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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面对着共产党从打AB团开始，一直延续到肃反的，天网恢恢，宁可错杀的光荣传统，慧通就是生有百口也难辨清白。半个月后，在一个有两千人参加的公审会后，这位无辜的和尚被立即枪毙（《玫瑰坝》第501页）。
对敌对阶层整个的划分和处置过程的随意性和野蛮性，贯穿着《玫瑰坝》几乎全书的描述。
大地主王秉文的被杀，源于一个名叫谭伟民的土改工作队长的误判（《玫瑰坝》第140页）。其后，“划分”甚至因此而成为共产党基层干部压制和恐吓农民的最简单有效的手段。区委干部戴福林发现竟有农民不愿入互助组，立即宣布，谁敢不入组，马上重划成分。而一旦被重划为地富，在入互助组的问题上是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的（《玫瑰坝》第493页）。
土地“改革”以降的中国农村，由此变成了一个堪称是史无前例的，无法无天的世界！
第五，地富本人财产的被剥夺和肉体的被消灭之后，其亲属的被株连，歧视，强制，管制和冻饿。一个庞大的贱民阶层的形成，以及最终作为群体的被彻底灭绝。
实际上，在《玫瑰坝》一书开书不足六分之一的章节，这场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就已经胜利而圆满地结束了（《玫瑰坝》第161页）。中国农村中约占百分之五左右的群体，因为拥有财产，已经在红色暴力之下惨遭生命和财产双重被剥夺的灭顶之灾，堪称顷刻之间，化为齑粉。
但这个群体的悲惨故事却远远没有结束，甚至才刚刚开始。
中国广袤的农村中，因为这场土地“改革”运动而出现了一个，即使是在数千年世界历史中堪称空前残暴的东方皇权专制统治下也从未出现过的，由被敌视和被歧视，被强制和被管制的地富亲属，他们的配偶和子女，组成的，远远超过人口百分之五，在绝对数量上完全称得上庞大的，贱民阶层。
这个贱民阶层贱到何种程度，贱到什么状态呢？我们可以来精读一下《玫瑰坝》中栩栩如生的描述。
玫瑰坝的农民有着深深的宗教情怀。他们对生命是珍惜的，对彼岸世界是敬畏的。农民王守贵家的老牛白肚，寿终正寝，无疾而终。但一家老小还是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般悲痛欲绝。王守贵不但舍不得吃白肚的肉，还相当隆重地埋葬白肚，甚至苦苦央求识文断字的陈素芬为白肚的墓碑题字（《玫瑰坝》第294页）。村里的农民从不毁燕巢，谁要是有违，大家便相信毁燕巢者将会患瘌痢。因为女性和生命的延续直接有关，玫瑰坝的农民从不打女人（《玫瑰坝》第303页）。
而地主和富农这个新得诱人的贱民阶层呢？他们不但牛马不如，燕子不如，皇权社会最底层的女人不如，他们甚至连被全村人抛弃到荒山野岭的麻风病患者丁万金都不如（《玫瑰坝》第510页）。
区委干事戴福林，其父就是在土改中被镇压的大地主，多亏自己及时地参加革命，才算荣幸地从地富的贱民阶层挣脱出来。土改后，戴被党和人民专门派到玫瑰坝，“在玫瑰坝完善对阶级敌人的管制，建立一个对四类分子的健全的，经常化的，制度化的，规范化的训话制度和健全的，经常化的，制度化的，规范化的强制性的义务劳动的制度” （《玫瑰坝》第432页）。
随后，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对四类分子的制度性管制，实际上不过是共产党的各级基层干部，对这个特殊的贱民阶层为所欲为的兽性发泄而已。
戴福林因为自己的神经过敏，觉得富农林国盛的大儿子林民发，看着他的时候，眼中似乎在流露“凶光”，便不由分说地吊起来毒打。地富们站队不整齐，他上前就是一阵拳打脚踢（《玫瑰坝》第434页）。颜惠玲和孙桂英本是两个穷人家被卖被送到地主家做小的女孩子，却不幸被划为地主婆。公社书记，前二流子王守伦，想 跟她们谁睡，就明目张胆地去睡（《玫瑰坝》第447页）。自己已经被划为富农的林国盛，则宁可把女儿嫁到麻风病人丁万金家，也绝不敢嫁另一位富农王守学（《玫瑰坝》第510页）。公社党委书副记候亚昆，发现竟有一贫农想“退社”，立即“证明”该贫农祖上曾是地主。于是，汉语中的两个新名词，“漏划地主”和“漏划富农”，应运而生，且威力无比（《玫瑰坝》第538页）。任何农民只要胆敢对共产党干部的为所欲为稍有微词，便立即面临被“重划”的危险。贫农龚顺发，前述被错划的“地主婆” 颜惠玲的丈夫，不满二流子王守伦对自己的妻子的，公开的，赤裸裸的奸污，跑到县里上访，立即被划为坏分子，顷刻间沦为贱民（《玫瑰坝》第552页）。
在其后接踵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中，玫瑰坝下属各个村首先被饿死的，全部是贱民阶层中的那些昔日的地主和富农。
《玫瑰坝》故事中第四十二章至四十六章，整整五个章节，讲述的是故事的主角，被错划的地主婆，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善良，贤惠，理性，聪慧，同时还像天使一般美丽的陈素芬，是怎样带着不满十岁的儿子，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假如不是聪明的陈素芬想起了她曾有恩的麻风病患者丁万金；假如不是丁万金一家的善良和慷慨，陈素芬和儿子早就被活活饿死，她们娘俩，甚至连走出坝外去讨饭的权利都被剥夺（《玫瑰坝》第638页至714页）。
而到了最后，历史的车轮终于转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恐怖得无以复加的公元一九六七年。
地主婆陈素芬，连带着她和大地主王秉文所生的十五岁的儿子王守礼，她腹中孕育了四个月的，和黑帮冯东明的另一个尚未出世的狗崽子，和一大群地富的配偶和子女一起，被捆在村外路边的一排刺槐树上，听凭“革命小将们”将一个个炸药包，捆绑在她们的胸前。
“陈素芬胸前的导火线冒着烟，发着嗞嗞的声响。她惊恐地盯着那条像蛇一样跳动着的导火线，她的汗水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
轰！陈素芬胸前的炸药包爆炸了，打断了她的呼喊。
轰！轰！别的炸药包也爆炸了（《玫瑰坝》第916页）。”
至此，这个被划入贱民阶层的整个群体，在玫瑰坝那片美丽的山水之间，被彻底灭绝，化作了一缕缕青烟。
而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那些有幸残存的贱民阶层的子孙后代呢？他们又是怎样悲惨地苟活着的呢？
在此，请允许我最后一次，做一点题外的补充。
二十多年前，我结束了在K大六年的学习生活，搬回B市和丈夫团聚。
有一天，丈夫回家对我说，B大来了个新同学，L君，人极好，平易温顺，对人一脸笑……。丈夫说了半天，我没吱声。丈夫奇怪了，说，L君跟我说了，他可是你的同学呀！不错，此人确实是我的同学。不过，我得承认，我对L君，远没有丈夫那般好感。那L君，确实像丈夫说的，对谁都好，但好得似乎有点夸张，有点过分。私底下，我其实也很纳闷，询问自己为什么竟不那么喜欢这个事实上对谁都很好的L君。想了想，我终于找到了答案。问题出在L君的笑容上。他的脸上，老挂着一种，怎么说呢，赤裸裸的谄媚性的笑容。有些时候，谄媚性的笑容，确实很有必要。比如，你正在积极要求进步，努力争取入党，而党支部书记碰巧又正站在你面前。但那L君却不是这样。他的谄媚性的笑容，好像并没有任何针对性，而是一视同仁地被展示给他的整个外部世界。
后来不久，中秋和国庆到了。丈夫从学校的外办，申请到了一大笔钱，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中秋晚会，中国学生和德国教授们都皆大欢喜。中秋过后的一天，我到B大食堂吃饭。我并不是B大毕业的，和那里的中国学生并不太熟。我便有意坐在离着中国角稍远的一张桌边。
没想到那L君端着盘子，跟在我后面，坐到了我的对面。
我正想着该和L君聊点什么，L君自己开口了。
L君说，中秋前，丈夫动员所有的中国学生，每人都出一个节目，他也在场。L君万分抱歉地对丈夫说，自己从小就没有文艺细胞，什么也不会。没想到丈夫竟对L君开起了玩笑。丈夫没心没肺地说，你就别客气了，来一段相声吧！我们家汪晶晶，提起你就赞不绝口，说你脸上，常年都挂着谦虚谨慎，和蔼可亲，动人心弦，但却假惺惺的微笑……。
站在一边的同学，一阵哄笑。
啊！这一下可糟了！我一面暗暗叫苦，一面立即着手，构思我的道歉。
L君却做了一个手势，让我听他先讲。L君并不善言辞，讲得也不连贯，还混着方言。但我还是很快就听明白了他的故事。
L君来自G省的黄河岸边，本是道道地地农村长大的孩子。村里大多是盐碱地，日子过得很苦。
下面基本上是L君的原话。
“我爷爷是地主，土改时被镇压。我爹本来在县城上学，那年不巧正好满十六，被押回村里，也划为地主。公社办食堂那年，我娘生我，土改过了都有七，八年了。但没用，我还是小地主。我们村方圆百十里地唯一的一所小学还是我爷爷办的。我爹六岁，我爷爷就送他上学。我爷爷说，村里太穷，日子没法过。只能让孩子读点书，走出去，奔别的活路。我爹在县城上过高一，是村里文化最高的。我六岁起我爹就要我学着大人的样，帮支书家干活。推磨，跳水，种菜，喂猪，反正见什么活，干什么活。下工一回家，我爹就教我认字。爹怕我惹事，很小就教我对人笑。煤油灯光线不好，我打小眼就坏了，看不清对面来的是谁。我爹就教我，一抬头就先对人一脸笑，不管来的是谁。这一招挺管用的，我为此少挨了不少打。恢复高考，我爹送了一头猪，才让我报上名。一村的人都不敢信，我竟能出去上大学。毕业时，我们专业只有唯一一名出国研究生。我爹说，只有一名你也考，说什么也不能再回来。其实，离开了咱们村，走出了咱们县，没人知道我是个小地主。犯不着再像小时候那样假笑了。但是我……，我已经改不了了。我刚一抬眼看人，脸就跟着笑开了……。”
我呆呆地看着L君，已经想好的那些道歉的话语，被我忘得干干净净（6）。
好了，说完这段题外的话，让我们一起，最后一次，重新回到《玫瑰坝》吧！
《玫瑰坝》这个史诗般的故事，是以下面这段发人深省的话语结束的：
“十二年后，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份文件，给所有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摘掉了他们阶级敌人的帽子，给他们的子女改变了阶级成分。从此以后，这类人便成了人民的一个部分，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也就受到了党和国家的保护（《玫瑰坝》第919页）。”
这堪称是作者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
只不过，告诉“地主”和“富农”的那些劫后余生的后代子孙们，他们从此将属于“人民”，因而“生命和财产”将能受到“党和国家的保护”，他们还会信吗？
（全文完）
注解：
（1） 就笔者孤陋寡闻的阅读经历，在直面土地改革运动，直面地主富农这个特殊的贱民阶层，直面暴力介入并摧毁契约观念之后遗留的巨大的社会问题，等等方面，能和《玫瑰坝》一书相比的，只有张炜的《古船》。《古船》出版于1984年。早在1986年该书的作品研讨会上，就有政治嗅觉极灵敏的帮闲文人当面质问过作者，是不是企图否认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要知道，那可是今天体制内的知识精英们无比怀念的“胡耀邦时代”呀！如今，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岁月已经流逝。和《古船》同时问世的大部分所谓“文学作品”，早已被历史的长河无情吞噬。而《古船》却一版再版，无语地建构着当代中国文学中，凤毛麟角般的经典。只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笼罩下的社会环境因素，《古船》的手法隐晦而扭曲。《玫瑰坝》则直白，易懂得多。
（2） 参阅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
（3） 玫瑰坝方言“之”，大体等同于规范汉语中的“这”。
（4） 参阅吴毅，吴帆《传统的翻转与再翻转—新区土改中农民土地心态的建构与历史逻辑的研究》。
（5） 玫瑰坝方言“朵”，大体等同于规范汉语中的“着”。
（6） 敬请昔日同窗，不要猜测笔者此处说的是谁。根据联邦德国数据保护法，笔者已经将被涉及者的姓名，年龄，性别，籍贯，等全部重要个人数据，做了保护性改动。
（《玫瑰坝》 / 作者：谢宝瑜 / 绿野出版社2006 / ISBN 0-9739514-0-0）
2012年1月28日至2月5日
写于德国不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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