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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定，这类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任何文化或是组织团体里，而且一切信念体系都依赖于它。它是对整体和排他的某种表述的一部分：正如EdwardSapir所说，“‘他说话和我们一样’就等于是说‘他是我们中的一个’”。可是，在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中，这种加载更加极端得多，因为这些套话表达了所宣称的对于神圣科学的确信。这里还牵扯到的是一个隐含的假设，那就是语言和其他人类产物一样，可以被运动所拥有和利用。没有人对于用肆意的方式操控和加载语言感到任何愧疚；唯一要考虑的是这样做对于“事业”的用处。
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语言对于个人所产生的效果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束缚。这么说吧，他丧失并且被剥夺了他的语言；由于语言对于全部的人类体验而言占据着如此中心的地位，他进行思维和感知的能力被极端地缩小了。这就是当Hu说道“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使用同样模式的词汇......你感觉被锁链束缚住了”的时候，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实际上，不是所有被影响到的人都感到被束缚了，但是在实际效果上每个人都被这些言辞的桎梏深深地束缚住了。正如同极权主义的其他方面一样，这种加载可能会在一开始提供一种洞察和安全的感觉，而最终会令人产生不安。这种不安的结果可能会使人退缩到一种严格刻板的正统中，在这种正统中，一个人把那些意识形态的口号喊得总是越来越响，以便显示他的遵从，掩饰他自身的窘境和绝望，并且保护他免于受到那些他如果试图使用“正确”的词之外的词或者语言，则有可能会感到的恐惧和内疚的侵扰。或者，他可能会适应一种内在分裂的复杂的模式，在公开的场合尽心尽力和不出差错地表演那些陈词滥调，而在私下的时候寻求更加有意义的表达的渠道。不管怎样，他的想像都变得和他真实的生活体验越来越脱节，并有可能因为不使用而退化。
强加于个人之上的教条
这种语言的贫瘠反映了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代表特征：个人体验屈从于教条主张。这种教条超越个人的至高无上体现在不断的将体验本身替换成对于这些体验的高度抽象的解释，以及将真正的感觉替换成为对这些感觉的荒谬的分类。这和极权主义环境那种至少让外界看起来所似乎具有的诡异的半真半假的气氛有很大关系。
这种虚幻所具有的激励力量是无法否认的；但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它们制造破坏的能力。因为当虚幻变得和极权主义者的神圣科学融合起来时，所得到的“逻辑”可以是如此的强烈和不可抗拒，以至于它干脆取代了现实的个人体验。于是，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被倒回去修改了，全部重写，或者被忽略，来让它们符合那些教条的逻辑。当这种篡改带来的扭曲被强加于个人记忆之上时，就像在思想改造过程中被逼迫出来的虚假的忏悔里面所发生的，这种篡改变得特别的险恶。
同样的这种教义至上在极权主义改造人们的方式中非常盛行：要求性格和身份认同被重新塑造，不是根据一个人特定的天性或者潜能，而是去适应由教条的那些僵硬的条条框框的模子所限定的形状。人于是得服从非人。通过这种方式，极权主义者们正如加缪所说，“将一种抽象的主张置于人的生活之上，即使他们管那叫做历史，他们自己事先就已经臣服于它，并且他们将会任意决定（那种主张），并让每个人都臣服于它。”
在这后面的假设是教义–包括其神秘主义元素–最终总是更确凿，更正确，并且是比起实际的人类性格或者人类体验的任何方面都更真实的。于是，即使有时候实际情况需要一个极权主义运动按照一种和其教义相抵触或者不在其教义之内的行为方式行事，还存在着BenjaminSchwartz所称之为“意识趋同正统”的现象，要求设计出一套精致而复杂的新的理论，被装点起来，去证明教义从不犯错的一致性以及从不落空的预言。但是更重要的在于其更不被察觉的一面，即极权主义者们用反复地将他们的以教义为中心的改造强加于人的这种模式，来寻求对这种教义本身的确证（并且一再驱除他们自己对教义的怀疑）。不是去根据体验而修正神话，“意识趋同正统”反而要求人被修正以便去确证那神话。
在这种教义支配的要求改变的压力之下，个人被投入到与他自身的诚实与正直感之间产生的一种强烈冲突之中，这场冲突在极端的真诚和极端的虚伪这两种两极分化的感觉之间发生。在一个极权主义的环境中要求绝对的“真诚”；并且一个主要的衡量“真诚”的条件恰好是人对于教义的顺服程度–既从信仰程度衡量，也从人变化的方向衡量。然而总是还有可能保留着一个不同版本的真诚（和现实），去想象一种不同的生活和另外一种真诚的承诺的能力。这些不同的愿景依赖于某些因素，比如说强烈的对从前身份的认同，外界思想对于环境的渗透，以及仍然保留下来的最终的个人更新的能力。可是，极权环境对付这些“偏离”倾向的方式是，指责这些倾向都是从那些源于不好的早先影响而造成的个人“问题”（“思想问题”或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发展出来的。这样的结果取决于这些教义在多大程度上对于个人的情感困境是有真正的关联意义的。即使是对于那些教义在他们看起来很有吸引力的人来说，那种教义暂时能够提供的令人兴高采烈的良好感觉可能更多地是一种“整体感的错觉”，而不是一种真实和持久的内心和谐的表现。
生存权利的配给
一种人的生存权利是可以被承认的，而另一种人则没有这样的权利。极权主义环境在这两种人之间划有一条清楚的线。
任命自己为人类生存权利的配给者，这样的人难道不是狂妄骄纵的吗？这当然是希腊人所称之为“hubris”的一种专横骄纵的表现，即狂妄者自命为神。但是，一种隐含的假设让这种骄纵变得是必须的：这就是那种信念，认为只有一个途径才能实现真正的生存，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才是合法的方式，而其他的都必定是不合法的和虚假的。极权主义者们于是感到他们有义务去摧毁任何虚假生存的可能性，作为推进他们所忠于的那种真实生存的伟大计划的一种方式。
对于个人来说，这种两极化的情感冲突是那种终极的，存在主义的“生活还是虚无”的冲突。他很可能被拖入一种皈依体验，这种体验被他看作是获得一条通向将来求生道路的唯一途径。极权主义环境-即使在不诉诸身体虐待时-于是以一种对于被消亡或者被毁灭的恐惧来刺激每个人。一个人无法从他的个人关系中克服这种恐惧并寻得（按照MartinBuder的说法）“坚信(confirmation)”，而只能从一切生存的源头-极权主义组织-那里获得。生存于是依赖于信条（我信奉，所以我生存），依赖于屈从（我服从，所以我生存），以及超越了以上这些的一种完全融合于意识形态运动的感觉。最终，一个人必然会妥协并且将极权主义的“坚信(confirmation)”和个人身份认同的独立因素相互结合起来；但是一点已经表明，就是他如果沿着这条“错误路线”走得太远，他的生存权利可能会被收回。
一个环境越是清楚地显现出这八项心理主题，它就越趋同于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它越多地运用这些极权主义手段去改变人们，它就越接近思想改造。但是，轻浮而表面的比较可能会使人被误导。没有任何环境曾经达到过完全的极权主义，而很多相对温和的环境也都显示出一些这样的[极权主义]特征。进一步而言，极权主义倾向于反复发生，而不是连续存在。但如果极权主义曾经在运动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很显著，那么总是存在着它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即使是在经过很长的相对温和的时期。
然而，也有一些环境接近极权主义到了某种危险的程度，但是与此同时保留着其他路线的可能性；这样的组合可以提供不寻常的实现知识和情感的深度的机会。即使是已经最完全发展的极权主义环境也可以提供（或多或少地不顾极权主义本身）一种有价值的和扩展的人生体验-如果置身其中的人既有机会离开极端环境，又有内心的能力来吸收极权主义的压力并且为内心所用。
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本身也可能提供给人一种强烈的巅峰体验：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将自己从凡人的那些踌躇不定，进退两难的拖累中解脱出来，进入一个超出任何他曾经体验过或者甚至想象过的，充满真相，真理和真诚的空间。但是这种巅峰体验有极大的可能性会带来反弹，那些同样的事物一开始看起来可以如此地令人感到解脱和释放，而后却可能让人同样强烈地感到厌恶和抵触。这种强加的巅峰体验-与那些伟大的宗教领袖和神秘主义者们通过更加自由和私密的方式获得的体验相比-其实是种个人封闭的体验。这些体验不仅没有激励更多的感受性和“对世界的敞开”，反而鼓励人退步到某种形式的“嵌入”-退缩到更多带有儿童（至少在这段人类历史中），而不是个性化了的成人的特性的教义模式中。
如果没有巅峰体验发生，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会对人的潜能进行更猛烈的破坏：它唤起破坏性情绪，制造思维和心理的桎梏，剥夺走人全部的最微妙和最具有想象力的东西-通过那些驱除矛盾和不完美事物的虚假承诺，而那些矛盾和不完美对于确定人的境况是有意义的。这种混合着个人封闭，自我毁灭，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敌意，导致了危险的群体激进行为，成为任何形式的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明显特征。它还调动了那些遭到攻击的外部世界中的极端主义倾向，于是形成了一种极权主义的恶性循环。
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根源是什么？这些极端主义的情感模式是如何起源的？这些提问引出了人类最关键的和最艰难的问题。在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背后隐含着人们自始至终从未放弃过的对于全知全能的引导者的追寻-那超自然的力量，政党，哲学思想，伟大的领导人，或者精确的科学-最终将会带来全人类的团结一致，以及消除对于死亡和虚无的恐惧。这种追寻在神话、宗教、以及所有国家的历史中，以及在每个人的个人生活中都有明确的显现。个人倾向于极权主义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个人生活经历中的各种因素：早先的缺乏信任，极端的环境混乱，被父母或者代替父母的角色完全支配，无法承受的内疚的重担，以及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于是，早先的困惑感和错位感，或者早先体验到的非同寻常地强烈的家庭环境控制，都可能在后来造成一种对困惑感和错位感的完全无法容忍，以及一种希望重新建立环境控制的渴望。但是这些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每个人的孩提时代体验的一部分；于是人们潜在的极权主义倾向有轻重不同，但没人能够彻底摆脱，而又各不完全相同。
极权主义的力量可能本质上是人类孩提时期的产物，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那一段漫长，无助和依赖的时期。作为一个婴儿，以他所具有的局限，他没有任何其他可能，而只会给第一个养育他的权威-他的父母们-赋予一种夸张的无所不能的形象，直到他自己有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行动和判断能力的时候为止。即使发展到了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他仍然持续地需要很多那种要么全部，要么全无的两极分化的极权主义作为用来定义他的思维、情感和道德世界的条款。在有利的环境中（就是说，当家庭和文化鼓励个性），这些要求可以被更加灵活和温和的倾向所取代；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彻底消失。
在成年人的生活中，个人极权主义变得和新的意识形态的利益相互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新的轮廓。它可能变成个人情感格局，以救世主自居的想法，以及被我所描述为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的一部分。当这确实发生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称之为意识形态体系的回归。它部分是这样，但它还带有其他的方面：一种新的形式的成年人的嵌入，起源于来自童年的寻求安全的模式，但是带有完全成年人性质的想法和抱负。在文化危机和历史巨变时期，对于全知全能的引导者的极权主义探求使得人们去设法成为那样的引导者。
极权主义于是成为一种广泛传播的现象，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思想改造的途径。我们对于极权主义的知识的最好的用处，就是用这些鉴别极权主义的标准来审视那些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在我们自己国家中所发生的，我们所熟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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