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今后中国的去向十分悲观，对农民的前景尤为绝望，说："将来生产出来的东西，可是要尽量缴归政府，自家能够保留的，最多只够养活性命，再多是不成的。 换句话说，土改政策，不外是要将富人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等夺过来交给农民，叫他们利用这些工具去替政府生产。这和给牛一个犁和几块地，叫牠去耕，是没有分别 的。牛得到犁和田有何好处呢？贫民为了报答政府的赐赏，除了为政府生产外，遇必要时还要去为政府打战。总而言之，共产党是要用富人的钱和物，用贫民的力和 命，去帮他们打天下" 。

        作为农业经济学家，董的思考的角度不囿于经济。" 组识贫农和一些无产无业的分子，告诉他们说：地主和富农都是封建的，他们残酷地剥削了你们，所有使得你们贫穷。现在我们要帮助你们去吧他们的土地房屋占过 来，把各种农具，家具，粮食，等等都拿过来。那些贫民明明知道所谓地主富农并不是什么封建的，明明知道自己的贫穷并不是由于地主富农剥削，然而政府的委员 既然对他们这么说，叫他们这么做，而且他们是可以得到利益的，又何乐不为呢。于是他们只好硬把自己的良心窒杀掉，随着政府的委员（工作组）一齐去打抢。这 一些贫民即使暂时得到了一点儿物质的好处，可是他们的天良完全被毁灭了。"

        他对土改的批判，和数十年后研究思想文化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等得出一致的结论：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及私人物品统统没收，分给贫农和无业游民，令这些收取不义之财者获得暂时的好处，却令他们失却了良知，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颠覆。在没有宗教信仰，缺乏法制基础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是社会整合之基础。颠倒是非，打家劫舍的土改，为后来的政治运动奠定基础。

        他对随土改而来的乡村悲观预言，包括土改以后就会收回土地搞"社会主义化"，几乎都不幸言中。他祖母曾经是个贫穷的寡妇，善持家，到父亲辈，薄有田产，又 极重教育，故而供他外出求学。且看他如果预言未来的农村教育："在过去，比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学读书，甚至去大都市进大学，所以农村中尚能产知识分 子和各项人才。今后这些人家没有了，所有的全是耕种十亩八亩的小贫农，他们的糊口且不易，哪里还能送子弟进学校。如果学校都改成公立吧，羊毛还是出在羊身 上，在过去有富人负担，贫寒人家可以豁免，现在要大家平均负担，他们负担得起吗？何况孩子们要捡柴拾粪，帮助杂活，即使有免费的学校，也没有去受教育的时 间。农家子弟不能受教育，农人永远不能翻身了"。

        他建议政府用赎买的办法，收购大地主的土地，同时成立自耕农基金，扶持自耕农，借给有能力经营土地的农民购买土地，或向政府租赁土地。其实，他如此建言时，知道土改大局已定，于是悲哀地预言说，政权巩固之后，这个政党就会再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农民被整体奴役，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最后，（这位乐观善良的预言家说：）"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

        董时进出版了多本专着，如《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着有《食料与人口》《农村合 作》等书。 1950年到香港后，写了《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我认识了共产党》，《共区回忆录》等三本小册子，后又在台湾出版了小说《两户人家》。也出过两本英文 着作。他于1950年赴美定居，1984年在美辞世。

        风起云涌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富民之道忧心忡忡，不少理想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靠某种主义得救。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读几 本小册子，听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就可以迷上某种主义，将之奉为真理；而研究问题则须具备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还需要付诸社会实践。遍地哀鸿的年代，知识 分子没有那个耐心。在当年的农业大国中，董时进是极少有学识和经验，了解农村，兼备中国文化和国际潮流视野，又格守理性常识的人才。

        他的真知灼见，淹没在高昂的革命口号声中。看到土改横祸不能制止，董痛心疾首，却并不气馁。"追求了这许多年的民主自由，最后乃不免扑一个空，而且发觉呈 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比历来更专制，更恶劣的景象"。"民主自由本是难得而可贵的宝贝，不是俯拾即是的芥末。为它而奋斗，是很值得的。一生追求不到，还有下 一代，最后总是可以获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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