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驻华使馆参赞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字顾达寿）的证言。顾达寿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中译名《直译中苏高层会晤》），阎明复在《炎黄春秋》发表《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一文有节译，内称顾大寿（即顾达寿）曾去蒙古温都尔汗的坠机现场实地调查林彪坠机死亡的真相。顾达寿的这个考察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的“回忆”，漏洞百出，不能置信。对于飞机的坠毁原因，顾达寿自己在这篇回忆中就有两个说法：先是说林彪飞机是在进入蒙古领空时被当成侦察机击落的；后文又讲飞机上发生了搏斗，有枪击的痕迹，机舱外部有开花状的弹孔。在短短不到两页的篇幅上，他的叙述就发生了自相矛盾的情况。顾达寿这是把道听途说的信息当作亲身经历来讲了，以表示自己是个重要人物。事实上，这位前苏联驻华大使馆的“首席翻译”，根本没有到过坠机现场。

苏联人到坠机现场共有三次。第一次是9月14日，驻蒙苏军拉走了飞机的发动机；第二次是在5周之后，苏联方面为核实林彪坠机的消息，遂派克格勃九局局长扎格沃兹丁率领一个调查小组到达现场，挖出了林彪的尸体，带走了林彪的头颅；第三次是在11月7日，克格勃调查组再次挖出林彪的尸体，通过验证肺结核钙化硬块，最后核实了林彪的身份。这三次调查，都是克格勃独立进行的绝密工作。鉴定死人身份是一项专门的法医技术，当时林彪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就是死者生前熟悉的人也不能确定，克格勃绝不会无知到要从驻中国大使馆调人来。况且，顾达寿对林彪并不熟悉，顶多只是在外交场合见过一两次，根本不具备调查人的资格。负责这项调查工作的是扎格沃兹丁，同去调查的人是苏联国防部法医鉴定中心主任托米林•伊万诺维奇教授和他的助手，还有一位武器专家。知道调查结果的只有4个人，除扎格沃兹丁、托米林外，只有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整个调查过程根本不会有顾达寿的什么事儿。

顾达寿讲的到蒙古的时间行程，现场勘查情况，与真正进行现场勘查的中苏蒙方人员，如中国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先，前苏联克格勃九局局长扎格沃兹丁、病理学家托米林，以及蒙古有关官员的讲述情况，完全都对不起来。顾达寿甚至连坠机地点的地形地貌都没搞清楚，还讲蒙古方面已经把偌大的三叉戟飞机残骸也都就地掩埋了，以至于他们“到了那里却什么也没有看见”。这恰恰证明了他本人根本没有去过勘查现场，完全是在吹牛撒谎。所谓256号飞机舱内发生枪战一事，不过是他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好奇心而编出来的故事。另外，顾达寿讲林彪事件后，他在北京“耳闻目睹了中国人群情激昂，声讨林彪反党集团的场面”。这也是不实的。林彪事件后中国的批林活动是内部进行的，没有再重复“文革”初期的群众集会公开声讨的场面，直到“十大”以后中国媒体才公开出现林彪反党集团的称谓。顾达寿连自己经历的事情都没讲对，没经历的事情就更讲不清楚了。

当然，最根本的证据还是来自坠机现场的实地勘查。坠机现场是南北长约800米，宽约30至200米的燃烧区域。最远处的飞机机头残骸离飞机迫降时的着陆点约530米左右。如果三叉戟飞机在空中解体，飞机残骸碎片的散布面积肯定要比现场实地的残骸情况要大得多。中、蒙、苏三方勘查的结果，都认定是飞机迫降的自行坠毁。

对于坊间流传甚广的飞机上发生搏斗，机舱上、尸体上有弹洞的说法，笔者曾专门采访了在失事现场勘查的孙一先，他十分肯定地回答说：飞机残骸上和死者身上都没有发现任何弹洞。从技术角度上讲，在正常情况下，飞机的高空机舱每平方厘米要承受半个大气压的力量，如果在飞机上开枪，很可能会撕裂和爆炸。林立果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不会出现“机舱外部有开花状的弹孔”。

综上所述，《谜团》作者舒云女士设计的这些“谜团”，其根据都是大有疑问的，如果仔细核查起来，哪个都落实不了。作者所谓的毛、周设计逼跑林彪的“敲山震虎”之局，实际是一个建立在不实流言基础上的以假乱真之局，愚弄读者大众的故弄玄虚之局。她的所谓这个“谜”，那个“谜”，无论是“10个”，是“32个”，还是“百问”，一经认真追究下来，没有一个能站得住脚的，都不过是作者自造史料和曲解史实的欺世之“谜”。

余论

“九•一三”事件，祸起萧墙，事发突然，本身确实是有一些待解之谜的。比如：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与林彪有关系没有？林立果刺杀毛泽东的政变计划，事先都与谁策划过？林彪家族计划南下广州，是要另立中央，还是想外逃香港？9月12日晚上林立果回北戴河后与叶群一起频繁到林彪处谈话，他们都密谈了什么？林彪当晚给工作人员说是去大连，为什么却是叛逃苏联？在256号飞机紧急升空后，在飞机上曾发生了什么争论？256号三叉戟飞机装有能记录最后半小时声音的“黑匣子”，里面究竟会有什么东西……有些问题可能就是无解之谜了。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影响林彪主动出逃的基本事实。事实上，正是由于林彪的主动出逃，反而使毛泽东非常被动，无法向历史交代，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文革”泥沼。

林彪是毛泽东亲自培养和一手提携起来的党和军队领导人，“文革”中取代刘少奇成为党内二号人物，“文革”司令部的副统帅，明文写入“九大”党章的接班人，在全党全军中的威望和影响力仅次于毛。林彪的叛逃之举，对毛泽东的打击极其沉重，不仅宣告了“文革”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也颠覆了毛泽东英明伟大正确的领袖形象，长期以来“跟着毛泽东就是胜利”的领袖崇拜就此终结，多年形成的个人迷信大厦顷刻倒塌，给毛泽东的晚年留下了英雄末路的悲怆凄凉。这个结局，绝非毛泽东所愿。所以，对于“九•一三”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绝不是用权力斗争的简单逻辑就能解释得了的，应从体制的、文化的多重角度去分析和认识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舒云女士自造的毛、周合谋逼走林彪说，是一个非常浅薄非常粗陋的权力斗争阴谋故事。权力斗争是政治利益的博弈，权衡利害得失的较量，毛泽东逼走林彪叛逃苏联，这对毛泽东和周恩来能有什么好处吗？

舒云女士的这些“九•一三”谜团，实际上许多说法在坊间流传已久，只是作者比较生猛，以口述采访为名，曲解史料，另造情节，硬是把这些流言蜚语做成了一个“局”——毛、周联手害死了林彪的阴谋之局。但是，作为纪实文学作家的舒云，讲故事的水平实在是难以恭维，逻辑不通，语言不顺，错误百出，荒诞不经。本来，对这些“谜团”虚构的荒谬性，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能看得出来，举出一两个例子就行了，根本用不着逐个解析。笔者所以不嫌麻烦去解析这些《谜团》之“谜”，并不是因为作者敢于乱说，把柄太多，评起来有些“吃柿子捡软的捏”的味道，而是更看重在“谜团”背后反映的东西：一种在历史问题上作伪造假愚弄大众的文化现象。

笔者阅读舒云女士的“九•一三”研究成果时，开始对其诸多新见大为诧异；继而发现其错误多多；而后又搞清楚这些错误都是作者故意所为的。其手法大胆泼辣，花样百出，在笔者的阅读经验中，从来没有见过有如此捉弄读者，恶搞研究对象的作者。

舒云女士不仅是在口述史料造假，甚至包括她写的书中引用的大量文献材料，她自己就未必看过。仅举一例：舒云女士在《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书中，多次引用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在失事现场的调查材料，其引注为“彼得•汉娜姆《解开林彪死亡之谜》，载《亚洲周刊》1994年2月1日”。《亚洲周刊》是本香港杂志，1994年2月号的《亚洲周刊》中并没有书中引用的“汉娜姆《解开林彪死亡之谜》”的署名文章，只有一篇题为《林彪秘辛大公开》的文章，内有关于澳洲记者（该文将汉纳姆译为韩培德）调查林彪死亡事件的介绍。可以断定，作者舒云女士根本没有看过《亚洲周刊》的文章，完全是在借外媒之名制造流言，戏弄大众永不满足的猎奇心。

对于舒云女士制造的林彪出逃“谜局”，本文上述已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析，读者应能得出自己的结论。实际上，作者的手段并不高明，一个粗通文墨的人，只要能够去追寻一下出处，核对一下原文，对比一下史料，都能判断出子丑寅卯来。所以，对于笔者这些琐碎的证伪工作，学界同仁可能会觉得有些小题大做，类似无聊。实际上，笔者感兴趣的只是这种以假乱真的社会文化心理——舒云女士制造的这些本不难辨别的“谜团”，为什么会流传于世，甚至还蛊惑了一些媒体？好奇不辨、跟风盲从的心态，这是一种心智上不成熟的表现。

舒云女士的“九•一三”研究，搞的是一种帮派史学。她是从预设的价值立场出发的，打出的是为林彪鸣冤叫屈的翻案旗帜，持颠覆“两案”审判的立场，在海内外得到了一批对林彪抱有好感的拥护者和同情者的呼应。他们以为林彪翻案为研究的前提，以为林彪翻案为材料取舍的标准，以为林彪翻案为研究的结论，甚至还要把林彪塑造为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拉帮结派，搞学术江湖。从中可以看到一种帮派史学的特点。帮派史学不是从史料出发，而是从观点出发，有一种“捞稻草”的心态，一有什么对林彪有利的新材料出现，哪怕仅仅是网络传言，都会让他们激动不已，作为证据，赶紧发挥联想，编造故事，自拉自唱，鼓噪一番。然而，舒云女士虽然打着为林彪翻案的旗号，但似乎并不是真的想搞清楚林彪事件的历史真相，厘清“九•一三”的有关史实，而是到处捞材料，搞道听途说，以假乱真，混淆视听。这实际上是在恶搞林彪。

笔者的看法是，“翻案”是搞政治，不是搞研究。从搞政治的角度看，翻案的主体是谁？客体是谁？由谁来翻？要翻什么？林彪是“文革”司令部的副帅，是对“文革”是有重大政治责任的人，“九•一三”的事件性质也与前苏联的布哈林案、托洛茨基案截然不同。给林彪翻案关系到“文革”如何叙述的问题，对“文革”受害者如何交代的问题。不仅今天的执政者不会翻，今后的执政者也不会翻。笔者是把“翻案”当作一个历史问题来看的，是作为学术研究中的反证研究，希望能听到来自反证方的一些新观点新材料。笔者还曾把刘家驹先生请到学校来，专门讲他的林彪事件研究。刘先生也慷慨地把他多年的采访材料让笔者阅看。尽管观点认识不同，但大家都能友好地讨论问题。

舒云女士的造势，使用了一套隔山打牛的功夫，善于在海内外的信息不对称上做文章。由于“文革”和林彪事件研究在大陆属于敏感问题，一直没有放开，人们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大都来自海外出版物，许多人认为海外出版物能够说真话。其实，海外出版物虽然言说的自由空间很大，但写作质量是严重地良莠不齐，固然有严肃的学术写作，更大量的是商业写作。一些商业出版社缺乏基本的学术识力，喜好怪力乱神，往往戏说历史，以追求耸人听闻为卖点，招揽读者。林彪事件本身极富戏剧性，最为海外媒体热衷，并衍生出了许多离奇古怪的各种版本。对于海外的这些出版物，大陆学界一般不予评论，大众读者很难辨别，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空白区，各种各样的信息都能招摇过市。舒云的文章书籍，尽管内容混乱，史实错讹，难以卒读，但她制造了许多离奇的“爆料”，用的是噱头十足的标题书名，所以在境外出版，还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另外，海外一些持帮派史学立场的人，对舒云作品的唱和吹捧，也对读者产生了误导。这些人的文章书籍，基于帮派史学的立场，与舒云一样，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误读、曲解和篡改史料的问题。舒云们的写作，文理不通，史料不实，论述不清，居然还能造出声响来，这真是有些不可思议，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因素。可以说，在一个学术自由的开放环境中，这些错误百出的东西是根本没有立足之地的。

网络博客是舒云女士造势的又一个工具。舒云在她的博客中，搞了许多有关“九•一三”的东西，有真有假。她还公开登载“两案”审判的一些绝密材料，如总政林彪审判工作办公室预审组的《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大事记》（1980年8月）等。除去她误读歪批的那些批注，这个材料本身还是有些价值的。粗粗一看，舒云博客上的东西驳杂得很，实际上都是经过她过滤了的材料。只要是对她不利的帖子，质疑她的帖子，都会被她立马删掉，剩下的都是有利于她的。这样，让初来乍到的无知网客一看，似乎她真的是“权威”了。

口述采访是舒云在史料上产生硬伤的一个主要方面。口述采访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有一套规范性的学术要求。不仅时间、地点、采访者要交代清楚，采访材料整理后，还要经过采访者的认可，然后才可作为口述史料使用。舒云女士显然是缺乏起码的学术训练，不懂口述采访的规矩，她自称是采访了上百个当事人，但她采访的这些口述史料，与很多被采访者公开发表的文字在同一件事的表述上差别很大。许多被采访者也因此向笔者抱怨舒云未送他们核实。舒云的这些口述材料，虚虚实实，自相矛盾，添油加醋，节外生枝，完全不能置信。

舒云女士还有一个习惯做法，即在真材料中“掺沙子”，似是而非，以假乱真。如上述舒云讲的林彪逃跑前的情况，就是她借用陈、张两个内勤服务员的名字编造的。在舒云女士的作品中，几乎所有的引注都得重新核对，与原文出入太大了。舒云女士对白纸黑字上的东西都敢这样做，口述材料就更不用说了。

胡适1930年冬在《介绍我自己思想》一文中说：“在这些文字中，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的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在当今乱象纷呈的网络信息时代，胡适先生的这些十分平实的话，对我们明辨是非真伪，仍有着振聋发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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