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伪信仰，所以这场革命中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的定义，和信仰或不信仰某种理想毫无关联。它对敌人的划分和剿灭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时可变，反复无常的。几乎所有革命的积极参与者，除了决策者本人之外，都在这场革命中无可适从。一开始慷慨激昂地动员妹妹参加革命的那个县委书记陈进，1959年后亲眼目睹了“大跃进”造成的巨大灾难，不得不开始被动地抵制，最终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另一位公社书记侯亚昆，为了紧跟伟大领袖，左得不顾百姓的死活，连二流子王守伦都忍无可忍。最后，竟在三年自然灾害快熬过去的时候栽在了二流子的手上 。和王守伦同时当上土改根子的农民党员林民旺，仅仅只是因为和这个二流子不合，而无法参与贪污，四清时竟成了依靠对象 。

《玫瑰坝》中所有这些云云总总，细腻逼真的描写，都让读者们忍不住想起离今天的我们最近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想起伟大领袖当年那些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部署的系列荒诞。先是信口开河地把堂堂国家主席，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其后又莫名其妙地把刘少奇和自己昔日的秘书陈伯达捆绑在一起。等到身体无法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终于出走，再想法挖出千年前的孔子。明明一切都是极左，却偏要故作正经，无中生有地去批判什么“形左实右”，等等，等等。

不幸的是，就是这样一个赤裸裸的伪信仰，愚昧的我们，愚昧的冯东明们，竟然真信了！

鲁迅先生有名言，“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作为中国土地上长大的人，我当然深深知道，鲁迅先生所说的这两种人生的选择，实际上都不是凡夫俗子们随随便便就能做得到的。牺牲不易，因为生命于人而言只有一次。而想通过一己的牺牲而震骇一时，更是难上加难。流星烧毁了自己，至多只能给站在黑夜里的人们送去一瞬间的光明。而“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那几乎只有圣者能为之。不管有没有尊严，你得先想法活着。这之后你告诫自己，不要忘记那些制造罪恶的人们千方百计想抹去的那些混杂着鲜血和生命的罪恶。你告诫自己，抓紧一切时机，记录下这些罪恶。但同时，你却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寡不敌众和渺小。站在黑夜里的人们早已习惯了黑夜，漠视了黑夜掩盖下的罪恶。你的记录有用吗？更何况，至少你自己，早已远离了那片土地。

这些话，当然和《玫瑰坝》已无关。那只不过是我自己曾经对我自己说过的话语而已。

一九九六年的五月十六日，因为偶尔看了一眼日历，我发现，那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竟然爆发了整整三十年了。

时间，真是一个残酷可怕的怪物。

而那时，已经是我在德国土地上生活的第十四年了。如果自己和自己比，我那时就该算已经“先富起来” （哈！）。在那之前的三年前，公元一九九三年，我已经在自己房屋的阁楼上，为自己建起了一座小小的图书馆。我原以为要到六十五岁退休之后才有可能去读的书，现在竟提前了二十五年。

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我觉得自己生活幸福。

但在看了那一眼日历之后，我改变了主意。

我决定先不读书，而是先写书，具体地说，是写小说。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记录自己亲历的罪恶，防止忘却。对于像我这样脑细胞数十年来持续缺氧的严重哮喘病患者，到六十五岁之后再回忆往事，是连自己都觉得很不可靠的。而读书，那是一件什么时候开始干都完全来得及的事，完全可以放在六十五岁之后。

那时我的老妈妈还很健康，住在北京二姐家。我把我的想法和妈妈交流了一下。妈妈大力支持我。我试探着问妈妈，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写。以一九四九年为界，她写一九四九前的故事，我写一九四九年后的故事。妈妈高兴得简直要欢呼跳跃。太好了！我俩一起写小说！就这么定了。要写成《红楼梦》那样的。妈妈说。

哈！我的老妈妈一辈子都像她的小病人一样单纯！

不幸的是，我和妈妈制定的那个无比美好的计划，最终却付之东流。

星期一到星期五我要上班。星期六要采购。只有星期天一天我能呆在阁楼上。妈妈却没事，可以全天都趴在书桌边。北京有一大批妈妈的大学同学。有原本就是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也有北京协和，齐鲁，南迁借读的同学。只要是健康能行走的，大家便定期聚会。妈妈从年轻时代起就是个快乐天真的人，她能唱，会跳，还能打一手好乒乓球。一大批年少疏学的老人，都是在退休之后才开始习书法。妈妈却幼承庭训，得天独厚，从童年起就写一笔娟秀的好字（爸爸也写一笔遒劲的好字，但却一直不太会使钢笔。妈妈的伟大在于，即使用钢笔，即使写英语，她也同样能写得赏心悦目）。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妈妈在同学聚会中须臾不可离。但自从答应和我一起写小说，妈妈就哪儿也不去了。她的那群老头老太太同窗们，担心妈妈是病了，打电话询问二姐。二姐这才发现了妈妈的异样。

后面的故事当然十分悲惨。

二姐终于发现，罪魁祸首是我。在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臭骂我的时候，二姐说，你……，简直是疯了！你想疯，就在德国疯，没人拦着你。亏你能想得出来，居然挑唆着妈妈跟你一起疯。我说我天天换着花样做好吃的，老娘好好的怎么就黄皮寡瘦，面如菜色。血压，血脂都高起来了。原来是你出的馊主意，让老娘和你一起写什么小说！你想累死她呀！就你……还想写小说，谁看呀？你……，傻不傻呀？

二姐不由分说，先没收了妈妈的笔和纸，然后从图书馆借回一大堆书，让妈妈帮她修改论文（二姐毕业于妈妈的儿科系，是妈妈最嫡系的学生），并且亲自监督妈妈，定期和同学聚会。妈妈只好依依不舍地和小说告别。

妈妈把她已经写完的部分（大约六十余页稿纸，其中大约三十页提纲，三十页故事）寄给我，嘱我自己一个人接着写，告诉我如果没法写别人，就写自己。总之，一定要写完。

我沉痛地向二姐检讨，并保证，从今往后将“荷戟独彷徨”，绝不再向妈妈提小说之事（妈妈寄给我的那一摞珍贵的手稿，我一直保存在抽屉里。妈妈刚走的那些不幸的日子里，怀念妈妈，心情悲伤，我就把她依然美丽并且永远美丽的笔迹，拿出来欣赏。妈妈的认真让我感动，也鼓励着我。妈妈一辈子都认真，不管是当医生，还是写小说）。

那之后的整整四年间，一九九七到二零零一年，我每个星期日（那是我一周中唯一能自己支配的时间）都把自己关在阁楼上。那时，我的电脑只会打德语（更准确地说，它那时可能已经会打中文，只是我自己还不会。我学会用电脑打中文是二零零三年的事），我只能用笔和纸写。我的图书馆，有一扇像我的书桌那么大的窗子。写累了，我就站在窗子边，一边居高临下地欣赏邻居们怎样整理他们的花园，一边偷偷地笑自己。哈！你……，傻不傻呀？你做什么事不好，要浪费时间写小说。别人都在学张爱玲，写写女人，写写麻将，写写美食，写写服饰，写写那些没有了时间空间，因而注定能不朽的作品。你却要写的这些干巴巴的荒诞和残暴。会有人去看吗？二姐说的可能还真对，这世上，像你这么傻的，一定不多。除了妈妈，没准儿，就你这一个。哈！

我啰里啰唆地说这一番题外的话，是想告诉朋友，读着这本长达919页的《玫瑰坝》，我心中充满着怎样相逢恨晚的感慨，洋溢着怎样志同道合的欢欣。

真的，这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谁能想到，竟有和我一模一样的傻人。

由此，我甚至坚信，普天之下，正在记录罪恶，防止遗忘的，绝不仅仅只是这一位《玫瑰坝》的作者。我想告诉所有和我们一样，正在努力的人们，不要灰心，不要放弃！我敢向你们保证，你们绝不是孤独的！

假如说，《玫瑰坝》中主角冯东明的故事，揭示的只是已有的文学作品中再现过的，中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自讨没趣的荒诞遭遇的话，那隐藏在冯东明身后的一群特殊的背景人物，那些在既没有现代社会的任何司法程序，也同时背离中国民间数千年来被有序地遵循着的财产契约观念，在“伟大领袖”亲自策划和领导的暴力之下，在大大小小的冯东明们的直接或间接的参与之中，被公然剥夺财产，甚至仅仅因为其财产而被公然处死的地主（和富农），其悲惨命运，便足以让读者的心灵为之战栗。

而恰恰是对地主（和富农），这个一九四九年后被迫形成，其后又同时既作为个体，又作为群体，而惨遭灭绝的，中国农村的特殊社会阶层的真实而细腻的描述，使得《玫瑰坝》一书在现代和当代的中国文学史中拥有了，虽不能说绝后，但却绝对空前的意义（1）。

这里我们首先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究竟什么是“地主和富农”。

地主一词是汉语的本源词汇，顾名思义是指田地之主。这本是一个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从未广泛使用，仅仅只是在语焉不详地描述财产契约关系时会偶然出现的中性词汇。这一词汇成为一种被假定的职业，成为一个不仅仅是被划定，而且同时还界限分明的社会贱民阶层（阶级成分），并公开具有了，能危及个体和群体的生存和生命，因而不容忽视的贬义和敌意，则是源于一九四九年后共产主义革命席卷之下的中国大陆。富农一词则一般认为是源于十月革命后的俄语（2）。

《玫瑰坝》述说的这个有着九百一十九页的漫长故事，是以“地主和富农”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的产生开始，又以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的肉体最后被彻底灭绝而告终。

由此可见，“地主和富农”，对于读懂《玫瑰坝》的故事，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

第一， 中国农村在前地富时代的自然生态环境。

在《玫瑰坝》一书开篇的大约十分之一的章节中，作者貌似不经意地描述了那片土地上“前地富时代”的农民们，数千年沿袭下来的自然生态环境。我们于是知道，这个名叫玫瑰坝的地方，按中国农村今天的行政区划，本是一个乡（而之所以会和玫瑰发生关系，人们只能私下猜测，是因为坝上曾被故事的主角冯东明的舅舅，著名画家冯子虚所写生过的，青山绿水的夕照景色，能让人联想起玫瑰的美丽）。从地理和地貌上看，玫瑰坝是位于东山和西山之间的一片盆地，下属六个村。最南端，最富饶，因而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是龙泉村（此村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土改工作组的驻地）。

龙泉村往北三里半是青龙村。青龙村往北四里地是大屯村。大屯村再往北六里半是瓦岩村。瓦岩村往北就出坝外了。龙泉村东有玫瑰河。河东四里半地是河东村。河东村往北五里地是华阳村。

这六个村共有农民四百二十户，两千一百三十人。玫瑰坝全部可耕地七千九百亩，其中水田两千一百亩，旱地五千八百亩（《玫瑰坝》第74页）。据此，每户平均拥有可耕地十八点八亩。

很快，作者就告诉我们，进坝的“土改工作组”，通过深入的“访贫问苦”，已经成功地发现了第一位贫农，这就是《玫瑰坝》故事里，众多的背景人物之一，农民刘天财。

刘天财一家五口人，拥有自己的田地不足三亩，其中水田一亩，旱地一亩八分。为了养家糊口，刘天财租种观音庙的庙产七亩旱地，又租种地主王秉文家四亩半水田。

这里，为了更清楚地理解整个玫瑰坝地区农民们在“前地富时代”的生活状态，我们不妨先看看书中列出的一些统计数据。根据土改工作组的结论，玫瑰坝的四百二十户村民中，和刘天财同等“贫苦”的共有五十六户“贫农”，占全部村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三。比刘天财还“贫苦”的，只有四户“雇农”，不足户数的百分之一（《玫瑰坝》第74页）。

那么，被土改工作组认为应该“有很强的革命性”，因而“要坚决依靠”的这一位贫农刘天财，在“前地富时代”，换一句我们这一代人耳熟能详的更标准的汉语表达方式，也就是在“万恶的旧社会”，是怎样“牛马不如”地生活着的呢？

这一点，作者没有直接告诉我们。

但作者却意味深长地讲述了一个关于贫农刘天财家中“牛棚”的有趣故事。

就在土改之前的那一年春天，地主王秉文许诺了他的佃户刘天财，如果王秉文家的母牛能产崽，他将会让刘天财抚养一头牛犊。对贫农刘天财而言，这当然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刘天财全家齐心合力，自己动手，为这头未来的牛犊，盖起了一座堪称“五星”级的“牛棚”。作者告诉我们，这座“牛棚”“新起的三堵土墙平滑结实，棚顶上盖了一层厚厚的稻草。这个崭新的牛棚，看上去干净漂亮，如果不是因为门上只装了栏杆而没有装门板的话，充当洞房也应该是过得去的（《玫瑰坝》第70页）。”

土改工作组来“访贫问苦”时，几乎立即就喜欢上了这位贫农家的“牛棚”。经过土改工作组的一番改造，牛棚中筑起了几道齐胸高的草墙，其后，居然从中成功地隔出了三间能供人居住的，像模像样的“房”。最里面的一间是组员范淑君的“闺房”。中间则是组员冯东明和组长郝勇的“卧室”。最外面的一间最大，是工作组的“办公室”。

组长郝勇甚至说，“这个牛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宫殿”，他甚至“愿意在里面住上一辈子！（《玫瑰坝》第70页）”

哈！读到这里，我估计和我同龄的读者们，都会忍不住地发出会心的笑声。

这就是在“前地富时代”，也就是在所谓“万恶的旧社会”，农村中最贫苦的那百分之十五的贫农（还不包括所谓下中农）的“悲惨”生活。而假如读者们和我一样，对文化大革命中为“牛鬼蛇神”们建造的“牛棚”还拥有亲历的记忆的话，那就更能深刻地领会汉语词汇“牛马不如”的荒诞涵义了。

第二， 导致“地主和富农”这一特殊社会阶层产生，随后又惨遭灭绝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共产主义革命通过暴力的手段强加给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的。

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在“前地富时代”的自然生态做了简明扼要的描述之后，《玫瑰坝》的故事接下来开始讲述的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简称土改。

作为读者，我把土地“改革”划入“政治运动”，是因为《玫瑰坝》的故事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场土改，和农民的经济诉求和与之相连的，对社会变革的主动选择，并无关连。它是在赤裸裸的暴力的直接伴随之下，从天而降，来到玫瑰坝的。作为读者，我把土地“改革”的“改革”二字加上引号，则是因为，《玫瑰坝》的故事更为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谓“土地改革”，和“改革”这一汉语词汇的词中应有之义，毫不相干。这场冠以“改革”的政治运动，犯下的，实际上是惨绝人寰的，能排除一切政治，宗教，地域，习俗偏见，而以全人类的名义通过海牙国际法庭提起公诉并予以公审的，群体灭绝之罪（这一点，我在下面书评的第五部分中还要详述）。

这里，我们先来看看，玫瑰坝的这场土改，自上而下紧密联系着的那一条暴力红线：首先，共产党用军事暴力占领西康全省，建立新的权力机构：中共西康省委。其次，中共西康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决定将阑县作为全省土改工作试点。紧接着，中共阑县县委便颁布了1950年第5号文件。最后，一个集立法，执法和司法于一身的暴力强权机构，土改工作团，应运而生。

玫瑰坝，很荣幸地成为了阑县土改工作的试点。

派往玫瑰坝龙泉村的那支土改工作组，由一名持枪的前军人，郝勇，任组长；两名向往着暴力革命，随时准备加入暴力行为并为暴力献身的原“进步学生”，范淑君和冯东明，任组员。让人万分惊讶的是，这两名并非原军人，而是原学生的所谓“知识分子”，竟然也持枪（《玫瑰坝》第五和第六章）。

仅仅八天之后，在中共阑县县委书记陈进的直接教诲下，在土改工作组暴力性的直接操纵下，玫瑰坝的龙泉村也建立了同样集立法，执法和司法于一身的暴力强权机构：农会和民兵。二流子王守伦飞快崛起，任农会主席和民兵大队长，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权力于一身。民兵大队长王守伦，副队长刘瑞银。各自手持一支三八步枪（《玫瑰坝》第94页）。村里十五岁上下的孩子，林民义，王春花，儿童团长刘瑞宝，个个都对武器和一切可能的暴力手段产生了强烈兴趣（《玫瑰坝》第86页）。

数天之后，工作组长郝勇亲自上阵，手把手地教村里“几个半大小子”，怎样正确地运用红色暴力来捆绑地主：

“郝勇一把抓住王秉文的衣领，把他从地上提起来，将绳子搭在他的双肩上，一边示范，一边南腔北调地讲解道：‘所有的罪行严重的犯人都必须五花大绑。首先，在中间打一个套子。把这个套子放在罪犯脖子后的这块骨头上。然后，从后到前，在他的肩上绕一匝，在他臂上绕三匝。这一匝要绕在手腕上。手腕上要再绕一匝。打个结。这边也一样……把他的两只手从后面这么一拧。把两只手捆绑在一起。然后把绳头从颈后的这个套子里穿过。他要是不老实，就这样—提’，说着，他用劲一拉绳子，把王秉文反绑着的手臂往上一提。”

“‘老老实实地站着，不准说话。不然，我们又拉绳子！’郝勇说。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根很细的麻绳，将那根麻绳在王秉文的脖子上缠了一周，然后将麻绳的头抄到了王秉文的背后。

‘之（3）根细绳绳儿是拿来做啥子的啊？’（持枪的民兵队副大队长）刘瑞银问。

郝勇答道：‘如果他胆敢呼喊反动口号，你就抓住这根细麻绳的头，往后这么一拉，勒住他的咽喉，不准他乱叫。’” （《玫瑰坝》第105至106页）

接下来枪毙王秉文的时候，王秉文认为自己除了拥有地产之外并无罪恶，因而拒绝下跪。祖宗们的古训说得好，士可杀，不可辱。

“郝勇一手抓住王秉文的头发，一手抓住他背上的绳子，把他提起来，放下去，又提起来，又放下去，反反复复折腾了好几次，企图让他跪在地上。王秉文的手是反剪着的，根本无法挣扎。可是不管郝勇怎样摔，他总是硬撑着，不肯跪下去。他大腿上的血像泉水一样地往外淌，把郝勇的裤子都染红了。郝勇大汗淋漓，呼呼地喘着粗气，却无法将他制服。

冯东明……用枪托对着王秉文的脑袋，一击就把他打昏在地。

郝勇感激地点了点头。他在众人的帮助下，把昏迷中的王秉文成功地摆成了跪姿。他把子弹从枪膛里退了出来，低声咒骂了几句，在一块石头上磨了弹头几下，再把磨过的子弹重新装进枪膛。然后，他对着王秉文的后脑勺，猛地扣动了扳机。

这颗在石头上磨过了的子弹威力极大，把王秉文的头盖骨打得粉碎。”

至此，这场冠以“改革”的政治运动中的红色暴力，随着一个拥有田产的群体，肉体的被灭绝，而达到顶峰。

第三，土地“改革”运动的运作方式：诉苦。

暴力驱使之下的土地“改革”得以进行，首先必须划分出“地主和富农”这样一个被敌对的社会群体（阶级），然后才谈得上“正当”而“合法”的财产剥夺。谈到这一场所谓土地“改革”的运作方式，这就回到我在这篇书评的第一部分中已经提起过的方式，那就是通过谎言而煽起仇恨。

套用一个土改时期问世，一直沿用到文革，汉语的流行表达方式，也就是所谓“诉苦”。

现在，我们可以来细细地欣赏一下《玫瑰坝》作者给我们讲述的，进驻龙泉村的土改工作组，组长郝勇和组员范淑君，冯东明，是如何遵循上级的“精神”来“培养”玫瑰坝最大的地主王秉文家的长工，玫瑰坝最难得的雇农，孟福宽的“阶级觉悟”，也就是煽起孟福宽对他的雇主王秉文的仇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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