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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教授将他最近几年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的时事评论集结成册，交由上海三联书店最近出版，取名《底层立场》。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底层出生的知识分子比比皆是，能站在底层立场的很少，或者说很难冲出精英话语权包围圈，成为主流。于建嵘教授是一个异数，他做到了坚守底层立场。虽然并不是底层困境的根本性解决，但很少人为底层说话。虽然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内心都有这种情感，但是一思考一言说，就与这个截然相反。所以需要有一套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的底层关怀的学说和主义。而这样的可能性，必须将自由主义等同于法治，将自由主义言说从道德启蒙撤出来。
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周克成，是中央电视电视台报道过农民工经济学爱好者，后来到了网络媒体工作，按道理来说出身底层，至少情感上靠近，而周克成不是，他们主流经济话语掏空了脑袋和肉体记忆，还不时地在我们面前说一套可笑的无政府主义，此时我朝就笑不反驳，就朝他笑。
为穷人说话，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要遭遇强大的嘲讽。这样的思路下去，穷人没有嘴巴是必然的，被抛弃也是必然的，除非他有一种强大的暴力力量。正面的影响力没有，就只能靠反面的破坏力，没有嘴巴，就只能靠拳头。穷人对社会构成威胁了，就进入了政治，自然就会进入主流的视野。有人形象地说，富人越富带着印币机走路，穷人越穷带着悲愤想翻身。
《2004年维权十大人物》一文中，我对于建嵘的评语如下：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是不叫维权者的维权者，因为农民从来是历史上的失踪者。这五十多年来，谁曾合理化过农村的愤怒和抗争？《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一文石破天惊。免除农业税和中共一系列“休养生息，藏富于民”的农村政策转型，我认为有着于建嵘的影子。今年他还推动了信访改革。如果说影响中国，于建嵘做到了。
过去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为什么总是以造反和推翻的形式来解决的。关节点就是稳压阶层儒家知识分子，老把自己放在天平统治者一边。兴，百姓苦。在世道好的时候，他们尊君维护王道乐土，维护礼教。危，百姓更苦，在世道不好的时候，他们更是扼住抗争的喉咙。
可是这并不是对穷人谆谆教诲可以行得通的。穷人其实比富人害怕革命，没有实在没有活路的时候，其实都是受气包。可是即使每一个人穷人、知识分子都赞同“告别革命”，并且“告别革命”当成红宝书天天念诵好不好，可是美好的意图不能当饭吃。
违法腐败富人权贵一步一步紧逼，不给活路，这时候知识分子如果要为穷人做事，那就是挡在“推土机”前面，对富人训诫说理，对富人说话，把温暖的背影给穷人好不好。也就是对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步一步紧逼的情形之下，知识分子就好心办了坏事，明显拉偏架。
知识分子从庙堂之高走下来，下降到公民社会中间，和人民组成联盟，避免人民自发变为暴力流血革命。才能够形成可以与权贵相对抗的政治力量，以政治对抗政治，以力量对抗力量，形成均衡，才有可能让富人妥协 ，才有可能让穷人不用造反。
我一直相信自由主义的法律渊源是真正的源头，而道德化的，是一种变形，最后会变形为无政府主义。我自己对自由主义的理解，绝大程度上来自民法。徐友渔研究员在给我《待建的诸神之殿》写的序言（发表在《明报》）也强调了这一点。
法律人的宪政进路，不会丢弃社会革命，而不像启蒙文人的自由主义言说。英国一位历史学家也说道，当普通人越来越多卷入政治风波的时候，对法律改革的要求，就会演化为对社会革新的需要，就会要求保护生活在社会中层和最低层认识的利益。卡尔.施密特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中说，历次革命运动都确证一个事实：法学家被看成特殊的敌人，他们是“现存秩序的神学家”，其实，法学家是一些支援革命的人，他们是革命充满激情，去争取额被压迫者和被伤害者的权利。
于建嵘有着超越与体制内外的宪政研究成果，例如三农问题，底层抗争，司法直属，为维权运动的背书。也就是当下的努力，不是排斥将来的宪政中国，而是铺路，与当下的而言，就是建设公民社会，维护底层生存的基本秩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于建嵘是维权运动思想提供者的先驱之一。
底层群体是最受迫害的群体，改革成本承担最重的群体，其问题的解决，就意味着整体性的解决，也就是群体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底层立场是根本出路的立场，而当下颇为稀缺。
对底层的关怀，有着两种不同的思潮路径。一种自由主义的，一种新旧左派的。在过去的三十余年内，来自由主义的底层关怀和平等公正的追求，被看成没有，而且可疑排除。自由主义被等同于经济自由主义，自由被等同于精英的法外特权和中产阶级的财富特权。而这种左右的长久对立当中，新旧左派代表了底层关怀和平等公正的追求。然而新旧左派的这种代表性，仅仅是意识形态的，或者口头的，还远不及从基于法律的自由主义权利意识所迸发的维权运动来得实在。我们可以看到维权运动几乎与下岗工人的以理维权之间，有着一种格格不入的潜在冲突。
维权运动反噬了新旧左派对底层关怀和平等公正的追求，因此来自由主义的底层关怀和平等公正的追求成为主流，而经济自由主义逐渐被开除出自由主义阵营，也迫使新旧左派产生了分化，迫使其中一大部分成为中国模式的支持者和官僚专制的公开拥护者。另外一部分成为2003年崛起的，基于作为改革受害者的新毛主义者奠基于法律之上的自由主义，是三民主义相统一的。对自由或者民权的追求，与民生不可分离，也就是有了浓厚的底层关怀，强烈的对公正和平等的追求，让自由是平等的自由，让平等是自由的平等。同时是民族的，宪政爱国主义的。奠基于道德至上的自由主义言说，会因为时代条件和对抗性的需要，成为无政府主义，虚无了民生与民族，甚至都定了民权与自由本身。他们所追求的自由，是一种特权，例如无止境地攫取财富，拒绝承受义务和改革成本。只有在与专制对抗的语境中，有很大副作用的起作用，就像一个魔鬼对抗另外一个魔鬼一样。
于建嵘《底层立场》中的学术底色是法学，不再是《岳村政治》或者其他学术著作中的政治社会学。改革时代中的显学，从 80年代美学哲学，到90年代的经济学，再到21世纪的法学。前二者都是通过推动个性解放，可是个性解放本身能量有限，到今天如果还是依赖个性解放作为推动力，个性解放承载过分的政治使命或成为无政府主义，走向极端。其经典体现就是经济自由主义，言论自由绝对化，性自由极端化。21世纪之前，确实有一股社会学思潮对美学和经济学的纠正，例如最为用心的是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还有例如朱苏力的法律社会学等等，但是无法让自由主义政治成熟。于是条条大道通罗马，美学哲学或者经济学的反思，加上社会学的助推，法学成为显学。
法学成为显学不仅仅在学院内，而且在学院之外。2004年我在新京报评论部工作的时候，就时常听到很多新闻人谈到法律对新闻的重要性。遍观网络主导舆论江湖，最为出色冲在最前面的记者是法学院出身的，很大一部分的评论员时评作家也是出于法学院，因此时评替代了杂文写作。著名作家十年砍柴对此在2003年就有一个网文，发在“关天茶舍”，进行很好的探讨。而且最好的诗人海子，也是法学院的。影响很大网络作家慕容雪村，雷立刚等等也是。
于建嵘从学院外，进入学院内，但又超越学院内外，这不仅与底层立场有关，同时也与法学主导学院和公共空间有关，也就是法学背景将二者贯穿成一体。这样一来，就让于建嵘具有多种面具，同时是学院内知识分子，学院外的维权律师和公民记者（律师与记者于建嵘早年干过）。维权律师和公民记者在公共领域的主导地位日益隆起，《底层立场》的出版，也可以看出，后二者已经是于建嵘日重一日所关注的事业，而学院内的身影逐渐淡去模糊。
李泽厚曾言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突出。21世纪不是思想，也不是学术王者归来的途径，思想革命带动政治革命的范式，已经告别，主义与思潮对现有政治格局，都是瘙痒，没有改变现实政治社会格局的政治能量。这样的进程，也与维权律师维权记者的崛起，相一致。
我在9月26日“我推中国”嘉宾访谈第一期《改革与后改革》评论南方系报系。我说现在整个社会对南方系颇有微词，媒体少谈主义少研究问题，多搞一些维权。这么多年来，言论自由的扩张，取决与维权运动撑大的。南方周末一搞起主义，例如汪晖事件，就有争议，茅于轼一在南方都市报为富人说话，就引起争议。媒体并不是真理的化身，而是社会公器，社会变换了，媒体也必须随着变，走则就走向没落，或者沦为一方政治力量的宣传机器。所以多搞一些维权，少谈主义是正道。搞维权大家都称颂。
过去文以载道，当下文已经不能载道，一个抗争行动或者一把菜刀所载之道，都要大一篇文章文一千倍。意见领袖或者评论员的出现，更多以人作为载体，而不是以文作为载体。意见领袖或者评论员的出现已经不解渴，武器的批判才可以。
值得庆幸的是，维权律师维权记者与90年代的学院知识分子不同。知识分子与社会割裂开来，可以自成一个体系，有自己封闭的话语空间，有自己的评价体系。因此能够相对独立于社会。而维权律师维权记者断无此条件。90年代知识分子之所以可以被分化，那是他们都是从80年代的体制内活着，是一种体制内人文性生存的延续，而是当下的维权律师维权记者，经过市场经济的淬炼，体制外生存已经升为自由本性，断不可能与90年代知识分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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