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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晶晶：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我读《玫瑰坝》
那一天，和朋友聊天，朋友突然间愤愤地说起四川人。我惊问其故，原来竟是因为来自重庆的红歌。
这一下，我真的觉得有必要为四川的邻居们抱抱不平了。
红歌本是紫禁城内，金銮殿前，伟大领袖，夫人及其亲密战友们，当年亲自运筹帷幄的产物，与四川何干！古往今来，蜀地有风骨的硬汉子，多如繁星呀！我说。
你是“九头鸟”，当然爱屋及乌。多如繁星？你举个例吧！朋友说。
我抬头，正好看到了书架上放着的《玫瑰坝》。
挂了电话，我静静地看着书架上的书，心中不免想象起天府之国那片辽阔的土地，想起那方水土上养育着的那方人。要说起来，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处寻，得来全不费功夫呀！还能有比这本书更好的例子吗？
无论如何，我想，我该写几句《玫瑰坝》。至少让朋友能知道，除了红歌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川人所写的，蜀地的真实故事呀。
《玫瑰坝》中的故事，发生在天子化外，西南边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乡。百姓们务农为本，民风质朴。生活虽清贫，人们却恪守着世代相传的礼仪廉耻。这里并非就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已经根除了一切不公正的人间伊甸园。这里和普天之下一样，有税，有捐，有怨，有哀。但人们却是遵循着公开的契约，承认着群体内部大体中立的立法和司法的。村中有生活富裕的保长，族长，有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村外有占山打劫的土匪。但在所有这些生活的常态下，百姓们仍然能数千年如一日，在自己青山绿水环绕的家园中；说着自己特有的方言（正是那些别具一格且绚丽多姿的方言，使得《玫瑰坝》的整个故事，带上了让人无法混淆的西南边陲的风采）；享受自己特有的物产（其中甚至包括风调雨顺时能给天子进贡的黑珍珠米）；有滋有味地繁衍着。
玫瑰坝，龟城镇，黛山县，白鹤镇，龙泉村，瓦岩村，听听这些浑然天成的名字，看看这里的春风秋雨，晨曦夕照。一切都透着来自远古的，赏心悦目的诗情画意。
不幸这一切自然且直通远古的宁静和安详，却被一阵突如其来的腥风血雨所打碎。那是一阵革命旗号下，天苍苍，野茫茫，笼罩大地，无处不在的腥风血雨。
人们将要读到的，是这场革命的腥风血雨中的一个漫长的故事。
这里单表故事的主角，冯东明。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虽然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形势日趋险恶，但中国的一大批当代史研究者，仍然能够冲破重重阻挠，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广度和深度，一点一滴地揭示着，二十世纪二十至七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土地上，至今仍方兴未艾的那场共产主义革命的真实面目。其中最能引起广泛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竟会有那么多热血青年积极主动地，乃至义无反顾地，去参加那场革命，从而促使那场革命，最终竟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成功。
我之所以选择冯东明，恰恰是因为这个冯东明，不仅在《玫瑰坝》的故事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此人同时也更是那场革命不可或缺的一个符号。读懂了冯东明，你也就会明白，为什么那场几乎从一开始就在每一点细节上都充满着欺诈和邪恶，却隐藏在正义与公允旗号之下的革命，竟能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积极参与者，竟能最终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辽阔的土地上，无往而不胜。
冯东明是一个青年男子。放在历史的大框架下，此人大约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初年，他的同龄人若活到今天，大约八十上下。冯东明第一次出场，参加革命并躬逢土改时的年龄，大约二十岁。这当然是一个很容易被革命煽动，很容易热血沸腾的年龄。但这，却并不是决定性的。
决定性的是，冯东明读过书，曾是一名青年学生。他在故事中所有其他背景人物的衬托下，始终被定位为一名知识分子。
冯东明上的是哪所学校，学的是何种专业，很显然，于故事而言，并不重要（从冯东明自我陈述，革命前他最大的理想曾是当乡村教师，可以推测，他很可能上的是师范）。重要的是，冯东明本是可以超越玫瑰坝的生存环境的，因为在西风东渐的历史大潮中成长的他，已经经历过比玫瑰坝更繁华，更现代化，因而人之为人将更有尊严的地方。更为重要的则是，冯东明当学生时曾是一名政治倾向性极强烈的学生，套用一个那个年代时髦的现代汉语词汇，他一直“十分进步”。
书中不止一次强调过，冯东明曾积极参加过“反蒋爱国学生运动”。
但同时，冯东明又并不是我们这一代五零后们熟悉的，杨白劳那样的贫苦农民，他的父母也不是（需要指出的是，仅仅从冯东明上过学，读过书，并不能得出他的家庭就一定富有的结论。1949年之前，中国土地上从贫寒家庭中走出来的大学生，比比皆是，甚至青史留名者都不在少数）。冯东明本姓邹，父亲在黛山县的白鹤镇上有自己的店铺。冯东明的母亲及其姊妹，都是温文尔雅，知书达理之人（这一描述相当意味深长。那说明，二十世纪初年的西风东渐，那些后来被极权主义政权垄断的媒体资源极力掩盖和抹杀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春风雨露，甚至惠及过西南边陲小镇上普通人家的女孩子）。冯东明的舅父，一位出色的艺术家，同时更是一位能及时洞察时局的知识分子，后来甚至能当上台湾“伪”国立美术馆的副馆长。
这一切都说明，冯东明参加革命，冯东明接受共产主义信仰，并不仅仅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为了整个社会的公正。这一点同时也告诉我们，革命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着相当巨大的不公正（这一点甚至能说明，仅仅因为革命之中和革命之后毛泽东暴政之暴，便在被迫两害相权取其轻时去盲目地歌颂蒋介石，并不一定符合历史逻辑）。
如同我们都知道，那场革命，其初衷本是为“解放”那些“被剥削被压迫”的贫苦农民（真正的“工人阶级”，其数量之微，几乎可以略去不计）。诚然，确有为数不少“被剥削被压迫”的贫苦农民，成为了那场革命的铺路石。但仅有铺路石作为硬件，革命是不会获得如此彻底而巨大的成功，最终竟得以席卷历代天子们都鞭长莫及的西南边陲。
革命的成功，取决于其软件，取决于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冯东明们。
如上所述，在这个漫长的故事中，冯东明在所有其他背景人物的衬托下，始终是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甚至是唯一的一位知识分子）被定位的。所以很清楚，作者在这个故事中，首先想要描述的是，革命中和革命后，中国千千万万大大小小被迫混迹于芸芸众生之中的知识分子，荒诞且悲惨的命运。
这里读者不免会深思，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而究竟什么又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无法避免他们在革命之中和革命之后共同的悲惨命运？
所谓知识分子，并非一个职业，也并非根据经济和政治地位能清晰划分的社会利益集团。在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国度，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一个语焉不详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拥有知识，能思想，渴望着能得到超越物质世界的某种自由从而在精神上不朽。区别当然也显而易见地存在着，那就是，西方历代的知识分子，从古希腊多神教的城邦起，一直到基督教文化延续的这两千余年，大多是作为权势（神权或政权）的批判者，对立面，而存在的社会力量（二十世纪以降，欧洲土地上斯大林和希特勒极权主义统治下知识分子的状况，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大话题，此处暂不多述）。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比较完整地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群体，是中国土地上有史以来第一批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这一批人，大体上和前述西方知识分子相似，能有尊严地活着，因而或多或少能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必须的物质基础。这两类知识分子的社会力量，都比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知识分子要强大得多，生活也幸福得多（事实上，为了更准确地讨论，我们甚至首先应该询问，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在毛泽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暴政之后，中国土地上的文人，究竟还能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
那么，这场腥风血雨的共产主义革命又是通过什么方法使得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冯东明们，竟能积极主动，心甘情愿，乃至俯首帖耳地参与革命，从而把自己宝贵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献上祭坛的呢？
正是这一问题，《玫瑰坝》一书，给了我们极为详尽的答案。
第一，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极大的不公正。因此，宣称能带来一个公正且物质富足的社会的政治理想，便拥有极大的蛊惑性（如前所述，因为一九四九年之后共产主义极权的暴政而去抹煞一九四九年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玫瑰坝》中的主要人物之一，阑县原县委书记陈进，被迫参加革命的经历，便完全是社会不公正的后果。革命成功之后，陈进终于找到他历经磨难的胞妹，嫁给了土改中被枪杀的，《玫瑰坝》中最大的地主王秉文，因而不幸变成地主婆的陈素芬。
兄妹俩于是有了长达十五页的精彩对话 。
陈进动员妹妹陈素芬参加革命的那一席话，我不妨抄在下面：
“小妹，可能你对我刚才说的话还不大理解，或者是还不肯理解。可是你应该相信我，我是你的亲哥哥，没有理由要来欺骗你。妈妈，爸爸和小三为什么会横死呢？你为什么会被一个五十多岁的糟老头子糟蹋呢？我们一家人的遭遇说明了旧社会是黑暗的，邪恶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我们推翻了那个万恶的旧社会，现在要建设一个公平的，繁荣富强的新社会，让天下的老百姓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我们还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到了那一天，我们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不管是什么人，他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想穿什么就有什么，想住什么样的房子就有什么样的房子。无论男女老幼，体强体弱，都可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要知道，这段让如今中国老百姓们听了只会哑然失笑的话语，在六，七十年前，听上去却很像是真的，穷苦无助的老百姓们，甚至会激动得热泪盈眶。）
除此之外，要使一个虚幻的政治理想变为蛊惑性的动力，还必须借助宣传所拥有的巨大的说谎力量。《玫瑰坝》相当如实地描述了，几乎所有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政治运动中，共产主义极权政权是怎样成功地从中央一直到村镇，层层颁发的，不计其数的，为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自圆其说的各类“精神”的。
（从中，读者能明白，为什么毛泽东终其一生，自始至终都把“笔杆子”提到和“枪杆子”同等重要的高度。从中，读者更应明白，鲁迅当年为什么竟会对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们毫不留情。因为恰恰是那些文人，在政府和谐时是“帮闲”；在政府杀人时则是“帮凶”。说鲁迅其人刻薄不错。但对明知是谎言仍然振振有词地说谎的那一类“帮闲”和“帮凶”们若施仁慈，却毫无疑问是对千百万无辜生灵的新的犯罪。）
第二，《玫瑰坝》的故事接下来告诉我们的是，这场共产主义革命的倡导者，主要是通过两种手法来赢得革命的积极参与者的。这就是，对不识字的底层百姓煽起仇恨，而对来自于所谓“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则煽起原罪感。
《玫瑰坝》中的主要人物冯东明，就是带着深深的原罪感，参加革命的。
为了洗涤，根除自己剥削阶级家庭的烙印，冯东明在诸多场合的思维和举止，甚至比目不识丁的农民们还要左，还要过激。冯因为家庭出身迟迟不能“入党”，却能荒诞地帮助二流子王守伦入党，并成为村里的土改根子 。大大小小的王守伦们，实际上是怀着对所有不是二流子的人的深仇大恨，成功地参加革命的。三反五反的时候，王守伦凭本能认为玫瑰坝并无真正的资本家。有一个叫刘天仁的人做生意，王认为此人“老老实实”的，不打算抓刘的“五毒”。冯东明竟认为王“思想糊涂”，声称“不管是什么地方，只要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我们就应该对他们进行审查” 。
但凡亲历过共产主义极权统治下生活的那类读者，只要静下心来，稍微回想一下往事，便会发现，《玫瑰坝》中的故事确确实实是似曾相识。事实上，除了为数甚少的直接决策者之外，革命中所有最无人性，最无理性的积极参与者和执行者，都是《玫瑰坝》中所描述的那两类，一类深怀仇恨，另一类则深负原罪感。这两类人在毫无理性的特征上几乎一样，只不过在残暴程度上可能略有不同。
第三，从《玫瑰坝》的故事中，人们还能读到，这场革命从一开始，也就是说，在还远远没有获取政权之时，就已经根据使用暴力手段所取得的“功勋”，建立起了新的等级秩序。在成功获取政权之后，则开始不断完善和扩大这种新的等级秩序。
和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相同的地方是，这一新秩序赤裸裸地和与生存有关的物质利益挂钩。《玫瑰坝》中清楚地描述了共产党建政初期从省，地区，县，到乡镇的各级领导所直接拥有的各类不同的物质特权。和历史上农民起义稍有不同的则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家们，在疯狂地掠夺社会物质资源的同时，还忙里偷闲地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巨大的伪精神花环。于是人们看到，只要当上了党的领导，不仅能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张旗鼓地选女人，玩女人，占有女人，而且他们还能有条有理，有根有据，甚至理直气壮地去那样做。
作者在故事中，用极简单明了的文字，通过故事中主要人物之一，范淑君的几句自述，勾画出一位所谓“老革命”，后任省委书记，寇家孟，的真实且可憎的面目。而事实上，这位寇家孟，是《玫瑰坝》故事中出现的一位级别最高的共产党干部。又因为叙述者范淑君不是别人，她本是冯东明多年女友，其后被老革命寇家孟不费吹灰之力就抢占为妻，而且抢占得很有必要。这便使得读者能看到，共产党人的贪污腐化，肮脏堕落，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的所谓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并无任何直接关系。共产主义极权，事实上在刚刚建政的时候，就已经通过自己粗俗的举止，撕碎了他们自己为自己编织的伪精神花环 。
第四，《玫瑰坝》的故事还向我们清楚揭示，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这场革命使用了一个罪孽深重且行之有效的手法（在西方极权主义的研究中，这一手法早已成为一个专题），那就是泯灭良知，切断传统。
如前所述，共产主义革命之前的中国社会，在诸多方面并不公正。由于缺少宗教，缺少生命本质意义上的平等，缺少和人类社会其他文明圈深层且有效的交流，中国社会底层的百姓，一直处于一种简单的，物欲为主的苟活状态。但这种亚细亚式的苟活，却并不意味着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就浑浑噩噩，黑白颠倒，是非不辨，好歹不知。中国的农民和农村社会，不仅严格恪守自己极其接近自然的传统，而且是拥有朴素的宗教思维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的，所谓中国的封建社会拥有一个超稳定结构，在本质上就是因为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拥有一种与血缘，与家庭，与宗族，更与土地的部分私有紧密相关的超稳定的自治性 。
不幸的是，二十世纪的这场共产主义革命却以极其血腥暴烈的方式，釜底抽薪般地斩断了中国农村数千年延续，在其他改朝换代的战争中尚能保留重建的，几乎全部生活方式。
而那场共产主义革命究竟是怎样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泯灭良知，切断传统的，则从头到尾贯穿着《玫瑰坝》的全书。几乎每一章每一节的故事，都充满着真实且细致入微的描述。从老长工孟福宽帮着陈素芬摸黑在积雪中寻找被枪杀的地主王秉文被子弹打飞的半个头颅，到族长王文剑痛骂孟福宽诬陷自己的恩人是猪狗不如 。从二流子王守伦当上了村里的土改根子却夜不能寐地害怕王秉文的鬼魂 ，到冯东明亲自带头去砍菩萨的手的荒诞场景 。更发人深省的是，就在冯东明自己积极参与了土改的暴力抢劫之后，他的父亲，邻县小镇上的一个小商人，却在其后的三反五反中，被和他自己的儿子完完全全同样性质的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们，勒死后伪装成自杀，同时被没收全部家产 。
第五，《玫瑰坝》的故事还告诉我们，由于老百姓们，大大小小的冯东明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仅是通过暴力获取，更是须臾无法离开暴力维持的无法无天的政权。手无寸铁的臣民们，并不像天真或别有用心的文人们所以为或所描述的那样，似乎对“暴力”还有“选择”或“放弃”的可能。事实上，他们根本别无选择。
这一点，也同样贯穿着《玫瑰坝》的全书。
此处我只举一个相对温柔的例子。
玫瑰坝的农民刘天仁的女儿刘桂兰，嫁给本村一个脑瓜子活泛的潘文辉。这个潘文辉本不是农民出身，也不太会干农活。他本是县城的一个小商贩，为躲避战乱才到乡下来的。土改时，这个在乡下并无财产的潘文辉作为贫农分到了地。成立互助组时，潘文辉把地交给组里别的人种，他自己回城接着当他的小商贩。三反五反来了，他害怕有所不测，关了商贩摊，回到玫瑰坝。妻子刘桂兰当然很清楚，丈夫留在村里当农民是绝对活不下去的，因为他根本不会干农活。等到互助组变成了合作社，刘桂兰便立即催促丈夫再次回城。
“不幸的是，一切都晚了。
这时，党已经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潘文辉回到县城后，发现自己现在不仅不能在县城继续摆百货摊子，甚至连在县城里常住也不行了。如今，他只有玫瑰坝乡的农民户口，不能够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离开玫瑰坝，到县城从事任何与他的身份不合的职业 。”
要知道，被“党和人民”一直到今天都紧紧捏在手中，堪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那些再简单不过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本该是“天赋人权”呀！。然而大大小小数十亿的潘文辉们，他们要是敢于和共产主义极权政府抗衡，用以卵击石来形容，都不足以道其真谛。
第六，《玫瑰坝》全书对冯东明这个人物的描述还告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和革命后，无法避免的荒诞且悲惨的命运，和他们自身的缺陷有关。
这就是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
如前已述，书中并没有交代冯东明是学什么专业的。但很显然，他所拥有的全部“知识”，丝毫也没有使得他的思维和举止，能带上任何本该与“知识”相关的理性与逻辑。从贯穿全书的，冯东明和他青梅竹马的女友，仅在冯父的资助下上过几年小学的陈素芬，诸多绝妙的对话中 ，从冯东明毫不留情地杀黄毛 ，从他对农活所具有的，令农民们望之生畏的陌生 ，读者不难得出结论，那就是，冯东明所具有的，实际上只是些伪知识和伪文化。那些“知识”和“文化”，甚至淹没了他本该有的，连普通目不识丁的农民都具有的原始的，本能的理性和人性。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充斥着的那些伪知识和伪文化，才使得中国那片广袤的土地，始终无法走上坦途，始终只能在人类的文明圈外徘徊 。
第七，最后，《玫瑰坝》的故事还深刻地揭示出，冯东明们之所以对自己荒诞且悲惨的命运别无选择，还和整个这场共产主义革命所倡导的，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伪信仰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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