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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顾老师的前妻可以心安理得地欺骗和背叛真心爱他的丈夫。受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要武嘛”那煽动性的权威鼓舞，连中学的女学生都敢把老师和校长活活打死。正是在这一鼓励打人杀人的氛围中，顾姗公然飞脚狠踢一个孕妇的肚子，致使她生下妮妮那样的残废女孩。吴楷的婆婆利用她在泥河城市委的权力和关系给自己无能的儿子大办好事，她先是把漂亮能干的吴楷调到广播站当播音员，然后撮合成她儿子的媳妇。但后来她一见吴楷参与上街抗议的活动，预感到事情不妙，便立即让儿子办理了与吴楷离婚的手续。她那副马列老太婆的嘴脸一贯谄上傲下，最善于紧跟政治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在人群中不断地界定和重新界定敌与友的划分。就是这一类女人簇拥党父的菲勒斯中心，构成了新中国日益壮大的“女匪干”队伍。
顾老师是深受其害的过来人，他看清了解放牌妇女的失足之处和陷入的深度，所以在提到他女儿顾姗惨遭枪杀的不幸时，颇有因果感悟地总结说：“她死于她自己参与调配的一种毒药。”（p.228）从文革中抄家打人的红卫兵暴行到后来犯了“恶毒攻击罪”，顾姗的中毒是前后一致和逐步加深的。当顾太太说他们的女儿是“烈士”时，顾老师一语道破玄机，解构了妻子的“烈士”迷思。他说：“为事业捐躯的烈士正如被操纵演出的木偶，”全都是“服务于大规模欺骗的”（p.226）牺牲品。
四
顾老师那几分看透了世事的情绪多少呼应了《漂泊者》篇首所引的一节诗，那节诗引自奥登（W. H. Auden）的名作《阿喀琉斯的盾牌》（The Shield of Achilles）。奥登这首诗写于二战后的废墟年代，可谓现代英语诗中吊古伤今的“咏史”之作。诗人截取了荷马史诗中的一个片段，却把那场景置于他自己的现代人俯视之下，而这个俯视在诗篇中则整个地通过阿喀琉斯的母亲Thetis那来自云端的脉脉慧眼。她注视到阿喀琉斯盾牌上那九层图像所描绘的古代生活之淳朴、美好和丰饶，更忧虑地看到眼下正在发生的进军场面，然后把注视聚焦到军营中三个押到竖起的桩子边被绑起来的人。Thetis眼中的战场毫无荷马笔下那种杀气腾腾，雄伟壮观的阵势，它显得机械，灰色，缺乏生气和热情，颇有点艾略特式的枯燥和荒芜。李翊云篇首所引者就是紧接着那军营场面的第六节诗。她显然也在通过那位女神的慧眼从云端俯视泥河城这一块人类大地上的中国缩影：昏昏噩噩的老百姓就像被捆绑的士兵，只知道听命最高指挥，死到临头还弄不清自己所受的蒙蔽。如果他们真能有所醒悟，能想到他们作为单独的个人与强大的极权相比固然十分渺小，但只要大家都站在一起，都不接受指令，都不参与合谋，那强权大概就什么事情都难以做成，而可能获取的救赎就伸手可得。然而，眼前的现实是冷酷的，Thetis看到的境遇却是
不可能希求救助，也没有救助：
他们的敌人对他们业已为所欲为，
他们受尽了羞辱，丧失了尊严
他们的人格已在身死前悄然死去。
哀莫大于心死，在人的自尊已普遍遭到强权践踏的泥河城，早春的气息在寒流的突袭下遭到了彻底的扼杀。这种糟践是继元蒙占领后妇女缠足，满清入关后男人辫发的另一摧残，是华夏人从形体丑陋升级到心理和精神扭曲的毁灭性毒害，是对从男到女每一个人都不放过的灵之残损，是举国举族的灵殇。俯视到这一情景，李翊云似乎与顾老师以及奥登一样悲观和失望。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读者，我还是觉得李翊云对生活本身，对人——特别是被排除在体制外的漂泊者——的自由意志和向善的灵性，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和希望。在她通篇冷峭的叙事结尾，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点点惨淡的春意。华大妈由于参与了吴楷组织的抗议活动也被拘捕，获释后与老伴再也难在泥河城居住下去。这一对靠捡垃圾和扫街道糊口的夫妇本来就居无定所，离开泥河城的时候，“他们心中重新燃起了再回去无拘无束过乞讨生活的希望。”（p.336）他们还带走了妮妮。上路的时候，这个被父母赶出家门的女孩做出了与老两口相依为命的打算，她开始设想将来如何照看他们，如何给他们养老送终。她甚至还在心里奉守着她与卢八十的婚约，等那个因绑架她而获刑的窥视癖家伙刑满释放后，她准备与他完婚。
从以上那几星淡墨点染的亮点可以看出，被顾姗的革命行动制造成残废的妮妮的确是人小心不小的，她还蛮有些身残志未残的义气。她让人联想到《庄子·德充符》中几个外形丑陋的人物，他们并未因自己的形体残缺而失去尊严做人的志气，结果都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形体的残缺本先天所致，那是残废者的命。在美与丑的价值序列中，这样的人当然处于较低的阶序。丑就是丑，你不能说因为一个人是党员，是书记，是红二代，是大老板，他的丑就不是丑，而是美了。同理，老贫农的牛粪脚肯定是臭的，你不能说因为他是老贫农，他的牛粪脚就比资本家小姐的手还香。毛泽东一贯强词夺理，非要扭过来不可的歪理就是如此偏执地颠倒价值：他不止把牛粪脚捧到天上，还固着在那个“臭”上，把他一己之变态嗅觉大肆推广，让全中国人民都把它作为思想改造的内容乖乖地接受。与始终气不顺而要整人的毛泽东根本不同，“德充符”的残废者之所以能全其德，是由于他们没有因自己的命运不幸——也就是自身所处价值序列的较低层次——而怨天尤人，他们在勇于承受命运的同时，更通过修身养性和积善成德——也就是积极的实践活动——创造了新的命运，从而在伦理的价值序列上提升了自己的地位。要解决老贫农牛粪脚的问题，应该是突破中国社会小农经济的瓶颈，实行现代化和民主化的社会改造，把农民从贫困和落后中解放出来。毛泽东却利用穷人的怨愤，挑起他们的暴力，把造反的矛头对准他自己敌视的价值，特别是他个人低下的资质所望尘莫及的民国人物身上那一派气度、学养和风范。毛这种卑劣的颠覆不但破坏了传统的价值序列，致使几千年来压在底层的暴戾乖僻之气轰然爆发，以可怕的冲击波横扫华夏大地，而且摧残了五四以来大量的热血青年，将他们单纯天真的左倾理想引上了致命的歧途。近百年来，国共两党中最优秀、最勇敢的人士多在此泥沙俱下的革命浊流中受尽煎熬，献出了生命。结果却让以毛为首的平庸鼠辈踩着不左不右的便道，把住价值颠倒的梯子，侥幸地爬上了权力的高层。仅仅把烈士视为被人操纵的木偶，未免太绝对，甚至有点犬儒口气（cynical）。烈士并不全等于木偶，他们的不幸在于他们可贵的热血和理想受到了误导。
特别是那些富有热情和理想的女青年，我们还是应给出明确的肯定，在新中国被中共毒害的女性群体中，她们在价值序列上无疑处于资质较高的品位。与纯朴的农夫和天真的青少年相类似，从传统礼教束缚下走向民国社会的妇女，在她们自身的有限性中的确保持着某种未遭受社会尘垢的贞烈和明慧。明清文人称之为天地所钟的灵秀之气，明确地说，那就是被排斥在父权制社会事务外的妇女几千年来所深蕴的潜能。相对而言，面对西潮涌动的冲击和列强的侵凌，传统的文人和士绅便显得不可救药的没落和衰颓，成为新女性所厌弃的对象。旧有的菲勒斯中心因此而出现了内源的枯竭，暴露出阳刚不振，利比多匮乏的萎靡。正是在此旧的菲勒斯中心有待自新和重建的危急时刻，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多余人和新形势下找不到出路的知识人汇聚在一起，得到了争夺中心和占据空缺的大好机会。从打土豪分田地暴动中发展起来的中共武装力量打起苏维埃红旗，对很多热血青年以及其中的烈性女子来说，这一反西化的西化——所谓反帝国主义的共产国际革命路线——号召便蛇一样显示出勾魂的魅力。抗日的战火更映衬出延安土窑洞红星闪闪的光芒，有理想的和有文化的女青年就在这种情况下走向革命的熔炉，耗损了她们初潮的热情，在那个仍然以男性为主流的队伍内充实了接纳异性的自然需求。在此后党内残酷的派别斗争中，其中的英烈者敏锐者多枉送性命或遭受打击，更多的卑贱狡黠之徒却得以幸存，钻进了直达菲勒斯中心的通道。在《漂泊者》一书中，顾老师的前妻，邻家的悍妇，还有吴楷的母亲、婆婆等一群势利妇人，就属于这一类喝了烈士血，更吃革命饭的既得利益群体。她们在毛时代稳操政治投机的胜券，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则尽占权势与市场勾结的好处。“女匪干”这个词尽管属于过时的白色恐怖语汇，如今拿过来通称这一群中毒兼下毒的女人，看起来还比较传神。
至于顾姗和吴楷，包括李九莲和钟海源在内的春之殇烈士，她们被误导的悲剧固然令人叹惋，需要进一步深入检讨，但她们以生命冲破早春严寒的勇气，在险恶的解冻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仍值得我们哀悼。当然，她们的反抗模式和取向已在事过境迁后成为明日黄花，既不必赞誉过高，也不应再愚蠢地效仿了。70后清醒的女性如李翊云者，对中共强权及其横行霸道所持的态度，更多的是投以不锈钢老鼠那样的不屑和冷嘲，是以较为平淡的心态目送他们的大势已去，是在他们走向终结前给出确切的定位，画出其猥琐乖劣的形状。这一既得利益的势力也处在身死前灵已泯灭的状态，但与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撒尿的大量受害者遭罪的情況仍很大的不同，他们所把玩的淫虐一直都在败坏着自身的每一个细胞和每一根神经，他们的死亡是一个一天天烂下去的过程，是喂养着蛆虫的苟延和散发出恶臭的残喘。
2011年元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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