是不同的，如果国家具有高于个人的绝对伦理性，则个人和群体自愿脱离国家的行为就会受到道德性的非难，人们为了维护伦理秩序的防线，就会把国家对于个人人格的侵犯视同亲权的行使，而轻易纵容或默许。因此我要说，检验一个人是否为真正民主信念的忠实奉守者最好的试剂，就是看他对待台湾乃至于西藏人民自决议题的态度。一个真诚尊重人格自主与尊严的人，绝对不会把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虚荣感，甚至是殖民母国式的利益算计当作枷锁镣铐，重重加诸在每一个向往自由的个体与灵魂身上。
一九八零与一九九零年代之交，是两岸民主发展的分水岭，刘晓波说他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缘自于六四英灵的牺牲，台湾今天的宪政民主，又何尝不是因着六四惨案为当年台湾的统治者所带来的警惕作用而成就者。我每思及此，则对于曾经因为参与民主运动而受难的中国大陆人士心存感念与不舍。我知道，许多人对于中国民主运动的成果迭有批评，民运内部确实也存在一些整合的问题，然而作为一个幸运的台湾人，我实在没有立场对这些受难者或流亡者说三道四或指手划脚。我只能倾听，或适度就台湾的经验提供一愚之得，但我很清楚，只同那些真正的民主价值守护者相处，我才感到安然舒泰，对两岸的前途感到充满希望。
国家成立的目的，应当是为了维护人们天赋的自由、财产与幸福，而人更生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中华民国当年对于〈世界人权宣言〉起草的积极参与，说明了〈世界人权宣言〉所揭橥各种价值的普世性，或至少合乎中华文化。但当今在联合国体系内代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屡屡以国情为借口，抗拒民主与人权的普世性，种种统治作为，不能满足文明国家应有的标准，使「中国」的符号蒙羞，有理性和良心的中国人们都应当起而声讨之。台湾人民为了生存在国际社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所区隔，而耻而与之为伍，这种心情，当是许多流亡海外而不得不寄籍异国的人们最能体会者，而你们的故国之思与中华文化的孺慕之情，也应当是在日常生活与文化意识保留最完整中华文化遗绪的现代世界公民台湾人民最能感受者。台湾是全世界文明价值的前线，也是所有向往自由民主的华人们的心灵家园。欢迎您们从海外来到台湾，来见证我们的努力，我也希望台湾人的努力，可以为全体中国人证明民主化的可行性。我们为追求的国家，是为作为每一个自由人的共同体而存在者，台湾必须是这样的国家。中国现在不是，但希望经由我们的倡议和鼓舞，让中国人也能重新认识国家存在的价值。
我谨代表台湾发展与文化交流协会，欢迎各位贵宾，也请各位为我人数不多、辛勤的工作伙伴们加油打气。
民国九十九年十一月九日七时半于新竹市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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