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淑君很逻辑地希望这位苦大仇深的长工能配合工作组，彻底地批倒批臭大地主王秉文。
孟福宽却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我爸爸是王老爷送的终。我是王老爷养大的。王老爷对我是有大恩的，我咋个可以无中生有地说他坏话喃？”随后，孟福宽竟相当深情地回顾了地主王老爷对他的大恩大德。孟的父母双双患痨病，王老爷为他们出钱治病。孟的父母双双亡故，王老爷为他们出钱下葬。孟成了孤儿，王老爷将其收留抚养……（《玫瑰坝》第87页）。
地主王老爷对长工孟福宽的恩德，看上去真个是“车儿也载不尽，船儿也装不完”。土改工作组的三位干部，被这位长工的表白搞得哑口无言。“过了好一阵子”，知识分子冯东明缓过劲，才算是急用先学地想起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引导农民诉苦方面专门用来制造谎言的那个武器。
那武器，实际上也就是两个同义的汉语词汇，叫做“不劳而获”，或者更雅致，更简洁地称为“剥削”。
因为提起“剥削”，这个现在已经变得有几分生僻的词汇，我想起了将近三十年前的一段往事。请允许我先写几句题外的话。
我刚到德国时，住在海夫塔女子神学院的宿舍里（不是我自己找的，而是大使馆直接分去的）。那时德语很臭。晚上没事，我便有意在公共的电视房呆着不走，听那些学神学的女孩子们聊天（当时身临其境，我浑然不觉。很多很多年之后，回首往事，我才发现，在海夫塔住的那三年，是我在德国土地上心情最舒畅的三年。一位少小离家，在英，法，德的多家名校呆过的台湾朋友曾对我说，英国人的傲慢写在脸上。法国人的排外印在手上。而德国人对异族人及其文化的歧视乃至敌视，却是融化在血液里，根植在骨髓中的。在德国的土地上，想要碰上无缘无故对外国人好的人，几乎就像你无缘无故地想中彩票一样。我一直到今天都常常怀念海夫塔神学院那些平等真挚待人，同时还冰雪聪慧的女孩子）。且说有一天，离我们宿舍不远的一家印刷厂的工会组织工人们罢工。神学院有不少学生课余在那家印刷厂打工，所以大家都很关注。看完电视，便坐在那里讨论。坐我边上的女孩子和我住在同一层楼。她害怕我会不明白Gewerkschaft （工会）是干什么的，便试着给我解释。而我却觉得自己很懂这个词汇。我说，工会当然应该组织工人们起来罢工。老板挣那么多钱，为什么不把钱分一部分给工人？这不是Ausbeutung 吗？
我为自己竟能想起Ausbeutung（剥削）这个平时很难派上用场，现在却肯定正确的词汇而高兴。
不料，我说完Ausbeutung，电视房中一下变得鸦雀无声。神学院的女孩子们面面相觑，竟没有一个人欣赏我自以为得计的Ausbeutung 这个词汇。老半天，坐在我边上的女孩子才对我说，你是中国来的，想法和东德那些人一样。你要说是Ausbeutung，当然也没什么错。但实际上，在我们这儿，是有 Tarif 的呀！
我知道自己一定是使用了一个不大合时宜的词汇，便不再吱声。
回寝室之后，我查了查 Tarif 这个词。虽然字典上确有其词，但实际上我当时却并没有全懂Tarif 这个词汇真正的含义。所谓Tarif，从表面上看，是指工资，价格或费用的不同种类。但实际上，Tarif 背后深藏着的，却是一种社会成员在非暴力的环境下，通过讨论，协商，选择，认可，接受并遵循的契约观念。
而恰恰这种契约观念，却并非是西方的特产，而是在一九四九年前中国农村农民中，数千年如一日，广泛而恒定地存在着的。
以玫瑰坝为例，佃户们在“万恶的旧社会”如想租种田地，至少有三种契约性选择：或者租王秉文家的，地租二成；或者租林国友家的，地租四成；或者租观音庙的庙产（刘天财租庙产交几成地租虽不详，但根据王秉文捐赠地产时嘱咐观音庙住持慧通的一席话，应该也是二成。而且既然贫农刘天财能租，就说明庙产的出租是可供所有村民选择的）。也正因为深信自己不仅从未做过违反契约，对不起良心的事，反倒为村民们做过大量契约之外的善事，大地主王秉文对共产党的即将危及他生命的暴力行为竟毫无思想准备，在被斗被杀的头一天，还若无其事地在堂屋里抄写《金刚经》（《玫瑰坝》第97页）。在被斗被杀前的大约一个星期，大地主王秉文甚至还在和后来同样被划成地主的观音庙的和尚慧通做契约性协商，如何通过他捐赠的地，而由观音庙出面组织，尽早为村民修好通往陶家营的马路（《玫瑰坝》第20页）。
《玫瑰坝》中的背景人物之一，见多识广，能说会道的村民陈德华，在听说中共阑县县委书记陈进，竟将亲临玫瑰坝视察土改工作的进展，曾感慨万千地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玫瑰坝就没有县太爷来过。”陈德华认为，单凭能一睹县太爷的风采，就非来斗争和枪毙地主的大会看看不可（《玫瑰坝》第94页）。
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土地“改革”的这场暴力运动，实际摧毁的，是中国农村和农民数千年沿袭下来的，在其他王朝更替时尚能保留重建的，包括契约观念在内的，几乎全部生活方式。
我曾在其他地方写过，由于政治政权的过于强大与早熟，宗教在整个中国汉族人的社会生活中是缺失的。由于缺少与宗教相连的，对生命本质的珍惜和敬畏，由于缺少以对生命本质的珍惜和敬畏为基础的，生命个体和种类在绝对意义上的平等，中国那片土地，从未真正走入我们这个星球上其他同类已经创建的文明圈。然而中国特有的，照马克思的话说，源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种不平等的背后，却有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特征，那就是中国农村和农民自秦代商鞅变法以降，持续到辛亥革命，数千年一直沿用的，以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为前提的，土地配置的基本方式。这一基本方式，决定了中国农村和农民中，富裕和贫穷的不同阶层，是可以在非暴力介入的情况下，遵循契约观念，自行流动和自我调节的。（4）
《玫瑰坝》的故事中，有一个大屯村的农民，名叫郭发有。
此人旱地无一垄，水田无一分。按“伟大领袖”的“谆谆教导”，本该属“赤贫”。但万分幸福的是，此人“却有七个儿子，而且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他从地主那里租了三十一亩土地来种，每年打下的粮食很不少。据他的邻居说，他攒了很多钱，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买田买地。”作者强调，“他家的生活过得很好，甚至比很多富农还要好。”特别幸运的是，这位郭姓农民，原本在土改前已经打算买三十亩地，连价钱都谈好了，最后阴错阳差却没买成。
妙不可言的是，革命警惕性极高的土改工作组组员范淑君，认为这位郭姓农民一心想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当地主，竟差一点采用“意淫”的方式，把这位“赤贫”的佃农划为地主（《玫瑰坝》第74至75页）。哈！
作者笔下的另一位“坝子上最会种庄稼”的农民林国盛，其勤俭致富的极端性生活方式，则更让人哑然失笑。林国盛一心惦记着买田置地，从不在别处花钱。他的家，既没有围墙，也没有天井，甚至狗都不养一只。搞得土改工作组差一点儿把这位有好几十亩土地的暴发户误认为是贫农。林国盛规定，全家老小每年只准吃一次肉，那就是过年时那块先拜过祖先的刀头肉。那块肉总共半斤，却要不多不少精确地切成六八四十八片，大人孩子每人八片。“说是好兆头，吃了要发财” （《玫瑰坝》第201页）。哈！不幸的是，这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能干农民，最终却因为赶在土改前夕买了几十亩地而被划为富农，殃及子孙，万劫难复。
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我们常常听到各类人物引用孔子《论语》中的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大家于是以为，是中国农民的不满造就了中国革命。既然亿万农民昼思夜想，盼望共产党带领他们翻身解放，那毛泽东当然是农民们当之无愧的大救星。其实这是对儒家文化的曲解，是为毛泽东夺取政权的合法性而炮制的谎言。中国的儒家文化从来没有号召过臣民，采用暴力的手段去打破现存的社会秩序。正好相反，儒家强调的是已有的不平等的合理性，希望社会成员们能认可这种不平等，安贫守困，不犯上作乱。然后寻找其他正当可行的方式，去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由此而达到“维稳”。与之相适应，中国农民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也是安居乐业，通过勤俭和遵循契约观念下的土地自由买卖而致富。在这一基础上，中国绵延千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则从政治层面上确保了底层向能参与决策的高层之间的人才流动。这三者共同造就了，历史学家们常说的，所谓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的超稳定结构。
而暴力一旦介入了契约，摧毁了契约，要想重新回到契约的起点，便比登天还难。
对此，德国的老百姓们，有着切身的，刻骨铭心的体会。
二十多年前，柏林墙坍塌，东西德统一，德国的内阁总理Helmut Kohl 一时踌躇满志，志在必得。Helmut Kohl 执政前的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德国经济发展迅猛，给国库留下了丰厚的积累。这使得这位雄心勃勃的内阁总理，能不惜重金，“收购”东德。
不幸的是，很快，Helmut Kohl 就发现，他还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引起麻烦的，是德国二十世纪上半叶享誉全球的，著名光学仪器制造商Carl Zeiss的资产纠纷。
因为提起Carl Zeiss，我又想说几句题外的话。
我曾在其他地方写过，我的童年时代，是在一所医学院的校园中度过的。我的母亲很喜欢孩子，她学的是儿科，自己又有四个可爱的孩子。五十年代初，因为担心不识字的外祖母过分节俭，会忽视孩子们膳食中的营养要素，母亲一度想入非非地想把儿童营养选作自己的专业。私下询问父亲，父亲却说，共产党把会种田的人都杀了。往前，大人孩子能有饭吃，不挨饿就不错。不会还有人对什么营养学有兴趣。你还是换个别的专业吧！（很多很多年后，父亲去世了，我回国，母亲和我聊天时就感慨，你爸爸那人，真是……料事如神呀！）母亲听从父亲的劝告，另选了儿童血液病作为专业。母亲工作的儿科学教研组建有一个自己的血细胞室，童年时代，我常常跟着母亲，在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血细胞室里上班。母亲严禁我触摸任何仪器。所有显微镜上都钉着Carl Zeiss的小钢牌。母亲告诉我，所有的“蔡氏”，都是医院花重金，而且还是外汇，从德国买回的。“这些东西贵极了！你知道吗！”母亲强调，甚至吓唬我，“要是搞坏了，妈妈……就要去坐牢！”。我于是只能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双手自觉自愿地放在口袋里，万分敬畏地看着Carl Zeiss 的小钢牌。在小学时代的一个漫长的时期中，要不是哥哥出面纠正，我根本不知道那个Carl Zeiss 竟是个人。我还一直以为，母亲说的“蔡氏”，就是所有显微镜的外国名字。
且说东西两德刚刚宣告按现有西德法律统一成一个主权国家后不过几个月，1990年2月，1919年之后合法拥有Carl Zeiss 全部资产的Carl Zeiss基金会，立即把该基金会珍藏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全部“变天账”翻找出来，核实，复印，然后寄给统一后的德国联邦政府。Carl Zeiss 基金会以确凿的证据，如实地描述了当年苏联红军使用军事暴力，掠夺Carl Zeiss资产的暴行。Carl Zeiss的整个产业，不仅被非法没收，甚至还被肢解，“核心技术”及其“核心技术人员”被非法运往苏联。剩余资产则分文不剩地被原东德Thüringen地方政府“共产”。说起来，Carl Zeiss 基金会的劫后幸存者们，实际上还是很宽宏大量的。他们尽可能做到“目光向前看”。鉴于特殊历史时期造成的特殊历史事件，他们表示，可以不计算利息，但被没收的财产，土地，房屋，机器，特别是无比重要的品牌和专利技术，都得归还给本基金会。
胖呼呼的那个Helmut Kohl，起初还很高兴。这不是“忆苦思甜”的好机会吗？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一对比，共产主义的罪恶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没想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原来，当年首先侵犯Carl Zeiss 私有财产的还不是苏联人，而是美国人。美国军队是先于苏联军队抵达Jena 的。只不过，美国人确实比苏联人仁慈。一来美国人并没有破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普适价值观念。二来美国人没有动Carl Zeiss 的土地，房屋，机器和专利，只不过把他们认为有可能危及到同盟国军事力量的那几个Carl Zeiss 的“核心技术人员”押解去了伦敦（当然，说到底，“核心技术人员”还是属于Carl Zeiss 的私有财产）。
很快，Carl Zeiss 重新注册登记，重新上市。经过艰苦卓绝的谈判，一直到1994年，已经变成德国新的联邦州的Thüringen地方政府，才算依依不舍地把1946年非法充公的全部资产，股份，无偿地退还给了Carl Zeiss 基金会。
问题的严重性却在于，半个世纪前被非法充公的私有财产，何止只是一个Carl Zeiss 呀！媒体刚刚披露Carl Zeiss 要求归还被非法没收的资产，成千上万份保存完好并被清楚复印的房契，地契，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度各类自然人和法人的资产证明，等等，等等，如雪片般地飞往德国联邦和各级地方政府。
这一下，政治家们集体地傻眼了。
根据联邦德国基本法（其意义等同于宪法），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法同时保障的还有所有公民（在财产面前同样拥有）的平等。这就是说，一旦任何人使用任何方式侵犯了私有财产，不管被侵犯的私有财产价值亿元，还是价值一元，违法的性质是同等的。这样一来，既然政府能够归还Carl Zeiss 的资产，那就必须把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的，被非法没收的大大小小的其他私有财产，同样归还给原财产所有者的后裔。就算Helmut Kohl愿意，各级地方议会也不一定愿意。就算各级地方议会真能通过，国库现有的财政力量也远远不够。就算国库的财政力量真够了，现有的全部国家文官，什么别的事情都不干，每天八小时都用于核实和执行过去四十年间公民私有财产被侵犯后的赔偿，未来的十年间也执行不完。
这件事还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就此谁也不知道了。
一直到今天，德国联邦政府的内阁智囊团换过六届，却没有任何“智者”为此拿出过好招。德国的政治家们为自己辩护说，这是一个整个人类发展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国家，成功地解决过的问题。
（这是说的这个政党，这个政权，这个国家，承认公民的私有财产被暴力侵犯是一种违法行为，想解决，但鉴于与之相连的一系列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性后果，一时还无法解决。而如果这个政党，这个政权，这个国家，一直到今天还在天天歌颂“红色暴力”；甚至天天使用“红色暴力”；拆迁，污染，抓人，罚款，为所欲为；那老百姓们能怎么办呢？套用一句汉语中广泛流传的歇后语，叫做冻豆腐，没法办（拌）！金正日刚死的那几天，电视中北韩的老百姓个个都悲痛欲绝，一片感人至深的景象。德国的老百姓们私下里便忍不住嘀咕，这样一个政权，父传子，子传孙，哀鸿遍野，还手持核武器，居然还有那么多“公民”“无限热爱”他们的“伟大领袖”。德国的媒体便附和老百姓说，这的确是我们全人类的耻辱。但是，很遗憾，谁也不知道对这样一个政党，这样一个政权，这样一个国家，该怎么办。由此我也联想到汉语世界的一大批“知识精英”们。他们其实也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却一面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要告别革命；一面振振有词地教导别人，要放弃暴力。哈！好像他们真能革命，真有暴力似的！要说那些“知识精英”们都是些阿Q，恐怕连阿Q都不会高兴。想我阿Q，再不济，好歹还摸过小尼姑的头呀！）
好了，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们还是接着往下来读《玫瑰坝》的故事。
第四，对地主，富农这两个阶层（阶级）所谓“划分”的野蛮性和随意性。
如前所述，共产党在中国大陆领导的这一场土地“改革”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在无法无天的暴力伴随之下进行的。这本身就注定了，能直接危及个体和群体的生命和财产的那个所谓“划分”过程，只能是野蛮和随意的。
这里，我们先来看看，《玫瑰坝》中讲述的，龙泉村边观音庙的住持，慧通和尚遭遇的两次“划分”。
大家知道，信仰佛教的僧人，本该是万念皆空的。换句话说，俗世间的一切物欲，一切财产的占有，和他们本无关。朋友们肯定要反驳说，流氓皇帝朱元璋就是个僧人；大陆现在的那些和尚……比凡人还坏。
这些说法诚然不无道理。但是，朱元璋的残暴并非直接源于他的僧人经历；“万恶的旧社会”的和尚和“新时期”的和尚，更是有着质的不同。《玫瑰坝》中的慧通，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好和尚。在前地富时代的玫瑰坝，观音庙是很有社会地位的。如果说王氏和林氏宗族的族长掌管着族内家庭的道德事务和司法大权的话，观音庙则主管着全玫瑰坝农民的心灵需求。观音庙有自己的庙产，由任住持的慧通出面租给农民。慧通不但在租佃事务中没有任何恶行，还无偿地把观音庙拥有的南耳房建成全坝农民交流思想和信息的场所。地主王秉文在土改的当口儿决定把一部分田地捐给观音庙，慧通为了稳妥，把捐赠的日子往前写了几个月。
假如真的严格地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以收租作为剥削的手段，那么慧通并没有任何剥削行为。因为土地的捐赠虽然在土改前的某个月份，但实际上，农民却并没有给观音庙缴纳地租。且不说，土地属于观音庙，是庙产。慧通作为住持不过是土地的经营者，并非所有者。但中共阑县县委书记陈进却不由分说地指示驻玫瑰坝龙泉村的工作组员冯东明，根据捐赠的日期将慧通“划分”为地主（《玫瑰坝》第76页）。其后不久，因为分到庙产的农民害怕菩萨惩罚自己，纷纷将庙产退还观音庙，冯东明一怒之下铲平了观音庙，勒令慧通还俗（《玫瑰坝》第252页）。
这算是慧通的第一次被“划分”。虽然也够荒唐，随意的，但慧通暂时还算保住了他那一条日益卑贱的性命。
合作社闹腾不久，开始肃反。玫瑰坝成立了“乡肃反领导小组”。
怎么寻找“反革命”呢？作者告诉我们，这主要由党的各级领导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玫瑰坝的这个乡肃反领导小组经过一番想象“决定把审查的重点放在土改前不久才来玫瑰坝落户的潘文辉和经常去县城进货的刘天仁的身上”（《玫瑰坝》第497页）。于是，一副我们一直以为是若干年后文化大革命中才特有的场景出现了。“乡肃反领导小组夜以继日地审讯了潘文辉，刘天仁和王秉春等人，并且去龟城镇和陶家营等地作了大量的调查和了解，却没有能够找到任何值得跟进的线索” （《玫瑰坝》第497页）。
也就在这样一个让冯东明们万分沮丧的时刻，乡肃反领导小组收到一份简直称得上柳暗花明的揭发材料。揭发者语焉不详且毫无证据地推测，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此地时有一名伤员掉队，后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很可能和慧通的告密有关。
而事实上，早在故事的序幕中，共产党还根本没到玫瑰坝来的解放前夕，慧通就和王秉文聊起过此事。慧通说得很清楚，“十四年前过红军的时候，我正在北寺里头听无色大师讲经。有个姓彭的红军伤兵掉了队，躲进了北寺后头的山洞。有一天，我路过那个山洞，无意之间看朵（5）里头睡朵个人。我摸了一把，发觉他还没有死，就去山沟里头舀了一点儿水喂他。后头我又悄悄儿地给他送过几次饭（《玫瑰坝》第18页）。”慧通本想度这位红军出家，留在玫瑰坝的寺中。红军伤愈后却执意要走。不想刚出坝就被娄县长的民团逮住杀了。那位杀害红军的娄县长后来发背疮而死，让慧通十分欣慰，认为这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意。
此新闻共有4页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