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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核心提示：即便从最善良的角度，大饥饿前还可宽宥毛泽东，也许毛真的是“好心办坏事”，敢叫日月换新天，以为替国人谋了大福利行了大仁政，根本没想到竟是领着他们走进这样的“天堂”。但当大饥饿实实在在逼到眼前，已支付了巨额“学费”，当人民利益与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仍不下“罪己诏”，这还能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李锐指出：“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无所谓。”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毛说：“错误就那么一 点，没有什么了不得。”
丁抒先生是大饥灾研究的先行者，本文多处引用丁先生的《人祸》，真诚鸣谢！
一、走偏的第一步：合作化
中共建权之初，由于连年战争，农村凋敝，人均年度拥粮仅370斤，1952年增至395斤。1949年前有的山农一年只能吃十顿白面，1953年每月可吃四五顿。山农多吃这点白面已被薄一波作为“社会主义成绩”汇报给毛泽东。就这点底子，农民刚刚过上一二年太平日子，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合作化运动便开始了。苏联早就力主土地国有，认定分田到户有害于公有制的建立。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吹响合作化号角：“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1955年，农村合作化进入高潮。
可是，合作化并不如中共想象的那么美妙，农民仅凭直觉就认定合作化之路走不通：失去利益驱动必然导致懈怠刁懒，平均分配更是无法保证公平公正。由于强迫入社，农民入社前砍树杀畜卖牲口，某生产队原有生猪300多口，公社化后只剩下9口，鸡鸭更是几乎全杀光了。归社的大牲口也因饲养不善多多病死，全国锐减 200万头以上。一向惜财的农民因共产失去利益驱动，“船漂出去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60%。”农业副总理邓子恢向周恩来汇报：“出现比较普遍的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大批出卖牲畜、宰杀猪羊，有了钱不买生产资料。”“懒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众在呼喊： ‘天天困在田里，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们解开吧！’”合作化还搞“劫富济贫”，富队非要搭配穷队合并，富队不愿意，上面就是不让。极其碎屑的农活一经“统筹”，根本无法全面兼顾。农民原本自行安排自动实现效率最大化，现在却要等着干部派活，几个干部的脑袋哪里抵得上每家每户“开动机器”？
乡谚：“秋天分配来了平均主义，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干部们没有主意，老汉们听了唉声叹气；青年人是大不满意，懒汉们是欢天喜地。”社员年终实际所得越来越少，1958～60年有的队人均年收入从37元降至10元、5元，劳动日值仅5分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农民反映，社队规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田种好种坏，反正摊到我头上只几粒谷，怕懒得（湘方言，怕什么）！’”浙江桐庐环二大队，1960年工分值仅0．0302元，社员劳动一年除出口粮仅得2．53元，一个壮劳力还不如一只老母鸡，母鸡下蛋一枚可卖五角，壮劳力出工一天仅三角余。
合作化挫伤了生产积极性最大的富裕中农。薄一波承认：“据1957年估算，全国富裕中农人数在1亿以上。这些人劳动致富的积极性受限制和挫伤，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一亿富裕中农乃中国农村精英，最主要的生产主力军，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自然连带一并摧毁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基础。依照薄一波提供的数据：
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8227万头，比1957年的14590万头减少56%；大牲畜年底饲养量 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这些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
苏联强行推进农业集体化也造成类似恶果：1933年集体化运动结束，苏联农产量和家畜减少一半以上，直至1941年还未恢复1928年集体化以前水平。 1953年苏联耕牛数量仍少于1913年。1946年，粮仓乌克兰发生大饥荒，也出现人吃人和父母吃子女的惨事。据《苏联国家经济年鉴》，1913年全俄谷物产量8600万吨，1953年仅8250万吨。
可以说，合作化运动乃是造成大饥灾的第一步原因。
二、反右失去理性过滤层
反右前，党内外对合作化弊端已看得很清楚，反对声浪渐大。1957年初，毛泽东在省委书记会议上说：“1955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
反右反右倾打掉150万精英，社会失去理性过滤层。由于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社会失去纠错必须的制衡力量。1955年后，若再替农民叫苦，再反对统购统销，便是十分危险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女）被毛斥为“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去”而撤职。一党专政天然携带的纠错能力低弱，反右前已然绽露。千里驹《自撰年谱》：“‘反右’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鸦雀无声，不要说指鹿为马，即说一个蚂蚁比象还大也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了。”
原本搞经济就外行的中共，偏偏打跑了各路经济专家。高层领导犹如盲人摸瞎。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发表着名论断——“冒进是马克思主义”。9 月，刘少奇视察江苏常熟和平公社，公社书记说亩产可打一万斤，农家出身的刘竟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闹出笑话多多。刘少奇说“外行领导是原则”；拆卸函谷关城楼、浙江龙泉古寺、江西崇义古塔、蓟县长城，向古迹要砖；毛为一点废钢甚至想拆杭甬线与胶东线。
1960年3月12日，烈属何明渊在天安门广场白日点灯笼，路透社短讯称寓“暗无天日”。何的叔叔与大哥均为红军烈士，何被捕后：“大不了一个死了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彭真向周恩来、刘少奇汇报此案，刘难过得久久不语。 1960年6月，湖南彬县女青工刘桂阳在中南海北门愤贴标语十数张：“为了挽救全国人民，打倒人民公社！铲除人民公社！消灭人民公社！”1960年底，毛泽东表弟贺晓秋之子闯中南海向毛面诉：“仓里没有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还是那些人。……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对于民间的反对，中共高层是完全清楚的。
失去了理性隔滤，公开造假的大跃进得以肆虐横行。后来证明，哪儿反右积极，哪儿“白旗”拔得最干净，哪儿灾难就越大。安徽濉溪县是反右积极县，共抓“右派”、“中右”、“反社会主义份子”1600余人，全国2000余县中首屈一指，大饥饿死亡人数也名列前茅。三年中人口锐减1／4以上，仅1960年就减少12万。发烧度较低的省份，饿死人的情况也相对减轻，吉林是少数几个没饿死人的省份，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应记一功。
三、大跃进对社会生态的大破坏
按大跃进理论，乃是生产关系大飞跃。但农村的现实是猛刮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全社范围内一律均产、无偿调拨财物、银行全部收回贷款），搞得鸡飞狗跳。安徽舒城县城北公社古城大队，1958年秋后卖粮24万斤，粮款全被公社拿去支援穷队，古城干部编诗：“累了一头汗，卖粮二十万，分文未得到，傻瓜也不干。”
大跃进另一大折腾是大炼钢铁，6000万壮劳力上山采矿伐木，农田劳力严重不足，稻棉大熟无人收割，丰产无丰收。1962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说： “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劳动力大批外调，妇女说只是‘人民母社’。”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去密云水库，沿途棉桃随风漫飞，像下大雪一样。山西阳城县潘庄公社，年底粮食还烂在地里，柿子挂在树上。陕西安康大量红薯无人收获，不仅烂在地里，还延误了冬小麦播种。1958年底彭德怀到湖南平江调查，也发现稻子没收红薯没挖。罗荣桓1959年5月说：四川抛撒浪费的粮食占总产量10%，河南50%秋粮毁弃于地。河南1960年农业产值下降1／3。
依照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
受损害最惨重的还应算农业。1957年粮食产量为3900亿斤，1958年的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1959年为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 2870亿斤，比1957年下降了26．4%，跌到1954年的水平。棉花产量1960年为2126万担，比1959年下降了37．8%，也和1951年相当。由于许多农田被改种粮食，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更加减少（1959年至1962年间，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下降了35%），1960年为3405 万担，比1959年下降50．9%，较之1957年下降了54%，跌到建国以前的水平。猪存栏数下降了43．6%。
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人民生活困难加剧：
国家财政出现大量赤字，必须用多发钞票来弥补。1957年的货币投放量为53亿元，1959年上升到75亿元，1960年上升到96亿元，1961年更高达125亿元。货币投放过多，国家商品库存又被挖空，结果必然是物价大幅度上涨，人民生活陷入严重困难。
在合作化与大跃进夹击下，大饥饿已不可避免。尤其1960年全国粮产量较之1957年下降26．4%，还能不出现大面积饥荒吗？
至于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不仅没有吃出“共产主义意识”，反而吃出乡谚：“放开肚皮吃，藏起力气做。”上海浦东农民在大食堂之初因吃得太饱，撑得难受，只能出工不出力。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1960年发布一系列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将办好食堂 “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公共食堂挖尽农民存粮，秋后短暂的“放肚尽吃”消耗了集体粮储，及至春荒，上下皆空，无粮熬荒。如果农民自己开灶，量入为出，半干半稀，计算着吃，便不会大面积出现不顾一切的“前吃后空”，秋后吃得死撑，冬春饥饿毙亡。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极大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国出现大面积消极怠工，粮食产量大幅滑减，此乃大饥饿的第二层致因。1962年2月26日，中央财经小组长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承认：经济遭到这么严重的破坏，要把经济恢复起来，不是一两年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尤其是农民的积极性如何能够动员起来。 1962年全国人均拥粮329斤，1965年365斤，还没恢复到时1952年395斤。如以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与前数字不同，列出参考：1949年人均208.9公斤，1950年239.37公斤，1952年285.16公斤，1959年252.47公斤，1960年217.27公斤，1961年人均 207.26公斤。持续减产，一目了然。
四、反右倾失去纠错机会
1959年庐山会议本是一次纠错良机，仅仅由于维护毛个人威信，硬从反左转为反右，再唱高调，否定逼到眼前的客观事实。反右使党外闭嘴，反右倾则使党内也闭嘴。1959年春，党内老五陈云私下说：“现在提意见还不是时候，一定要吃亏吃得更大一点，才能转过来……不能说话，我还想保持我这张三十多年的党票子。”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毛虽发出邀请，陈云还是没敢在大会上发言，因为“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1960年下放湖南湘潭的胡耀邦，回京向毛汇报的前一晚，就是否将饿死人的实况告诉毛，思想斗争了一夜，抽烟踱步，最后还是没敢将真相完全告诉毛。 1960年陈毅去南方后在会上感叹：“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话。”杨献珍说了几句：“有些人的想法不对头，想把好事一年办完……客观上是反动的。”遭到毛迎头痛击，很快就被摁下去。有资料表明被打下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达三百几十万。
浮夸风下，官员肿脸硬充胖。1959年中央开会，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对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张仲良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以支援。当周恩来听说甘肃出现饥荒，打电话给甘肃省委询问是否需要中央调拨粮食，省委书记何承华竟答“甘肃农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完”。如此胆大包天，若非吃准中央心态，若非道德品质恶劣，会这么不顾人民于水火么？河南信阳已出现饿死人，地委书记路宪文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250页）派民兵封锁交通要道，防堵饥民外逃，信阳地区饿死者至少百万（官方承认50万）。
安徽无为县有的干部甚至不准农民采摘野果，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里长的，归属共产党。凤阳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除了民兵把守要道，邮局奉命截扣告状信件，地方干部成功地把饿死人的信息掩盖了很长时间。各级干部都明白“上下有别”的利害关系：农民的肚子问题远不如上司对自己的印象重要，完成计划远比农民生计重要。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放出大卫星——水稻亩产13万斤，公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
五、雪上加霜的“反瞒产”
为防止高征购，一些地区为保口粮，不得不瞒产私分。1958年7～10月，全国粮食征购下降440万吨，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供应顿时紧张。10月22日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突击收购和调运农产品，在全国农村掀起“反瞒产”运动。1958年实际征购数量高达1175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2%。“七千人大会”上，粮食部检讨：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3400亿斤，征购就拿走1200亿斤，伤了农村元气；1960年已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粮食部还以为天下太平，实属见事太迟，征购过头是大饥荒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官方权威史料披露：
由于高估产而高征购，1958年至1959年度（1958年7月1日至1959年6月30日）共征购粮食1123亿斤，比正常年景增购了200亿斤，使农民手中的存粮数急剧下降，1959年有些地区就开始出现粮荒，造成公共食堂停伙，部分社员外出逃荒，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问题也出现了。1959年度征购粮食达到1348亿斤，占了实际数量的33．7%，农村留粮由1957年的294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2052亿斤。1959年的粮食减产，如此之高的征购量，这是农民难以承受的重担。即使如此高的征购，但在高销售的情况下，国库周转粮还是日益减少。1958年6月底，国库存粮386亿斤；1959年同期下降到343亿斤；1960年6月底仅为127亿斤，连正常情况下铺底粮和运转状态的周转粮数都不足。农村粮食短缺，国库存粮无多，全国大约缺少 3000万人一个月的用粮，一些大城市几乎脱销。
还需要多说吗，3000万人缺粮一月，还能存活吗？
经过“反瞒产”，山东1600万农民全年人均拥粮只剩142．7斤，每人每天不足4两，还不够两只鸡吃。甘肃定西地区“反瞒产”运动中，干部指挥民兵在农家掘地挖墙找粮食，“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类似兽行，省委工作组统计竟达128种。
据丁抒先生分析：“庐山会议后全国性的‘反瞒产’、高征购是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譬如广西龙胜县1957年征购975万斤，1958年增至 1362万斤，1959年竟增加到3364万斤，是57年的三倍半！……又如广西阳朔县，1959年粮食比1958年减产23%，国家征购数却比1958 年高了24%。”1959年秋，安徽符离区委书记武念慈匆匆进城，向县委报告饿死人并申请救济粮，不料不仅没弄来粮食，还挨了县委一天加半夜的批评，说他谎报灾情，给“大跃进”与社会主义抹黑！非但不给救济粮，还向他要粮食，说符离区秋季征购任务没完成！“反瞒产”挖空了农民的囤底，农民失去维持生存的基本口粮。
城市居民得以存活的前提是“弃乡保城”政策。“七千人大会”之所以召开，起因于中央要从地方征粮150亿斤，各省叫苦连天，无奈之下召集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大区书记在压力下领受任务，但表示困难重重，这才决定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后扩至县委书记），强调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与分散主义。
1960年春，当饥馑刚刚蔓延，如果各地县委书记能像旧时知县一样禀报请赈，当年国库里还有粮，准备出口的265万吨粮食尚未运出，至少能抵挡一阵。如山西阳城县委书记赵树理坚请“返销粮”，及时分发，救下不少人。有的公社干部秘密动用储备粮，也救了一些人。但这样的干部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干部都怕被扣右倾帽子，既然将农民口粮交了余粮，不愿自打巴掌再要回来。地县一级基层政府由此坐失及时施救的最后机会。
宏观上，1960年12月14日国家统计局提交市场分析报告，标明当年10月粮食收购量下降34％、食油收购量下降42％、生猪收购量下降31％、食糖收购量下降64％、棉花收购量下降23％；全国生活用品供应极其困难，至9月底，各地凭票证供应商品达30多种；据全国42个大中城市统计，11月猪牛羊肉销量比10月减少29．4％，家禽减少51．3％，鲜蛋减少30．4％。警钟已敲得很响很响了。
六、致命的高出口
1959年1月，武汉只剩下一天存粮。情急之下，武汉市委扣下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中央办公厅大发雷霆，要严肃处理武汉市委，幸赖省委书记王任重斡旋化解。1960年5～6月，中央连续发出京津沪等市粮食供应告急文件，6月6日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内称北京存粮为七天、天津十天、上海已无存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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