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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篇节选自《言论自由与大饥荒——电影〈1942〉观后》。
造反派大字报揭露大饥荒
1966年11月，我第一次知道几年前发生的河南大饥荒。
那是文革初期大串连时。1966年11月2日凌晨2点，停驶的火车把本来要去北京的我们抛到郑州站，这个偶然性使我开始与河南结缘。
那次，我们住在一个纺织局的接待站。至6日离开，我们在郑州呆了4天，连看了四天的大字报。
第一次到河南，有两件事情留下深深的印象。一个是满街的豫剧音乐声。无论是街头喇叭还是商店和广播车的喇叭，到处都是激越或柔曼的豫剧唱腔；还有一个，就是在郑州街边看到了揭露大饥荒饿死人的大字报和传单，连标题和用词都是愤怒中透着血腥，比如“千刀万剐吴芝圃”之类，里面的记述惊心动魄，让人哭泣而又有点令我生疑。
我是经历过那几年饥饿的人。记得我刚上初一时，有一天校党委书记召集我们在校搭伙食的学生开会，说国家遭了大旱灾，每个人都要减少粮食定量。可能太年轻了，当场我对此没有什么明显反应。后来，慢慢地感到了饥饿。那两年，我每个月定量是24斤大米，但因为没有任何油水，每天都是饥肠辘辘的。到1962年底，情况慢慢有了好转时，老师告诉我们是苏修趁着我们遭灾来逼债，才使得我们没有肉吃。心中曾经有过的些许怨气也早烟消云散。随后几年情况越来越好，饥饿的感觉早已远去了。但却从来没有想过，在我们一个月吃着24斤大米的时候，会有成千成万的人饿死。这可是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呀！这可是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河南省呀！怎么可能呀？但是多看几份传单而且看到那么多河南人在说这件事情，就不免相信了。当时心里的想法是，“走资派”真坏呀，文化大革命不搞不行呀！具体的信息我记得不多了，但有几个关键词我却记了几十年。
第一个关键词是“信阳事件”。信阳是饿死人最多的那个地方。那些造反大字报，多次说到饿死几十万人（现在的说法是105万）的信阳事件；第二个词是“郑大联委”，就是写大字报发传单的那个大学生造反组织；第三个关键词是饿死人时候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大字报指控他是主要责任人。大字报指控的另外几位河南省长官的名字，此前没有听说，但此后一直没有忘记。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年轻记性好。我这里就不点他们的名字了。
今天回过头看，当时河南两派的语言都免不了时代打上的左的印记。但当年郑大联委大字报的文革语言，并不影响他们追索真相和正义的锋芒。现在回想，那些造反的河南人能够在郑州一次又一次地集会，一呼百应，是因为在满街的赤旗、大字报墙、震耳欲聋的口号和满天飞的传单背后涌动的，是大饥荒幸存者们岩浆喷射般的愤怒啊！是因为那刚刚逝去的几十万上百万的冤魂还在河南土地上徘徊啊！可以说，四十几年前这些河南娃娃们这场对大饥荒真相的揭露和追逼，对造成大饥荒的某些罪人或责任人的抗争和大控诉，是河南人和中国人至今没有超越的。
不久之后，在北京我还听闻了其他两个省饿死人的信息。一个是四川，另一个是安徽。新中国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事情毕竟是我当时难以接受的，每次都引起心中的强烈震动。12月份我回到江西之后，在我所在的吉安街头，也看到一张大字报，揭露吉安县敖城公社在困难时期也饿死了十几个人。我那时候的思维比较简单：饿死人是党内走资派的官僚主义和浮夸风等错误造成的。所以，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得了，否则以后还会饿死人。
我之所以当时完全不会想到饿死人与毛的错误有关，除了那时我对毛的崇拜和信仰之外，还有一个具体原因。那就是我在早几年看到毛泽东一封党内通信，内容都是关于讲真话纠正浮夸风的。最早我是在江西东固山垦殖场看到的，像普通布告那么大纸张的黑体印刷品张贴在办公楼墙上。那时候我才10来岁，对于这封信的背景一无所知，但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很少在墙上看到这样的读物，而且它到处张贴着，我也因此看了好几遍。以后文革中，又多次看了这封信。这封信使得我很容易地认为，造成饿死人的浮夸风和说假话是毛所坚决反对的。而且这封信的公开是在河南饿死人之前。我所在的江西省，毛的这封信在农村中是全面公开张贴的，我不知道当时的河南省是否也是这样。如果河南也是这样，怎么还会出现后来所揭露的那样的情况呢？
揭露大饥荒的河南人
4个月后，河南大饥荒的故事再次直接触动我。
那是在1967年3月中旬。一天晚饭后，我去了北京地质学院河南上访人员的住地。那个晚上也有两个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一个是见到后来成为政治局委员的纪登奎的年幼儿子。一个女学生告诉我纪登奎被军区和保守派抓起来了，他儿子和她们一起逃到北京来。另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河南的大学生和我详谈了他们揭露河南大饥荒却被打成“反革命”的故事。
那个男生，感觉比我年龄稍大，所以猜他是大学生。他们睡在水泥地板上，放些稻草，被子凌乱地叠在上面。我们就坐在地铺上聊了一个多小时。
他告诉我的内容大致是：早在前一年，1966年夏天，郑州大学就贴出了一份转抄自信阳地区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大字报详细地描述了“信阳事件”及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大规模饿死人的惨状，而且直接称吴芝圃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从1966年9月份开始，他们的造反是从揭批原河南省委1960年前后大刮“五风”，左倾蛮干（那时候的词汇），造成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入手的。连续召开几次万人大会，揭露和控诉大饥荒、大饥饿的事情。他们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紧紧抓住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饿死几十万人的事情。这个大方向，深得人心，从运动初期的少数派（很快）成了多数派。1967年1月份，一方面他们深入信阳等地继续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祸首”，成立了一个“专揪吴芝圃联络站”（当时吴已调中南局任书记）。但是，河南省军区介入文革后，郑大联委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负责人党言川被抓进监狱，材料被抄了，饿死人的那些责任人也被保护起来了。
和我说这些情况的那位小伙子，虽带着很重的河南口音，但他的叙述却非常清晰和详细。我的感觉，他自己可能就是来自农村的有过大饥饿亲历的大学生。他非常坚信自己的正义性：饿死人的责任追究，是天理。
我问他，党言川被抓，给他定的什么罪名？他说，文革初期，工作组搞到党言川1962年写给一同学的信，信中有些错话，给抓住把柄。他为之辩解，说只是因为对饿死人的义愤而说了过头话。以私人信件作为思想罪的证据，从反胡风时就延续下来。而在文革初，以及文革中，这都是常见手法。当时我觉得军方对于镇压和抓人找点理由是很容易的事情，并不以为然。因此也没有具体了解党言川的“错误言论”究竟是什么。几个月后我听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党言川为他1962年在私信中怀疑“三面红旗”的“错误言论”做了检查，然后参加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
河南大饥荒饿死人的故事就是这样再次与我遭遇。其实，前一天下午我刚见了地质学院造反派头头朱成昭。朱后来成为最早反思文革的先驱之一，此时正因为同情彭德怀而被中央文革命令闭门思过。现在回过头想，朱的某种醒悟其实也是间接涉及大跃进后的饿死人问题，而且这种对大饥荒的揭露和反思也不光是朱成昭一个人。当时地质学院的学生造反派，曾把四川的李井泉当作大饥荒饿死人的祸首来揭露和批判。在当年的年轻人看来，饿死人决不是共产党的政策，也决不是毛泽东的政策。所以他们以极大的牺牲精神投入调查，并且对当时揭露大饥荒真相的很多干部给予保护。其中最著名的，是四川的“萧、李、廖反党集团”，这些干部就因为向胡耀邦、杨尚昆反映四川大饥荒饿死人的情况，被李井泉打成反党集团。他们当时逃到北京就住在地质学院，受到大学生支持和保护。2004年，我在网上看到出了一本书《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漩涡》，作者是“萧李廖集团”一个幸存者，文革后平反复出当了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廖伯康。书中讲述四川的大饥荒，并且专门写了文革中北京地质学院那些学生怎么帮他。这本书李锐给作序，他对文革中的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学生的行为既感动又意外。他和许多人都不知道这样的普遍常态：文革中的造反派都是揭露大饥荒饿死人，而其对立面组织则往往指责造反派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旗，其背后也往往有那些大饥荒责任人的身影。我在网上看到李锐的序言，但原书却一直找不到。（本刊注：此书单行本未能出版。廖伯康此文及原拟用作书序的李锐读后感均载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005年11月第一版）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亲身经历，从此，我对于河南的文革，对于河南的大饥荒，对于造成大饥荒和揭露大饥荒的河南人，就一直关注着。
上世纪90年代，一位最早做口述史的北京社会学家给我看一份揭露大饥荒的回忆录，就是当年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写的。我记得看的是钢笔写的格子稿纸，那些纸张已经发旧。看完那位重病中的老人所写的文字，心头非常沉重。我对这位社会学博士说，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我在文革中已经知道了。有20年时间没有听人说这段历史了。
最近一些年，河南人的形象受到某种妖魔化。我想，某些河南人做了坏事，不能让所有河南人来担责。而且，我所接触过的河南人，例如文革中的这两次，都是最有血性的中国人。所以，我从来也不受那些妖魔化舆论的影响。在我的评价中，那些反抗压迫，揭露黑暗，为民请命的河南人，是河南人中也是中国人中的英雄；而那些欺压和镇压人民、草菅人命的河南人，是河南人中也是中国人中的渣滓。
今天再看党言川的“反革命”言论
那么，当年被军区和保守派紧紧抓住小辫子的党言川“反革命”言论究竟是什么呢？当年被毛、周支持的党言川为什么不得不检查“错误思想”才能进入革委会呢？揭露大饥荒的他为何文革之后又被送进大狱呢？
时隔几十年之后，我终于在网上找到了党言川当年那些“反革命”言论。我想，中国今日之左派和自由派，以及一切自认为或者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都值得一起来温习一下令这位当年年轻的大学生付出一辈子惨痛代价的“反动”言论：
“你在第一封信中谈到你的学习心得和你对农村58—59年情况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那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三面红旗，现在我们的党中央还想竭力地举起来，但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58—59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谁不想中国早日富强，谁不想中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如果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好。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不过总路线这一面旗帜，还可以更多的举起来，其它两面旗帜如果不换换招牌，或者不经过相当的努力，反复的宣传，要举起来就难了。”
这就是一个不到20岁的大学生在1962年的一封私信中写的话。这就是某些人一再将其投入监狱的“反革命罪证”。
今天看来，党言川的上述言论有错吗？
撇掉那些时代化的语言，这个当年的“反革命”有多不简单啊！他在信中对大跃进的左倾错误的明确尖锐的批评，他反思如此之早和尖锐深刻，令我们在几十年后都感叹不已。
今天我们读到这些话语，即使是党内那些最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或者文革后的党内杰出的改革派，也不能不感到自惭形秽吧。
我不知他文革中究竟还干了什么违法之事。只是想问：当他在怀疑“三面红旗’、揭露大饥饿、批极左浮夸时，我们在干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在干什么？年长于他或与他同龄的自由派精英们在干什么？至少，我所亲身经历的河南造反派揭露大饥荒的行动，他们追求真相和正义的勇气和担当，一点也不逊于今天最勇敢的自由知识分子。
我想问中国时下的毛左，不要拿他与当年整他的那些人比，就拿他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和周恩来比，他有错吗？我想问中国时下的自由派，你们中间有谁在1962年时达到过党言川的水平？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包括党内最有名的那些改革派精英，有谁的勇气和担当，有谁对大饥荒的揭露，能够比得上那个坐进大牢的党言川？
几十年后，我知道有许多人在做这件事。但不可忘记，他们都是党言川的后人。无论他们今天是否认同他的文革造反，都应该感谢并公正评价他揭露大饥荒的勇气和贡献。
党内著名的改革派知识分子杨继绳写了一部揭露大饥荒的巨著《墓碑》。我看过杨先生的一些作品，对其品格和见识均表赞同。但在揭露大饥荒这点上，在我看来，杨继绳其实是党言川的遗嘱继承人，尽管杨先生自己未必愿意承认。
今天，我的感觉，那个文弱书生，其实是中原大侠。他如果有什么缺点错误，大都是时代的过错。
80年代，我一直在尽力跟随官方否定文革的步伐，同时清理和反思文革中人民争取基本人权的某种合理性。一直到1989年后，我才终于逐步抛弃官式文革叙事的束缚。现在回首，党言川类的揭露大饥荒的言行是我在否定文革时没有与官媒完全同步的重要因素之一。
历史不是单线条。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知情人：党言川文革初被打成反革命固然是因为他揭露大饥荒，他文革后的命运，与揭露大饥荒有什么关系呢？惩罚他的人与大饥荒又有什么关系？当揭露大饥荒的力量被镇压时，那些造成大饥荒和隐瞒真相的人到哪儿去了？如果，大饥荒责任人都成了受迫害者和英雄，而那些最勇敢的揭露者都进了牢房，那么，河南往后几十年的变化大局面，躲得过与此的关联吗？
有时候感觉河南真是一个诡异的地方。自从1942年的大饥荒之后，半个世纪内，又有多次大灾难降临河南。我所知道的，除了1960年夺去200万河南人生命的大饥荒，还有1975年8月顷刻间夺去几十万河南人生命的世界最大水库垮坝惨剧。还有1990年代让上百万无辜穷人感染艾滋病毒的卖血事件。难道上帝是这么不待见河南人吗？
大饥荒的责任者与揭露者的不同命运
有些年轻的左翼怀疑有大饥荒。他们不相信死了那么多人。我想说，我们不能根据本人非常有限的亲历和常识来推断此事。比如，我所在的江西省死人相对少一些，因为那时江西粮食的紧张程度远远逊于河南。记得当年周恩来曾经亲自给江西一把手杨尚奎打电话，要求江西调粮食支援外省。但我绝不怀疑河南大规模饿死人。因为我知道饿死人的事情不是来自文革后读文人的文章，而是文革中耳闻目睹亲历者的控诉。
还有些左翼承认有大饥荒饿死人，但他们不承认有那么大的规模，特别是不承认有近4000万人饿死。对此，我建议他们去阅读当年的造反派写的大字报，通过有某种思想血缘的沟通，去体认那场曾经的大灾难的真实性。而且，我们可以对具体的死人数据进行更科学的探讨和争论，这不影响我们确认大规模死人的真实性。我关注死亡数字也有至少十年以上，至今也仍然没有一个数字令我确信。但即使按照官方现在承认的说法，难道死亡1000万人不已经是天大的事情吗？难道大规模饿死人这样的事情还分不清是非，还没有共识吗？
此外，还有一些争论也许不无意义。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敬毛但信奉宪政民主的教授讨论，他认为毛对大饥荒的信息有及时反应，比如当天批示刘周约谈等等，毛发动文革的动因之一就是饿死人。从河南及许多省的事实来看，揭露和清算大饥荒的责任人未必是毛文革的主要动因，但文革造反派对大饥荒的揭露和清算至少是其直接后果。然而，当时毛对信阳事件的定性，是“阶级敌人报复”，要“补民主革命的课”，我认为是很不准确的。
与此相反，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则认为发动文革是为了掩盖大饥荒饿死人。我觉得这个逻辑链条至少还缺乏对两个问题的合理解释。
第一，文革中遭批的所谓高层走资派或“务实派”在造成大饥荒灾难上并不可脱责。我们看到他们在大跃进中同样的极不务实（无数公开报道和党内正式文件可以作证），看到他们在后来的“纠五风”等方面并不比毛更务实，在反右倾、拔白旗时也一点不比毛务实（无数各派观点的回忆录和党内正式文件可以作证）。尤其是在处理信阳事件以及其它相关事件责任人时也一点都不比毛更“务实”（这里暂且不用其他更准确的词汇，也不引用杨继绳书中所列举的他们表现的部分史实）。党内某些开明人士近年重提党内长期以来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只不过他们认为毛代表错误路线，其他人则代表正确路线。我听了只能一笑置之。至少，就此事而论，可分领导责任和法律责任。如果说领导责任，不仅毛、周有，刘、邓也有。当然，作为一把手的毛，责任更大；如果说法律责任，就目前所见资料，似乎两者都无。没有什么事实证明死人是他们直接的责任，这不仅和吴芝圃、路宪文不同，也和下命令开枪杀人是决然不同的。
所以，对毛左，我想说，无论如何，你不能否认毛的领导责任；对党内某些改革派人士，我则想提请他们注意所谓务实派领导人在大跃进中，在反右倾中，在饥荒饿死人事件的处理中他们的领导责任，不要被自造的观念蒙蔽了眼睛。
毛泽东当时认为“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今天看毛的认识，似乎很不到点。但回到1960年的思维，则并不奇怪。正因为如此，在这点上，刘少奇等人的认识也完全一样，认为三分之一天下不在我们手上。以后的“四清”运动，刘少奇就是按着这个思路走，而且一直走到文革初他主持领导运动时。毛、刘在搞阶级斗争方面的区别，仅仅在于，刘的斗争矛头是向下，而毛后来则是矛头向上。
有人说，1960年在信阳事件之后，在信阳地区已经进行过一场针对“党内当权派”的小文革。包括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在内的地、县、公社、大队上万名各级干部被批斗，逮捕4220人，包括地委书记路宪文和7名县委第一书记在内的688人受到刑事处分，3845名各级干部受到纪律处分。我以为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准确。1960年的处理基本上还是共产党一般政治运动的常规。文革的最大特点、最被当权派否定的是群众造反，而1960年的斗争则是保护大当权派整小当权派。
“人相食要上书”这句最有名的话语其实并不表明说话人对大饥荒的正确认识，只是表明他们与毛在应对形势时的不同心态。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一派坚持实质上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一派表现出某种实用主义哲学。后者也许更接近常识，也可以称之为务实。这种务实在夺取政权之前曾经是他们策略的共识，而此时这种务实的主体不是体制的根本变化而只是渡难关的手段，而与此相对的毛则表现了坚定执着或者说一意孤行。
第二、文革的真实历史很有些脱离这个逻辑。文革中大饥荒的直接责任人几乎全部受到冲击，文革后则翻了个个，这些人全部重新上台或平反昭雪，而文革中揭露饥荒的人则多数被打下去。这方面的典型，莫过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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